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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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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倒地瓜  

2009-06-06 08:02:25|  分类: 散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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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地瓜

 

李新宇

 

   晚秋或者是初冬的早晨,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完,地头的枯草结满了霜。天蒙蒙亮,就有人走出村子,在薄雾中匆匆奔向田野。他们肩上扛了镢头,手里提了筐,或者那筐就在镢头上,挑在身后。于是,天亮之后的田野上,三三两两,到处都是刨地的人。

   人们知道,他们不是刨地,而是在“倒地瓜”。

   “倒”,在这里读daò,四声,但不是“倒茶”、“倒水”、“倒垃圾”的“倒”。那个“倒”是更常用的词,无论把垃圾倒掉,还是把剩饭倒掉,其动作都是把容器翻转或者倾斜,使里面的东西出来。“有人要来住几天,把那个房间倒出来。”“倒房间”、“倒个地儿”,其实也是从这个意思引伸而来,只是不能翻转容器,改为把其中的东西弄走。“倒”作为动词使用,常用的还有“倒车”,那是意味着向相反的方向运动,是倒退的意思。而“倒地瓜”的“倒”虽然也是动词,意思却与前面这些用法完全不同,而且现代汉语辞典里没有收。这里的“倒”要使用一个工具,而且反复动作,那动作又需要使对象反复颠倒。相近的常用词并不太多,我能想起的只有“倒粪”,也就是用镢头在粪堆上反复刨,把粪弄碎。但“倒”不是“砸”,因为“砸”是不能把泥巴一样的粪肥弄碎的,只有“倒”。由此可见,“倒”的主要形式就是用镢头反复刨。队长说:“王二和张三下午把路边那几堆粪倒一下。”王二和张三下午上工时肯定是带镢头,而不是别的工具。“倒粪”一词也常被引伸使用。比如有人告诉你:“今晚上王书记又要倒粪了。”并不是说王书记要亲自去把某堆粪肥弄碎,而是他要发表讲话。把歪理邪说或人们不愿听的话翻来覆去地说,我的乡亲们称作“倒粪”。“昨天干什么去了?”“参加三干会,听倒粪去了。”就是村里的干部,也常把听上级报告称作“听倒粪”……

   真不该说这些闲话,地瓜那么香甜,说这些有点倒胃口。我在这里只是想说明一个动作:倒,就是用镢头反复刨。明白了这个动作,“倒地瓜”就无须再多作交待了。

   在我的记忆里,倒地瓜似乎总是在薄雾之中,咳嗽声也能传得很远,而且东方总是有又红又大却没有光芒的半个太阳。仔细想来,那应该是即将收工回家的时候。刚到地里,一般是先看好一片地,也就是选那些没被倒过、或被倒的次数较少的地方,把筐放下,把棉衣脱下来往筐上一扔,在手心里吐口唾沫,就开始刨起来。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之后,筐的四周就会有一些地瓜堆在那里。而这时候,人的头上差不多都像蒸笼,有腾腾的热气往上冒。这些热气腾腾的头常常会同时看看东边的太阳,然后说道:“该回家吃早饭了。”于是,把镢头上的土擦掉,走向筐边蹲下,小心地弄掉地瓜上的泥土,把它一块块拾进筐里,仍然如来时一样,提着或者用镢头背着,踏上回家的路。那用手提着的,差不多面带愧色,一路无语;那背在背上而且压弯了腰的,气喘吁吁,却偏偏爱说话。

   倒地瓜的活儿要干很长时间。从地瓜收完,一直到大雪封地,在至少一个月的时间里,人们在出工之前或收工之后,差不多都要到地里倒一会儿地瓜。经过反复倒,地瓜当然越来越少,于是,倒地瓜的人也日渐稀少。但在大雪封地之前,总会有人不惜力气,为了三两块地瓜,去刨上一个早晨。那时倒出的地瓜又脆又甜,特别好吃。有一种“飞地瓜”,是很长很长的“飞根”扎到很远很深的地方长的,因为地底土质坚硬,它被挤得变形,曲里拐弯,却是地瓜中最好吃的,如果现在有人卖,那价格应该在一般地瓜的五倍以上。因为想要刨出它,常常要追着那条飞根刨出很远,最后又要深刨一个大坑。所以,“飞地瓜”往往要到最后才有人刨。

   说起倒地瓜,激动人心的还是第一遍,因为它收获颇丰。但是,第一遍不能随便倒。这是一个秘密。类似的秘密全国各地都有,但至今未见公诸于众。一些社会学家、人民公社经济史专家,已经注意到当年农村出现的“瞒产私分”的现象,但对于它的具体形式,却很少有人深入研究。

   所谓“瞒产私分”,是特殊经济制度之下的特殊现象。从60年代到70年代,上面总在反对“瞒产私分”,下面则不断有干部因此而被撤职查办。可是,在人民公社的历史上,“瞒产私分”却一直是屡禁不止。原因其实很简单:它对动力太普遍、太强大了,而且源自人性。众所周知,小农经济的进步性在于它使农民获得了自主性,农民有自己的土地,有经营自主权,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想怎么种就怎么种,最后的收获在向官府纳税之后,都归自己所有。所以,小农经济能够比较充分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且可以成为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在人民公社制度之下,情况却完全不同,农民失掉了土地,失掉了生产自主权,同时也失掉了收获的权利。辛辛苦苦一年下来,眼看着自己种出的粮食作为“爱国粮”被运进国家粮库,自己却要饿肚子,苦苦等待上面拿“救济粮”来“救济”。农民没有多少思想,也不愿往深入想,但涉及肚子,应对的办法总是要想的:怎么能多分一些呢?尽管场上有的是粮食,仓库里也有的是粮食,但国家不准分。分给社员的粮食需要上面批准,批准300斤,每人每年就有300斤口粮,批准350斤,每人每年就可以吃350斤,队里一斤也不能多分。怎么办呢?“瞒产私分”就出现了。“瞒产”就是隐瞒实际产量,“私分”就是偷偷地分。明目张胆是不行的,能私分的东西有限。小麦无法瞒产,也无法私分,因为它是细粮,好吃,所以国家抓得紧,从麦收开始,上面就派干部来盯着,免得让农民近水楼台先吃掉。分配时必须有上面的干部在场,30斤就是30斤,50斤就是50斤,一两也多不了。地瓜就不那么重要了,地瓜干当口粮,城里人不喜欢,所以派给农民。农民也乐于接受,因为5斤鲜地瓜折1斤口粮,而事实上4斤就能晒一斤地瓜干。所以,在“反瞒产”最严厉的时候,曾经不准分地瓜,要求队里晒成瓜干之后再分。可是,队里实在没有把地瓜晒成瓜干的能力。把地瓜分到农民家里,男女老幼,起早贪黑,就把它晒成瓜干了;如果由队里来晒,根本没有那么多劳力,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地瓜却肯定要烂在地里,这是1958年试验过的,文革时期又试验过一次,仍然以失败告终。人还是那些人,活儿还是那些活儿,为什么分到各家各户就干了,放在集体就干不了?这里肯定有思想问题,根本是农民的觉悟低。所以,那个时代想出了许多解决的办法,比如让农民学雷锋,要爱社如家,大公无私,教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可惜都没用,积极分子评了一大堆,模范和标兵层出不穷,农民的“私”字却固若金汤。

   权威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巨大的,它能使不识字的老婆婆开口就是新词儿,却最终没有战胜农民的肚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肚子饿的感觉在这个人群的历史上功不可没,因为正是它以特有的力量戳穿谎言,开始矫正历史。

   分地瓜了,一根杠子一竿秤,两个青壮社员用杠子抬起装满地瓜的篓子,保管员扶秤,明明是110斤,保管员高喊:张三,100斤!再一篓,108斤,保管员喊:不够,再添!秤上到了110,保管员高喊:李四,100斤!于是,全队社员的地瓜,100斤都是110斤,200斤就是220斤,都比上报国家的账目增加了10%。可是,地瓜没有分完,第三天,这个保管员就被撤职查办了。一个秋收,公社不知要开几次大会批判瞒产私分的干部。而且,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会有叛徒,社员中也有叛徒,为了更大的利益,他们会到公社报告,公社派人来查,查来查去,就露馅了。所以,在文革后期,已经没有人还敢那样私分。

   怎么办呢?眼睁睁看着自己种出的粮食都运进国家粮库,然后挨饿,等“救济”。人们仍然心不甘。队长想出了一个办法。当然,他是不敢说的,但社员们大多明白。他的做法是专挑那些没力气或干活儿不扎实的人去刨地瓜。他在后面拼命催促:“快一点儿!怎么这么慢呢?这像干活吗?一上午就刨一垄,我们哪年哪月才能刨完?”于是,那些人加快了速度。他只要求速度,不要求质量,与平时的表现大不相同。有人心里就明白了,挥舞起镢头,一镢一窝,管它是否刨得干净。不明白的人为了赶上,也常常整窝整窝地落在地里。结果,地里就留下了大量地瓜。人们心里像明镜似的,所以这收过的地瓜地必须平均分配。晒瓜干需要场地,就分晒瓜干的地场吧!为了公平,按所分地瓜的数量分,会计拉了米绳进行准确丈量,精确到以厘米为单位。于是,在切晒瓜干之前,家家户户都先荡平那块地,必然收获地堆地瓜。地瓜干晒干收回之后,各家各户又会认真倒一遍,那数量绝不止所分地瓜的百分之十。

   晨雾里倒地瓜,已经是第二遍或第三遍,可以到处串。哪家人干活扎实,哪家人干活不扎实,大家心里都清楚,所以首先涌向那些地片。人们在那里沾了便宜,却不会说主人好话。而在那些干活扎实的人倒过的地段里,常常是刨了半天连一块也刨不到,嘴里骂着,心里却充满了佩服与敬重,如果有女儿的话,就愿意嫁给这样的人家。当然,娶媳妇也愿意娶这样人家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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