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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当代文艺症状分析》之一:公式化与概念化  

2009-05-30 07:46:35|  分类: 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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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化与概念化

 

李新宇

 

   公式化和概念化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长期存在的问题,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创作自由空间的扩大,整体的情况大有好转,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尤其是在主旋律文学中,公式化、概念化的表现仍然十分严重。作为当代文艺的顽症之一,很有探讨的必要。本文只是对其长期难以克服的原因进行粗略的分析。

 

   其实,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可谓源远流长,早在革命文学运动初期就已经产生了。无论是19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还是1930年代初的普罗文艺,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都是其突出的特点。在那些作品中,空洞的议论往往代替生动的形象描绘,概念化的理解往往代替丰富的生活。作家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不是忠实于生活,而是为了概念的需要而编造生活,因而必然导致了作品的概念化。比较清醒的批评家们当时就已指出:那些小说把革命的理念强加给了那些不识字的工人,让他们具有非常高的政治觉悟,并且开口就是豪言壮语;革命只有胜利而没有失败,地主资本家一打就倒,英雄总有美人相伴;而且普遍存在“脸谱主义”:“许多革命者只有一张面孔,——这是革命者的脸谱,许多反革命者也只有一张面孔,——这是反革命者的脸谱;……这些人物不是‘活’的革命者而是奉行革命的机械人。”[1]

   然而,这些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随着政治对文学的进一步要求而表现得更为严重。进入195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文坛形成大一统格局,公式化和概念化也成为的一个普遍现象:同样的题材,同样的主题,同样的人物,相互雷同的构思,真可谓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虽然作品产生于不同的作家,但不同的作家拥有同样的模子,因而可以把作品铸造得一模一样:革命总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生活总是从苦难走向幸福,革命者总是光荣正确,敌人总是卑鄙无耻,社会主义建设一定是热火朝天、一日千里,农业合作化运动则必然是带头人立场坚定、贫下中农积极响应,富裕中农犹豫不定,地主富农从中破坏……

   这种公式化和概念化的现象是文学在具体的生存环境中必然出现的结果,但并不是文坛主导者所希望的结果。在当时的文艺政策的指导之下,它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指导者并不希望这个现象产生。通过当时的报刊不难看到,当时文艺界的指导者对于这种现象并非没有及时注意,也并非没有努力解决,而且是一直试图解决它。早在1953年9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周扬在题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就指出:“在文学艺术战线上,我们必须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表现继续进行批判的工作;比方,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轻视自己民族的传统,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的表现之一,这种思想就是必须加以批判的。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我们的一个长期的任务。同时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反对文学艺术创作上存在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一切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如果不克服这些倾向,我们的文学艺术就不能前进。”[2]这段话透露了当时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它是与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相伴随的;属于反现实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是周扬,对问题的认识不算不清楚。三年之后,1956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召开,会议的重要主题就是反对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周扬在报告中再次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和危害文学艺术发展的各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人民的思想和倾向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和我们的文艺创作成长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当普遍存在的最有害的毛病之一——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作斗争。”[3]他批评说,因为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许多作家把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描写得单调乏味,使文学缺少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因而缺少应有的振动人心的力量。他仍然把概念化、公式化的问题归结为“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对其进行严厉的批评。在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人的号召下,许多作家、批评家都对公式化和概念化进行过尖锐的批评。

   但是,令后来的人们不能不感到奇怪的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却没有因为上下一致的口诛笔伐而消失,而是愈演愈烈,伴随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一路走来,终于在文革文学中发展到顶峰,形成了一系列构思模式。比如:“书记来引路,队长(厂长)犯错误,知识青年一时糊涂,揪出一个狗地主(特务)”;比如:无论助人为乐还是英勇抢救国家财产,英雄人物的耳边总是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在1950年代以后的文坛上,权威意识形态的力量历来是所向披靡,为什么对公式化和概念化的现象一筹莫展?其原因究竟何在?

 

   对于公式化和概念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当时理论界一般的看法是“主观主义”和“脱离生活”。

   在1953年,周扬作过这样的分析:“主观主义的创作方法是严重存在的。有些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概念出发,这些概念大多只是从书面的政策、指示和决定中得来的,并没有通过作家个人对群众生活的亲自体验、观察和研究,从而得到深刻的感受,变成作家的真正的灵感源泉和创作基础。这些作家不是严格地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规律,而是主观地按照预先设定的公式来描写生活。”[2]到了1956年,他仍然认为“这种倾向的产生,主要是由于青年的作家缺乏创作经验,而有经验的老作家对人民的新生活又还不熟悉;很多题材是新颖的,前人所没有写过的,作家不容易驾驭它们”。[3]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周扬毕竟不是外行,可以说,他的分析基本不错。

   茅盾在《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中也说:“概念化和公式化都是主观主义的产物。它们是一对双生的兄弟。这种创作方法是违反现实主义的根本原则的,……它不是从客观的现实出发,而是从作者主观的概念出发,它把复杂而丰富的现实生活简单化为几个概念所构成的公式,其结构是所谓落后、对比、转变三段法,人物形象则有一定的几张‘脸谱’,不论所写的是工厂,或是农村,不论主题是增加生产,或是争取婚姻自由,都可套用这样的公式。这样的作品当然就不可能有真实性和具体性,当然也不会被群众所喜欢。这样作品之所以产生,根本的原因是作家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用闭户造车的方法去写作。”[4]作为一个创作经验丰富的著名作家,茅盾说的也不是外行话。

   应该承认,无论周扬还是茅盾,他们的看法并非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确是一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它的根本症结的确在于作家的创作不是从生活中来的,不是从客观现实出发的,的确在于作家们脱离真实的生活而“闭户造车”。可是,作家为什么不从生活的客观现实出发而从概念出发呢?当时的理论家却没有触及。

   作为克服这种倾向的方式,在长达几十年的历史上,人们开出的药方一直是“深入生活”。应该说,这个药方也不算错。因为生活本身是多姿态多彩的,作家的感受也会有千差万别,只要深入生活,并且忠实于生活,把生活本来的面貌写出来,把作者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写出来,作品怎么可能千篇一律呢!

   可惜有是,“深入生活”的药方却注定了不能解决问题。对于政治意识形态制约之下的文学来说,深入生活只能是一句空话,不可能付诸实践,因而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人们不能不面对一个重要的矛盾:文学应该服从政治需要还是服从生活真实?应该坚持党性原则还是坚持现实主义原则?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这似乎是可以解决的,比如“无产阶级的党性与客观真实性的统一”,但在实践中解决起来却并不容易。不愿完全放弃艺术的人们清楚地意识到艺术与政治的结合必须通过艺术自身的特殊性,然而,“过分强调特殊性,会引向脱离政治;一笔抹杀特殊性,结果只是取消艺术而已。”社会主义的文学不能脱离政治,但也不能取消艺术,因为取消艺术“对政治也仍然没有好处”。[5](P387)政治家们只是对文学艺术提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而很少考虑到艺术的特殊性。文艺界的一些领导人毕竟熟悉艺术,知道公式化和概念化的作品并不能很好地服务于政治,因此,为了让艺术更好地为政治服务,也要反对公式化和概念化。但是,在反对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同时,却又深怕作家们放弃从概念出发去认识和表现生活的基本创作公式;在高喊深入生活的时候却深怕作家艺术家们真正深入生活去直面生活的全部真实。所以,文艺界的领导人往往一方面强调“必须从斗争中、生产中、工作中去建立和群众的真实的亲密的联系”,一方面又强调“必须学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及党和国家的政策的观点来考察、估量和研究生活,免使自己掉在生活的大海里而迷失方向。”[2]

   一方面大谈公式化和概念化问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作家和创作不是从客观生活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一方面却不顾创作的实际而批评作家片面追求“外表的生活真实”,警告作家不要“因而就走向自然主义的道路”。这样,就使反对公式化和概念化的行为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方面反对公式化和概念化,一方面必须坚持导致公式化和概念化的那些创作原则;一方面批评创作中的反现实主义倾向,一方面又要千方百计地对现实主义进行限制;一方面反对作家从概念出发,一方面又必须坚持那些概念;一方面号召作家深入生活,一方面又要警惕作家深入生活之后“迷失方向”。

   而且,在当时的文艺规范之下,所谓反对主观主义,只是反对作家个人的主观主义。在克服个人的主观主义的同时,却是将文学艺术家统统纳入政治权威的主观主义。而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根源恰恰在于作家丧失了个人主体性而必须服从政治权威的意志。丢掉个人的主观主义而服从权威的主观主义,必然是进一步克服作家对于自己理解生活、判断生活和表现生活能力的自信,因而更进一步地导致公式化和概念化。

 

   更为重要的是,“深入生活”这一词语的使用本身就有其特定的背景和逻辑前提。从一般意义上说,每一个人都在生活之中,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不可能置身于生活之外,因此,每一个作家都必然有自己深入其中的生活。那么,作家怎么可能“没有生活”?“深入生活”又从何谈起?直到今天,这个口号仍然被常常使用,却很少有人思考过它的特定含义。其实,“深入生活”这一概念之所以具有实际意义,是建立在知识分子作家个体精神存在合法性丧失这一基础之上的,是与知识分子作家被改造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它的逻辑前提是作家自己的生活已经不是生活,只有工农大众的生活才是生活。文学必须表现工农兵的生活,但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却对工农兵的生活不熟悉,对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也不了解,因此,就必须到工厂、农村或部队去“深入生活”。

   正因为这样,“深入生活”更注定了不能解决公式化和概念化的问题。

   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文学创作需要自我生命的投入,需要真情实感和真实个性的自由飞翔,没有作家主体生命的真诚投入,就不可能产生有血有肉有个性的创作。然而,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规范却要求作家表现工农兵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当然,如果一个作家本身就是真正的工农兵,这也许并不困难,那个时代有大批工农兵作者出现,与此密切相关。但是,作家们却大多数并非工农兵,尤其是那些从五四或30年代走来的作家,就其大多数而言,都与工农兵距离甚远。他们无论怎样努力,都很难真正在思想和感情上与工农兵完全一致。而大众化的方向却规定作为知识分子分子的作家必须实现与工农兵在思想感情上的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政治的要求,在思想感情上放弃真实的自我,而勉强扮演工农大众。而且,当代文学史上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革命队伍总是在改造既有的作家的同时努力培养自己的作家,但自己的作家却并不可靠。战争年代的“红小鬼”在成为作家之后,就往往因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而“蜕化变质”,成了“资产阶级”;工人的女儿或贫农的儿子只要上了学,接受了较多的学校教育,也似乎改变了固有的阶级成份,因而必须经过“再教育”才可以使用。因此,即使是工农兵出身的作家,只要成为作家,就仍然是需要改造的,仍然需要“深入生活”,根据某种概念“扮演”工农兵。

   这就出现了演员与角色的矛盾。我把这种冲突称作“真实主体”与“模拟主体”的冲突。从革命文学运动开始,一些知识分子就非常自觉地代大众立言,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立场而努力获得大众意识,但是,他们虽然高喊着要做大众的留声机器,留声机里放出来的却并不是真正的大众的声音。人们意识到了非无产阶级作家表现无产阶级意识的困难,因而开始实施对创作主体的改造,但知识分子要彻底脱胎换骨并非容易的事。尽管作家们艰难地模拟大众的一切,但成功的经验的确不多。因为作家面临的另一重矛盾是:无论怎样深入生活,也注定了无法获得所谓“工农兵”或“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作家们虽然受命做人民大众的代言人,而且真诚地去深入生活以把握工农兵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思想感情,但是,他们却陷入了一个迷阵:无论“人民”还是“大众”,都是一个宏大的能指,空泛而又抽象。严格地说,任何人都找不到“人民”和“大众”在哪里。人们可能熟悉人民大众的某些分子,却无法把握整体的人民大众。深入生活的作家遇到了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对生活的真实描写往往被批判为歪曲现实,对大众思想感情的成功模拟常常被指责为别有用心。很多作品之所以受批判,不是因为作家没有深入生活,也不是因为作家没有获得大众的思想感情,而是恰恰因为对生活的深入了解和真实表现。然而,面对“不真实”或“歪曲生活”、“丑化工农兵”之类的指责,作家们却无法为自身辩护,因为无论你怎样深入生活,所熟悉和把握的也只是大众生活的一小部分,你无法断定它究竟是不是能代表“大众”。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作家们纷纷响应号召到工厂和农村深入生活。如果一个作家因为深入生活而了解了工人和农民实际生活中的艰难和困苦,并且真实地写出来,就必然要受到严厉的批判,其罪名往往是“歪曲生活”、没有表现出生活的“主流”和“本质”。“深入生活”的药方不但不能解决问题,甚至给一些真诚的作家带来了更多的麻烦。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方式就是努力把握生活的“主流”和“本质”。什么是生活的“主流”和“本质”?对于丧失了个人主体合法性的作家来说,当然无权做出判断,而只能到红头文件、报纸社论和领导讲话中去寻找。当所有的作家都到同一份文件中去寻找生活真实的时候,公式化和概念化怎么能够避免?

   所以,这一问题的解决并不在于深入生活,也不在于克服主观主义,而在于确立作家个人主体性的合法地位,承认每一个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对生活的理解和判断的合法性。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作家无论自愿还是被迫,放弃自己的生活而去体验别人的生活,放弃自己的立场而去获得别人的立场,放弃自己的思想感情而去获得别人的思想感情,都必然导致文学作品失掉个性,也必然导致文学艺术作品的公式化和概念化。

 

 

载《济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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