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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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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叩问陈独秀》第5章第2节  

2008-08-24 09:55:00|  分类: 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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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原因之二:新的诱惑

 

李新宇

 

191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脚步非常匆忙。刚刚开始的使命并没有完成,新的潮流又汹涌而来。

对于后发展地区来说,有时候会有“后发优势”,那就是可以避免试验的代价,直接采用成功者的经验,一下子进入平坦的跑道。但是,有时候也会出现“后发劣势”。这种劣势有种种表现,有一种往往被忽视,那就是因为后发,必须面对新的干扰。

在欧洲,从文艺复兴开始,到现代社会建成,再到反省和批判的潮流形成,用了300多年。而在中国,这一切都被摆在了同一个时间平面上,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不同选择。在西方,人们曾经一心向前奔,完成了现代文明的许多基础建设,然后,批判者才大面积出现。这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都有一个基础,所以无论批判多么激烈,其效果都往往不过是对现代文明的修补。即使是对现代文明最彻底的批判与否定,也成了在既有基础之上追求至善至美的必要环节,而不能构成对既定文明基础的颠覆。

在中国,情况却完全不同。现代化刚刚起步,现代社会刚刚清基,脚手架还没有扎好,就已面对批判和否定的滚滚大潮。面对种种批判现代性的学说,人们不能不犹豫,并进而思考:这张图纸既然有问题,还要按它施工吗?因此,停工犹豫,或者另寻图纸,一切都难以避免。然而,它可能寻到更好的图纸,也可能白白耽误时间,还可能另起炉灶忙活一阵,最后却发现结果更糟。这就是“后发劣势”常见的情形。

历史老人不容欺骗,没有做完的工作,常常是早晚要做的,偷懒只能是自欺欺人。文明的建设就像造楼房,必须一层一层垒上去。一些聪明人想省点力气,常常是遗患无穷。

一般的人们常常缺少定性,容易被潮流裹挟。在崇尚进化的时代,人们更容易见异思迁,看到新的,就丢弃旧的。其结果,却往往像黑瞎子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最后留在隔肢窝里的,未必是最好的一个。

对你来说,可能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巴黎和会使你看到了西方的局限性和虚伪性,因失望而抬头张望。恰在这时,俄国和德国进行了新的尝试,展示了一套新的方案。

于是,理想的蓝图似乎需要重新描画。即使蓝图无需大改,实现的途径也可以重新考虑。其实很简单:既然俄国在二月革命之后可以有十月革命,那么,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为什么不可以再进行革命?

当时的政府的确是个烂摊子,很容易让人对其失望。既然如此,干脆推倒重来,也是极容易产生的想法。人们的耐心常常是有限的。

在此之前,你没有考虑再革命的问题。这时候,面对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你又开始考虑以再革命的方式解决。经历过一个从政治革命到文化革命的过程,现在,你又要从文化革命重新回到政治革命。这是一个重要的循环。

当然,最先产生这种想法的并不是你。在你之前,已有不少人。在他们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要避免这样的问题,就要反对资本主义。李大钊第一个看到了俄国和德国的榜样。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他就说过,西方的资本家政府对外扩张,都是为了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次资本家政府的战争。”[1]他认为,这次世界大战好比是一场洪水,要洗出一个新纪元。这个新纪元将以俄国和德国为榜样。[2]

1919年4月6日,你在《每周评论》16号发表题为《纲常名教》的文章,说的却是这样的内容:

 

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日本人害怕得很,因此想用普通选举、优待劳工、补助农民、尊重女权等等方法,来消弭社会不平之气。但是这种希奇古怪外国事,比共和民权更加悖谬,自古以来不曾有过,一定传不到我们中国来。即使来了,就可以用“纲常名教”四个字,轻轻将它挡住。日本人胆儿太小,我们中国人不怕!不怕!

 

1919年6月8日,你在《每周评论》25号发表了《立宪政治与政党》、《吃饭问题》等文章。在《立宪政治与政党》中,你说:“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起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与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因为所谓“立宪政治与政党”,是你曾经守护过的现代制度。现在你要破除对它的迷信,而且认为它已经过时。一种趋新的激情在推动着你,开始新的寻找。你过去呼吁个性解放,呼唤人格独立与个人权利,现在开始更多地关注劳工的生计,关注劳苦大众应该获得的社会地位。这一切,都显示着你的道德感,而且体现着你的平等理想。但是,不知你当时是否注意到,一些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有时候也可以对立起来,互相冲突,直至一个挤掉另一个。

当你把吃饭问题看得无比重要的时候,你的理想并未改变,但事实上,你已经面临着新的考验。

你走向了劳动阶级。1919年12月1日,你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说:“劳动者诸君呀!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现在宪法都有了,共和政体也渐渐普遍了,帝王贵族也都逃跑或是大大地让步了,财产工商阶级要求的权利得到手了,目的达了,他们也居于帝王贵族的特权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我想一班失势的帝王贵族,何妨把横竖不能够阔吃阔用的财产送给劳动界同人,自己也归到无产劳动阶级的旗帜之下,来和那班新帝王贵族一决雌雄。象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虽然有点滑稽,我想那班帝王贵族——财产工商阶级——断乎不便说:‘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3]联合失败的旧势力,与“新帝王贵族”一决雌雄,你不认为这是玩火吗?你不怕他们借了新的力量以实现复辟吗?你能保证最后胜利的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帝王贵族吗?

然而,直到此时,你的理想蓝图并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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