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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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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叩问陈独秀》第5章第3节  

2008-08-24 10:03:00|  分类: 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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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原因之三:个人的挫折

 

李新宇

 

    新文化运动在1919年已经出现了不祥之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展开,守旧势力加大了对新文化阵营的攻势。社会上谣言四起,不仅是《新青年》集团,连蔡元培和北京大学也开始承受种种谣言的压力。

    我能看到的,首先是你们忙于“辟谣”。

    1919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发表了你的一则“辟谣启示”:“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由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

    3月2日,你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说:“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1]

    3月10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上,胡适也在辟谣:“这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生一种谣言,说文科陈学长及胡适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并说陈学长已逃至天津。……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

    3月16日,《每周评论》发表你的《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再次辟谣。

    忙于辟谣,是因为当时的谣言相当严重。

    今天我能看到的是,此时的北京,盛传你等已被逐出北大。而且,这消息已经波及全国。3月4日,上海《申报》也报道说:北大教员陈独秀、胡适等四人被驱逐出校,闻与出版物有关。3月6日,《申报》又报道说:北大自蔡元培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新,尤以文科为最有声色”。然而,文科学长陈独秀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新潮》杂志,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被旧派人物视若蛇蝎。“传教育部训令北大将陈、胡、钱三氏辞退”。

    与此同时,林琴南发表小说《荆生》,透露了守旧派的某些心理。从小说的故事看,伟丈夫荆生到京游玩,下榻在陶然亭西厢。恰逢皖人田其美、狄莫、浙人金心异也来陶然亭聚会。这个田其美其实就是你。荆生听到了田其美抨击孔子、颠覆伦常的话,听到了狄莫废除文言文言、倡导白话的主张,终于忍无可忍,跳出来痛骂三人:“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而最后的结果是:“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伟丈夫笑骂一番之后说:我今天所以不杀你们,是“留尔以俟鬼诛”。在小说的结尾处,林纾不禁感叹,“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这是叹息,也是呼唤和期待。

这不奇怪。它是新文化运动必然引发的回声。

    与谣言的流行一起,有人开始攻击你个人的私德。可以说,这是中国的老法子,也是“中国道德第一”的证明。在中国,一个人要顺利完成一些事业,特别不易。这种不易就在于做事者需要自身在道德上无可挑剔。否则,他做的事就会令人怀疑,受到连累。在这一点上,你不是无可挑剔的君子。比如,你去过八大胡同吗?大概你无法否认。

    按照一般的道理,这不能说明什么,既然有妓院存在,就有服务对象。去过妓院的,未必人品都不好。但是,蔡元培虽然以兼容并包著称,却对道德特别看重。他在北大发起组织“进德会”,自任会长。你也加入了,成为其甲类会员。按照章程,会员分为三类,甲类会员,实行三戒: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类会员,三戒之外加上不做官,不当议员。丙类会员,于甲乙两类的要求之外,又加上三戒: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关于这些要求,我以为实在没道理。比如,做官、当议员就有损道德吗?我是打定主意不做官的,但我并不反对朋友做官。官场污浊,但因此就把它让给蛆虫去盘踞吗?何况,那并不是哪一家的官场,而是民主制度之下的官场呵!至于那丙类会员,连肉也不吃,简直成了和尚。一群教授制订出这样的规章,真的有点滑稽。

    但是,你加入了进德会,而且当选“评议员”。这就是你的荒唐了。你大概根本没有把它当成什么事,所以,一边加入进德会,一边出入于八大胡同。这虽然不是大事,但也不像你的风格,更不是蔡先生喜欢的风格。他不愿意撤消你的职务,但对你的行为肯定很不满意。而且,他不能不面对舆论的压力。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日子——1919年3月26日。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来说,这不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蔡元培召集相关人员在汤尔和处商量你的事。正是这个会议,决定了你不再担任文科学长的职务。更有意思的是,当年向蔡元培推荐你的是汤尔和,这时力主撤消你的职务的,还是汤尔和。

    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北京大学给你留足了面子:文理科合并,设教务长;从此不再设文科学长。你仍然是北京大学教授。但是,这个事件还是让你离开了北大,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命运。

    它给中国新文化事业带来的影响不可估量。对此,你在当时大概没有细想,其他人也不会细想。大学的人事变动是很正常的,你为了自尊而离开也是正常的。但是,它的影响注定不同寻常。

    你对当时的情况大概不甚清楚。但在16年后,胡适读了汤尔和五四前后的日记。在送还日记时,胡适致信汤尔和说:“此夜之会,先生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后来中国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和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然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他又说:“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当时,我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的‘发言人’了。”[2]

    胡适的头脑始终清醒,这是他的过人之处。而你,冷静想来,常常是激情有余,而缺少必要的冷静和谨慎。遭受这次小小的挫折之后,本也算不了什么,你却采取了自我放逐的方式,请长假一年。结果,是不顾北大下一学期的聘请,从此离开了北大。

    我可以想象你当时的情景,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不会冷静,你也不会自我安慰。你会很愤怒,也会很沮丧,你的性格使你感觉无法再在北大待下去。

    接着就是五四学生运动的发生,是你被捕。你的人生道路一下子改变了。你的情绪又必然因为这种改变而发生激烈的波动,把你的人生带入另一轨道。

    你的离职,已经象征着旧势力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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