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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五四:现代国家理念的传播[上]  

2009-06-13 07:56:20|  分类: 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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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涵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国家理念[上]

 

李新宇

 

   内容提要 《新青年》杂志的初衷就是培养和造就新青年。这个工程需要两路并进:一是破除旧观念,一是确立新观念。确立新观念的重点之一是传播现代国家理念,高一涵承担了这项使命。他的文章比较全面地传达了现代国家理念,不仅可以唤起人们对民主共和的向往,而且与现实形成比照,可以唤起人们变革现实的热情。在当时的新文化阵营中,没有几个人对于现代国家的性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政府的权限、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有系统而全面的见解,高一涵的文章弥补了《新青年》集团的诸多不足,为新文化运动增添了光彩。

   关键词 高一涵 五四 新文化运动 现代国家理念

 

   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都会想到《新青年》,想到陈独秀、胡适、鲁迅等这些响亮的名字,却不一定想到高一涵。其实,高一涵是不该被忽略的。只要翻开新文化运动初期那些有影响刊物,比如《新青年》、《甲寅》、《新中国》、《太平洋》等,随处可见他的名字。尤其是《新青年》创刊初期,高一涵的地位和作用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新青年》杂志的创办目的是培养和造就新青年。这个培养和造就工程需要两路并进:一是破除旧观念;一是播撒新观念。新观念的重点之一是现代国家理念。作为政法学者的高一涵承担了这项使命,做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可是,在后来的岁月里,高一涵却逐渐被淡忘,直到今天,各色历史人物都被重新发现,而对他的研究却仍然很少。从屈指可数的几篇研究文章可见,他显然仍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要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现代国家理念的传播,其代表人物却不是陈独秀,更不是其他什么人,而是高一涵。在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再次提上议事日程的今天,他当年的努力是不该遗忘的。大半个世纪以来对他的忽略,不仅影响了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整体认识,也显示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所遭遇的挫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家理念的考察以高一涵为例。

 

   以《青年杂志》(第二卷改为《新青年》)创刊作为标志,新文化运动拉开了大幕。陈独秀在创刊号的“社告”中写道:“一、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二、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这是《青年杂志》的创刊宗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初衷。

   杂志创刊之初,主要作者不过那么几个人:陈独秀,高一涵、李亦民、汪叔潜、彭德尊、陈嘏,但陈嘏只是在连载小说《春潮》和《初恋》,而彭德尊后来也很少发表文章。第二期增加了易白沙,第三期来了刘叔雅,第四期又来了高语罕,到了第二卷,吴稚晖、马君武、吴虞等人加盟,阵容有所壮大,但在迁往北京之前,作者队伍仍是一个小团体。在这个小团体中,高一涵无疑是一根台柱子,是第二号人物。1917年1月,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迁到北京,作者队伍迅速壮大,高一涵的文章也随之减少,但是,他的地位仍然很重要。后来《新青年》实行轮流主编制,他曾是主编之一,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轮流担负主编之责,地位仍然比鲁迅、周作人等重要。同时,他还参与了《每周评论》、《现代评论》,《努力》等刊物的工作。

   参与《青年杂志》之时,高一涵仍在日本留学,但杂志几乎每一期都有他的文章,而且常常一期就有两篇。第一卷6期刊物,高一涵发表9篇文章,分别是:《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民约与邦本》、《国家非人生归宿论》、《自治与自由》……从文章的题目可以看到,他的文章内容比较集中,体现着他在日本所学专业的特色,讲述的主要是现代国家理念。而这正是《青年杂志》的努力方向之一,显示着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辛亥革命之后,古老的帝国变成了民国,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但陈独秀等人痛苦地看到,上至总统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下至士农工商普通百姓,多数人并不清楚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变化,不明白民国与帝国不同的性质,所以,共和国的政治一时难入正轨。其实,这一切不难理解,因为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国的诞生的确有些仓促,历史的准备显然不足。人们可以迅速完成共和国的制度设计和宪法草案,却无法迅速造就合格的现代国家公务员和合格的现代公民。面对中华民族走向共和的第一步遭遇的挫折,后来的人们往往满足于抨击当日的时政,满足于指责袁世凯。但当时那些清醒的人们知道,发生的一切都不奇怪:一方面,袁世凯和他的同僚们,几天前还是帝国的臣子,转眼就成了民国的总统,这个总统怎么做,他们既不清楚,更不习惯。他们更习惯于按照传统的规矩行事,而传统的规矩就是专制君主制度之下的那一套。另一方面,作为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的公民,人们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由帝国子民到民国主人这种身份的转变,进衙门去见自己花钱聘用的政府官员,仍然要像鲁迅所描写的阿Q那样,不自觉地就要跪下。鉴于这种情况,陈独秀等人做出了与袁世凯、孙中山等不同的选择,要培养青年的公民意识,造就现代公民,从而为共和国造就一个稳固的基础。而要培养现代公民意识,首先就要播撒现代国家理念。在这一方面,陈独秀虽然有足够的自觉,而且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有集中的表述,但是,他毕竟缺少专业训练,对现代国家法理的方方面面,难有全面而准确的把握。就在这种情况下,高一涵出场了,他连续发表文章,致力于现代国家理念的传播。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有“破”与“立”两条战线的话,从吴虞、钱玄同到鲁迅,做的主要是“破”的工作,而在“立”的工地上,高一涵无疑是当时的主将。

   当时的高一涵与陈独秀基本见解一致,对陈独秀的努力给予了全面的配合。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选定青年作为言说的对象,与青年探讨“修身治国之道”[1],高一涵的文章谈的是“共和国家与青年的自觉”;陈独秀发起伦理的革命,高一涵论述的是现代国家伦理;陈独秀致力于唤醒个人,高一涵论述“国家非人生之归宿”……总之,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那些主题,大多由陈独秀提出,而在高一涵那里得到深入的阐发。可以说,正是高一涵使《新青年》一开始就充分显示了同仁刊物思想上的一致性和团体作战的特色,并且为《新青年》增添了现代思想的光彩。

 

   综观高一涵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其中心是传播现代国家理念。他论述共和国家与专制国家的不同性质,论述个人与国家、国家与政府、民主与自由等一系列关系,论述自由的复杂内涵,目的是让人们明白自己与国家应有的关系,进而明白应该如何对待国家和政府,如何做一个共和国公民。这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众所周知,晚清思想者大多有很强的救亡意识。他们也谈议会、民权和自由,但出发点是国家,因而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思考也像对军舰、大炮和铁路的思考一样,目的是国家富强,而没有把个人放到最高位置上。这种思想状况的改变最初表现在海外留学生中,但对国内的影响非常有限。与前代人相比,《新青年》集团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也不再只是救亡。他们更多地从个人权利出发,试图根据自由主义理念重构国家和社会伦理秩序,因此,首先需要唤醒个人,重新确立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在这一方面,高一涵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一系列文章的核心内容就是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论述。

   要弄清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就不能不面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性质。众所周知,古代的帝国或王国,与现代国家性质完全不同。在帝国或王国,国家是帝王的私产,是他们自身或祖先为子孙打下的家业,人民和土地不过是他们的占有物。在这样的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表述的都是基本事实,子女玉帛皆属帝王所有,人民权利当然无从说起。但是,在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建国之后,世界上却出现了一种新的国家,即现代国家。在这种现代国家,情况完全变了:国家是全体公民的,主权在民;政权出自选票,执政者只是人民选聘的管理者;宪法是人民制定的,用以限定政府的权限,并防止执政者僭越或违背人民的意志。这种现代国家首先出现于西方,但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却也开始了这场伟大的历史转换,国家从帝王手中转移到人民手中,不再是帝王或某个集团的占有物。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换,从道理上讲,一般的中国人在这时候才有了自己的国家。正如钱玄同后来所说:“若从中华民国自身说,他是公历1911年10月10日产生的,那一日才是中华民国的真纪元。就中国而论,这日是国民做‘人’的第一日;就世界而论,这日是人类全体中有四万万人脱离奴籍,独立做‘人’的一个纪念日。”[2]但是,对于这个道理,当时的多数人并不清楚。人们不是把昔日的帝国当成了“吾国”,就是把民国混同于昔日的帝国。因此,高一涵需要讲述的内容之一,就是两种国家的不同性质,以及共和国的立国原则。

   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这篇长文中,高一涵首先说明的是共和国与专制国的不同:“专制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专在主权者之一身;共和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则在国民之全体。专制国本建筑于主权者独裁之上,故国家之盛衰随君主之一身为转移;共和国本建筑于人民舆论之上,故国基安如泰山,而不虞退转。为专制时代之人民,其第一天职,在格君心之非,与谏止人主之过,以君心一正,国与民皆蒙其庥也。至共和国之政治,每视人民舆论之为运施,故生此时代之人民,其第一天职,则在本自由意志(Freewill)造成国民总意(Generalwill),为引导国政之先驰。”[3]在《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中,高一涵介绍了伯伦智理(Bluntschli)的学说:“向也国家剥夺人权,因亦讳言小己之自由。国民多为无权利之奴隶,所谓自由公民,仅少数耳。……今也国家一视同仁,凡属人类,均享人权。”这里的“小己”就是“个人”。在这段话后面,高一涵批注道:“人民为国家之牺牲品,若主人之豢畜犬豕麋鹿然,视人若物,剥尽其权,此太古国家之盛衰兴废所以……今者国本在民之理,大阐明于西方。举国家全力,保护人民之权利。人智日启,即国家之文化日高。国家文明,因人演进。自今以往,日新月盛,将永绝一治一乱、突兴突败之局,而立不退转之文明。”他为此而奋笔写道:“保障人权,其今日立国之神髓也欤!”[4]在《民约与邦本》中,他又着眼于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写下了这样的内容:“往古政治思想,以人民为国家而生,近世政治思想,以国家为人民而设。”“宪法由国家主权而生,非以限制国家自身之权力,乃以限制国家机关之权力。即规划政府对于人民布政运权之范围者也。”他告诉人们,现代国家的宪法来自人民,是限制国家机关的,不是限制人民的。国家主权在民,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履行职责,人民就可以更换政府。他强调说:“古今国家观念之根本差异,即在此主权所在之一点。”[5]也就是说,古代国家主权在君,现代国家主权在民,这是根本差异。这种论述,从根本上说明了什么是国家的现代性。这是当时和后来的人们都常常模糊不清的。

   在论述共和国的性质时,高一涵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共和国为何物?他告诉人们,共和国有其形式,又有其精神。形式是什么?他讲了两点:一是国家主权在民。二是共和国元首权力来自公民选票。“主权在民”是高一涵反复论述的一个重点。在他翻译的伯伦智理的《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一文中,他点评道:“今世国家原理,在以国家为全体人民之国家,非为主政者一人之私产。无间君主共和,皆取惟民主义。”在《民约与邦本》一文中,他介绍了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的学说,强调人民的权利和国家的职能:“国家之存,专以保护人民权利为职务。治权之运行,终不能超民权而独立。”关于共和国执政者,高一涵说:“其得位也,由于选举,其在任也,制有定期,非如君主之由于世袭终身也。”

   关于共和国的精神,高一涵解释说:“共和原文,谓之Republic。考其字义,含有大同福祉之意于其中,所以表明大同团体之性质与蕲向者也。就法律言,则共和国家,毕竟一律平等,一切自由,无上下贵贱之分,无束缚驰骤之力,凡具独立意见,皆得自由发表,人人所怀之意向,蕲求感情利害,苟合于名学之律,皆得尽量流施,而无所于惧,无所于阻。就政治言,使各方之情感思虑相剂相调,互底于相得相安之域,而无屈此伸彼之弊,致国家意思为一党一派一流一系所垄断。故民情舒放,活泼自如,绝不虞抑郁沉沦,以销磨其特性而拘梏其天机。”高一涵还强调了共和国的法理秩序:“人民创造国家,国家创造政府,政府者立于国家之下,同与全体人民受制于国家宪法规条者也。执行国家意思,为政府之责。而发表国家意思,则为人民之任。”人民如何发表个人的意思而使之成为国家意思呢?私下议论当然不够,而是要诉诸舆论,所以共和国必须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作为保障;要通过议会,所以要有自己选举的议员作为代言者。[3]

   在《共和国与青年之自觉》第三篇中,他引用了美国人对国家的解释:“国家者乃自由人民,为公益而结为一体,以享其所自有,而布公道于他人者也。(A.Stateis adody of free persons united together for common beneft to enjoywhat is their own and to do justice toothers.)”然后总结说:“国家创造之主曰自由人民,所以创立之因曰为公益,所以永存不灭之理曰主公道,曰适宜于人群兼备,此四种要素而后国家方克巍然存乎天地之间,反乎此者,皆谓之违反今世国家成立之原则。”他讲述法国大革命的成就说:“人权宣言之大旨:一曰自由平等,根于天生。二曰国家主权,完全在民。三曰法律主于人民总意,一视同仁。至其赋税,不得人民许诺,即不得增加一钱。”[6]

   论及现代国家的性质,高一涵反复强调的是:国家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保障人民权利的工具,个人与国家的本末关系不能颠倒。在《国家非人生归宿论》中,他批评一些以国家为目的的人,“殊不知国家为人类所创造之一物,其实有体质,即为人类所部勒之一制度,用为凭借,以求人生之归宿者也。”一事之起,必有因由,人为什么要建立国家?高一涵回答说,人们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且愿意付出代价养活国家,说到底是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因此,如果国家不能满足人民需要,或违背了人民的愿望,就失掉了存在的合法性。“制度而不适于人群,斯直无可存之资格,终亦必亡而已矣。”他反复强调说:“盖先有小己后有国家,非先有国家后有小己。为利小己而创造国家,则有之矣;为利国家而创造小己,未之闻也”。“国家为人而设,非人为国家而生。离外国家,尚得为人类;离外人类,则无所谓国家”。[7]

   在《民约与邦本》中,他介绍了洛克的学说,认为洛克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国家与政府的区别,“其第一要义,即在限制主权之行使。彼以为太初天下,人民之自由平等,得自天然。及相约为国,乃画定权力,若者托诸政府,若者仍留于人民。国家之存,专以保护人民权利为职务。治权运行,终不能超民权而独立。政府行使权力,设有所过,人民得收而反之。”他认为洛克的学说有三个重要之点:一、最高主权为人民所保留;二、政府权力来自委托而非固有;三、政府行动只有在宪法规定范围之中。然而,他对洛克的学说似乎并不满意,认为他的学说“升堂矣,而犹未入于室也”,真正入室者是卢梭。他认为,是卢梭确立了人民主权观念,“国家主权,几与人民之主权同视。政府为奉行国家意思之公仆,而绝不能发表国家之意思。立法之权永存于人民之手。……真正主权之人,惟属于人民全体。主权既在人民,断无自挟主权以迫胁人民自身之事。于是凡为政府,即为奉行人民总意之仆。选仆易仆,无容动其声色。”

   众所周知,前现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的重要不同,不仅表现于主权所在,而且表现于权力的范围。前现代国家有无限的权力,不仅是“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而且国家支配和控制一切,从宗教、典章、道德、习俗,到技艺、学术和文化,君主都有权横加干涉。当然,古代君主之所以在法理上有权干涉一切,主要原因就是国家是他自家的,所以从耕田织布到思想学术和文化娱乐,事无巨细他都有权过问。一般百姓只是被占有物,置身于别人的国家,只能被动地接受管理,生产国家之所需。但人类文明开始进入现代之后,情况不同了,现代国家主权在民,政府只是人民聘来的经理,因而权力有限。人民为防止国家权力损害人民权利,就要进行相关的制约,规定国家的权限,使其在宗教信仰、科学、技术、文艺、学术等方面都不得直接染指。高一涵对此有深入了解,也有精彩论述。概括起来,他关于国家权力有限性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人的外在行动,而不能涉及人的内心。“盖国家蕲向,有实行、理想之别。……凡人为之发见于外者,国家可加以制裁。至蕴于心意中之思想、感情、信仰,虽国家亦无如之何。以国家之权力,仅及于形式,而不能及于精神。”[7]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只限于保障人民自我选择、自我行动的权利,而不能越俎代庖,替他们行动。在这一方面,他在多篇文章中都有明确的表达。在《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中,他说:“立宪国家之第一要义,即在限制其政权,而范围之于法律之中。国家违法,与人民违法,厥责维均。盖国家人民,互相对立,国家权力,仅能监护人民之举动,防其互相侵害,无间于物质精神,国家均不能以自力举行之。国家可高悬奖励学术技艺之典章,而不能以其权力自图其发展;国家可颁布奖励生产企事业之命令,而不能自任勤劳、自冒危险。其所能立者,则立于人民之后,赞助人民自为之耳。”在《国家非人生归宿论》中,他又强调了这样几点:一、“国家可赞助人民,使求终极之蕲向,而不能自代人民以求之”;二、“国家可颁布一切制度,以奖励人民之行为,不能代人民自行、自为之”;三、“国家可以权力鼓舞文化、学术之动机,不能自行进展文化、学术之事”;四、“国家但能颁布善良政策,助起产业之昌盛,鼓励勤劳者之心神。至生产企业投资、服役之事,亦非国家所能自行也”。他认为:“国家职务,在立于亿兆之间,以裁判其相侵、相害之事实,调和其相需、相待之机宜。奖励其自由,所以发其自治之动因;保护其人格,所以期其独立之结果。人民求其归宿,必取径于权利之一途。国家惟立于人民之后,持其权力鼓舞而振起之,以杜其害,以启其机,足矣!”他还引用了管子的话告诫政府:“‘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此则保护权利说之真正价值也。”[7]强调国家权力的边界,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他所向往的,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政治格局。由此可见,高一涵深得自由主义真谛。

   综上所述,关于现代国家理念,高一涵着重强调了三点:一是主权在民;二是国家是人民为保障个人权利而创造的工具;三是国家权力有限,不能侵害个人权利。这一切,都是当时处于摇篮中的共和国急需的文化补课内容。高一涵关于现代国家理念的这种言说,不仅可以唤起人们对民主共和的向往,而且可以与中国现实形成某种比照,使人们看到中国与真正的共和国家的差距,唤起人们把民主共和落到实处的热情。对于高一涵来说,这一切都是自觉的。面对中国的现状,他不无感叹地指出:“回顾吾邦,事事返古,出死力以排除近世国家原理。似惟民主义能行万方者,独不能行于吾国。……各国皆循进化大势以前趋,独吾一国必遥立于天演公例而外,逆进化之大势而退转。自由平等人格权利,在他国视为天经地义,倾国家全力以保护之者,在吾国必视为离经叛道,倾国家全力以铲除之。他国已入于一治不乱之时者,吾国必永罹一治一乱之劫。犹曰:此吾国历史之特征也,此先王之微言大义深入人心也,此亚洲民俗不能强合欧美也。囚心于虞夏商周,定睛在三皇五帝,迷身于一朝一代历史现象之中,举其比例参勘观察会通之官能,屏而不用,则迷于一国史迹,更何待言。”[3]与中国现实的这种联系,进一步突显了言说的意义。

 

原载《湘潭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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