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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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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五四:现代国家理念的形成[下]  

2009-05-02 08:15:14|  分类: 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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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现代国家理念的形成[]

——以陈独秀为例

 

李新宇

 

   《新青年》努力倡导新的思想文化,但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它并无多少专利可以申报。因为只是在重申一个理想,继续一项事业,而他们的理想和事业在辛亥革命之前以留学生为核心的知识分子中已经开始。就国家理念而论,伴随着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的争论,一些人已经具有了现代国家理念,对国家的不同性质、现代国家的立国原则等有所思考。比如国家主权在民、国家是保障国民权利的工具、必须限制执政者的权力等基本观念,在一些人那里已经确立。在革命到来之前,一些人已经在传播和弘扬这些理念。这是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不应遗忘的。

   在1901-1911的十年时间里,许多报刊(如《国民报》、《直言》、《浙江潮》、《国民日日报》、《大陆》、《游学译编》等)都发表过传播现代国家理念的文章。有人曾经在不同的报刊上连续发表《说国民》、《公私篇》、《权利篇》、《箴奴隶》等非常精彩的文章,讲述现代国家法理,张扬公民权利观念,区分国民与奴隶,论述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说国民》开篇写道:“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曰可。民主国之总统,不得谓之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是无所谓君也。又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民乎?曰不可。民也者,纳其财以为国养,输其力以为国防,一国无民则一国为丘墟,天下无民则天下为丘墟。故国者民之国也。”然后作者告诉人们,虽然我们都属于某个国家,但实际身份却有“国民”和“奴隶”的差别。这差别的标志就在于是否有权利、责任和自由,是否能独立和自主。文章对权利是这样解释的:“何谓权利?曰: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即与以参与国政之权利。故一国行政之权吾得而过问之,一国立法之权吾得而干涉之,一国司法之权吾得而管理之。一国有利,为吾切己之利,必合群利以求之;一国有害,为吾切己之害,必誓死力以去之。故权利者,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夫然后乃谓之国民之真权利。若夫以一己之权利,拱手而授之他人,君主以一人而占有权利,我不敢与之争;贵族以数人而私有权利,我又不敢与之争;甚至外人盗我权利、诈我权利,我亦不敢与之争;是谓放弃其权利者也。无权利者,非国民也。”根据这种界定,中国人不是国民,而是奴隶,连那些地位显赫的官员也是奴隶:“其奉迎于上官之前则如妓女,奔走于上官之门则如仆隶,其畏之也如虎狼,其敬之也如鬼神,得上官一笑则作数日喜,遇上官一怒则作数日戚,甚至上官之皂隶、上官之鸡犬,亦见而起敬……”有人认为三代以前中国有国民,在秦始皇之后才屈服于专制。该文认为:“斯言也,亦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所谓国民者,有参政权之谓也。所谓权也者,在君主之国须经君主与议员所承认,在民主之国须经国民全体代表所许可,定为宪法布之通国,彼暴虐之君主,专擅之政府,多数之党派,皆不得而破坏之、专横之、攘窃之也。要之,国民之权利,须经宪法法律所定者,然后谓之权,不然则否。我国虽三代之隆,未之闻也。”文章的结论是中国历来“未尝有国民也”。[1]

   正因为面对这样的历史和现实,他们拒绝了尊重传统和顺应国情之路,为了使中国人摆脱奴隶状态,他们要播撒国民的种子,造就中国国民。文章还告诉人们,即使是在西方,本来也与我们一样,法国在大革命之前也没有国民,但经过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的努力,法国国民出现了,经过艰难和曲折,终于造就了今日法国的文明。

   《权利篇》开篇就说:“吾痛吾中国之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也,胥一国之人以沦陷于卑屈,而卒无一人少知其非,且自夸谓有礼之邦,真可谓大惑不解者矣。礼者非从固有之物也,此野蛮时代圣人作之以权一时,后而大奸巨恶,欲夺天下之公权而私为己有,而又恐人之不我从也,于是借圣人制礼之名而推波助澜,妄立种种网罗,以范天下之人。背逆之事,孰逾于此!”文章认为,要打破礼法之教,救出国民资格,必须确立国民的权利思想。作者认为“权利思想,即爱重人我权别之谓”,“我不侵害人之权利,人亦不侵害我之权利,设有来侵害我者,防御之,恢复之,不容少许假借,不准退委揖让,是权利思想之大旨也”。文章发出了“去礼法,复权利”的呼吁,并以西方现代国家为例指出:“不见泰西各国之宪法法律乎?一字一条,莫不为保护利权而立。”作者指出,人不可能孤立地生活于世界,所以有了家族、社会和国家,但社会和国家是为保障个人而存在的。个人对于国家,当然有应尽的义务,然而,“有权利始能有义务,无权利即不能有义务”。文章认为建国的目的是保护国民权利,战争的目的也是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一切人事皆以保全人性为目的。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把握了现代国家的根本,获得了现代社会以人为目的的思想核心。[2]

   在《公私篇》中,作者认为中国落后与腐败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惟公之故,惟无私之故。”这与孙中山、陈独秀等人的认识大不相同,但作者是从国家伦理的根本之处进行思考的。他感叹说:“厉乎哉公私之界说之祸吾中国也。出一言焉,行一事焉,托于公则群称道之,邻于私则群非笑之,且不独非笑之,抑必排之斥之戮辱之。腐儒浅夫之守此学说,数千年于兹矣。”“人人不欲私其国,而君主乃得以私其国矣”。因此,他努力为自私自利正名:“私之一念,由天赋而非人为者也。”揭示专制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私利而破除百姓的私心的意图:“拥立出私之名号以为伥,俾世无魁弩智不肖,罔不束缚于吾术而不得自脱。然后出其一人之至私,指而说之曰:是天下之至公也,赴之赴之,吾将禄汝;溃之溃之,吾将戮汝。……究之其所谓私者,不过曰不利君主一人之私而已。”因此,作者号召人们各为其私,各各尊重他人之私,还告诫人们:“生人之大患,莫患于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不自利而望人之利我。”[3]

   在《新青年》创刊之前十年,中国学界已经有这样的思想。我不清楚陈独秀与这些刊物和作者的关系,也无法知道他当时是否读过这些文章,但《箴奴隶》等文章就发表于陈独秀参与编辑的《国民日日报》,他应该有所接触。但奇怪的是,这些思想是1904年前后的陈独秀所没有的,却又是《新青年》初期的陈独秀笔下常见的。无论如何,它与《新青年》有着某种谱系上的同宗同支关系,陈独秀等人正是沿着这条路线走来的。

 

   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历史是一部曲折的历史,对陈独秀这样的革命者说来,必然要经历各种磨练。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他们终于有自己的国家可以尽情去爱了。可是好景不长,共和国即面临危机。在孙中山的推动之下,二次革命爆发,1913年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第一个宣布独立,5天之后,安徽都督柏文蔚宣布独立。《安徽独立宣言》又是陈独秀起草的(辛亥革命时《浙江独立宣言》也是陈独秀手笔),所以,说他是二次革命的急先锋并不为过。二次革命失败,他从安庆逃出,还去策动芜湖驻军起兵讨袁,结果差一点被枪毙。脱险之后,他只有再次逃亡。到达日本之后,他写下了这样的话:“国政巨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国人惟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4]这种话让当时的一些人大惑不解,也让后来的一些人感到奇怪:一个爱国者,怎么会希望“外人之分割”?然而,正是在这种想爱国而不得的痛苦中,陈独秀才对国家有了认真的思考,想明白了一系列问题,形成了新的国家理念。 

   作为标志,就是1914年11月发表于《甲寅》杂志的《爱国心与自觉心》。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已经摆脱了过去对国家的一些模糊认识,体现出新的国家理念。首先,他不再盲目鼓吹爱国,并且开始反对盲目爱国,强调“爱国心”与“自觉心”的结合。“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十年之前,他自己正是不问国家之目的、不管国家之归属就号召人们爱国的。十年之后,他开始强调“自觉心”,反对狂热而盲目地爱国。

   其次,他开始强调国家的不同性质,提醒人们爱国要首先知道自己爱的是什么国家。面对爱国的倡导,他提醒人们注意西方现代爱国观念与中国传统爱国观念的不同:“惟中国人之视国家也,与社稷齐观;斯其释爱国也,与忠君同义。盖以此国家,此社稷,乃吾若祖若宗艰难缔造之大业,传之子孙,所谓得天下是也。若夫人民,惟为缔造者供其牺牲,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焉。此欧洲各国政宪未兴以前之政体,而吾华自古迄今,未之或改者也。”[5]这样的国家值得爱吗?我们应该爱什么样的国家?这正是陈独秀要提醒人们思考的。

   这时的陈独秀已熟知现代国家的立国原则。他说:“人民何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正是这种现代立国原则,使他看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性质:“吾国伊古以来,号为建设国家者,凡数十次,皆未尝为吾人谋福利,且为戕害吾人福利之蟊贼;吾人数千年以来所积贮之财产,所造作之事物,悉为此数十次建设国家者破坏无余;凡百施政,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国民之忧乐,即有圣君贤相,发政施仁,亦为其福祚攸长之计,决非以国民之幸福与权利为准的也。”因此,他做出了这样的结论:“若而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过昵感情,侈言爱国,而其智识首不足理解国家为何物者,其爱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6]其实,陈独秀的这些话说得并不严密,说那样的国家无立国之必要,无爱国之可言,是从百姓角度而言的,既然国家不是百姓的,百姓当然没有爱它的必要,但对打天下坐天下的帝王来说,立国、爱国就有必要了,否则就不能有自己的江山社稷。

   因为意识到不同国家的不同性质,陈独秀不再满足于号召人们爱国,而是开始向人们讲述现代国家的基本理念,讲述个人与国家应有的关系,讲述国家之所以值得爱的理由。什么样的国家值得爱?什么样的国家不值得爱?下面两句话是他提供的区分标准:“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岂吾民获罪于天,非留此屠戮人民之国家以为罚而莫可赎耶?”[7]他的这种强调出现在创办《新青年》的前夕,为时依然不晚,因为虽然民国已经建立,但人们的观念并未从旧时代走出,新生的共和国正处风雨飘摇之中,强调国家的不同性质,有助于人们对国家现状的认识,也有助于人们对现代国家的追求。

   其三,陈独秀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有人说,无论国家多么不好,也胜过做亡国奴。陈独秀不赞同这种观点,认为“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他的理由是:“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作为证据,他举出了三个例子:一是被异国统治的朝鲜和印度社会状况比中国好。他列举了中国的落后、腐败、混乱现象,然后说:“此皆吾人切身之痛,而为印度,朝鲜人之所无。”二是亡国的犹太人仍然生活得不错:“犹太人非亡国之民乎?寄迹天涯,号为富有,去吾颠连无告之状,殆不可道里计。”三是在中国国内外国租界是最自由安宁的地方。他说:“不暇远征,且观域内,以各土地之广,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8]

   其四,他不再像十年前那样谴责百姓不爱国,而是为似乎缺乏爱国心的百姓辩护。十年之前,他批评国人“只知道保余身家性命,不肯尽忠报国”,并且对为个人利益而不顾国家的百姓大加挞伐;十年之后,在谈到“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时,他对人民非常宽容,并且为之辩护:“此非京津江南人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人民愿意到外国占领的租界生活,或盼望自己居住的地方成为租界,这显然不是爱国的表现,但陈独秀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味指责他们不爱国,而是从人民生活的实际着眼,理解他们这种态度的成因,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不能保障人民权利的国家政治。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曾经受到批评,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也写了一篇《厌世心与自觉心》,批评陈独秀的“厌世心”。他说:“世人于独秀君之文,赞可与否,似皆误解,而人心所蒙之影响,亦且甚巨。盖其文中,厌世之辞,嫌其太多多;自觉之义,嫌其在少。”他认为:“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其实,陈独秀的真正用意,正是李大钊所说的“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即使是悲愤之语,也包含了一个希望:自己的国家何时能成为保障国民权利的国家!

   在这篇文章中,他对问题的思考获得了一个根本的出发点:人。一旦确立这样一个出发点,并作为最高价值尺度,过去的混乱纠缠就全部理顺了。爱国心是立国的根本,但如果国家不能保障国民的权利,甚至践踏国民的权利,还能要求国民有爱国心吗?被外族统治是人们不愿接受的,但如果在本族的统治下比在外族统治下更痛苦,人们还害怕外国人的统治吗?亡国当然不是好事,但它之所以不好,是因为亡国意味着失掉保护;如果本来就得不到保护,甚至受到它的残害,亡国还可怕吗?一旦真正确立了以人为本的观念,也就必然要接受现代国家理念,国家就不再是神圣之物,爱国也就不再是无条件的。陈独秀国家理念的这些变化,都源自以人为本这一观念的确立。至此,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已经装备完毕,呼之欲出。

   革命的失败可以产生不同的后果。因为二次革命的失败,一些人走向了习惯的老路,而陈独秀却从政治走向了思想文化,要唤醒个人,唤醒人们的权利意识,培养合格的现代公民。

   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是一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革。在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历史条件下,新秩序的建立不可能一帆风顺。在新旧交替之际,必然出现混乱、惶恐和各种不适应。当向前的路受阻的时候,历史就会出现彷徨。伴随着历史的彷徨,更容易出现社会失序、道德失范。这种局势使许多人痛心疾首,唯一的希望和安慰在于:这是一场短暂的危机。因为按照中国的经验,改朝换代必然伴随着“礼崩乐坏”,但只要周期性的震荡过去,由乱到治,一切都会得以修复。

   但是,这次的情形大不相同,因为社会已经由君主专制变成民主共和,由乱到治的方向就发生了改变。新文化运动发生之际的现实是:传统的力量虽然强大,但现代制度也并非只是摆设;彷徨的人们固然很多,但志士们的理想也并未完全忘却。因此,社会秩序和思想文化“由乱到治”的整合就出现了两种可能:一是根据新国体的要求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观念形态,二是根据传统社会秩序和观念形态的要求而改造新体制。二者方向背道而驰:一是要以西方现代文明为蓝本建设中国的新文明,一是要造就和迎合中国固有的传统。《新青年》集团选择了前者。这种选择使他们成了在思想文化战线保卫共和的主力军。因为要有效地保卫共和,除了像蔡锷将军那样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之外,重要的环节是为共和国造就一代合格的现代公民。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正是在共和国面临危机的时候,做出的一个迂远而切实的选择。他甚至不再对老年人寄什么希望,着眼于青年,唤醒个人,播撒现代公民的种子。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共和国打下一个稳固的基础。所以,《青年杂志》创刊之初,就把现代国家理念的传播作为重中之重。

   《新青年》对现代国家理念的传播,主要任务由高一涵承担,陈独秀很少正面论述。而且,当时的陈独秀的确对批评时政不感兴趣。这不只是回避,因为根据陈独秀的性格,他是不怕担风险的。他当时的确认为,在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之后,思想文化的更新是更为迫切的工作。他在答王庸工的信中说:“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9]他甚至为政府鸣冤,多次为政府进行辩解。但是,陈独秀不可能不关心国家大事,在一系列文章中,都不失时机地张扬着他的现代政治理念。

   首先,他竭力强调民主。他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是众所周知的。即使在讲《今日之教育方针》时,他也不忘强调“惟民主义”。他说:“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时代,人民惟统治者之命是从……英法革命以还,惟民主义,己为政治之原则。美法等共和国家无论矣,即君主国若英吉利若比利时,亦称主权在民,实行共和政治。欧洲各国,俄罗斯土耳其之外,未有敢蹂躏宪章,反抗民意者也。”他所强调的,是现代国家的关键之处:主权在民。与此同时,他还把国家分成“民主国家”和“民奴国家”两种,进行这样的评述:“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民奴国家,伪国家也,执政之私产也,以执政为主人,以国民为奴隶者也。真国家者,牺牲个人一部分之权利,以保全体国民之权利也。伪国家者,牺牲全体国民之权利,以奉一人也。”面对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潮,他的选择是“惟民主义”,是民主政治。[10]

   其次,陈独秀强调个人权利。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他这样赞美西方现代国家:“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他认为:“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11]他认为孔子之道不适宜现代生活,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孔子之道没有尊重个人的经济权利,由此生成的传统限制了个人的独立自主。

   其三,他强调国民的自主和主动,提醒国民要维护个人的权利。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他把“政治的觉悟”分为三步。第一步是要知道国家是人民的公产,所以需要关心政治,不应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第二步是要明白要什么样的国家体制。“古今万国,政体不齐,治乱各别。……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此所谓立宪制之潮流,此所谓世界系之轨道也。吾国既不克闭关自守,即万无越此轨道逆此潮流之理。”[12]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论述的第三步。他说:“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重轻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13]他所说的自觉,就是国民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应该享有各种权利;所谓自动,就是要自己承担起国家主人的责任,要懂得维权,而不是一切都仰仗政府。他告诉人们,公民的权利不是恩赐的,不是消极等待就可以获得的。国家虽然应该保护公民的权利,但如果公民自己不知道争取和维护,权利被剥夺而浑然不觉,就很难得到保障。应该说,陈独秀的这些提醒是及时的,也是可贵的。在政治现代化刚刚起步的时候,政府官员很难成为合格的现代国家公务员。这不是他们的个人品质多么不好,而是中国传统中根本没有如何当好现代国家公务员这一课,他们习惯的是专制帝国之下“为王牧民”,而不一定懂得遵从国民意志的本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维护个人权利的事完全寄托于政府,自然是靠不住的。如果国民对自己委托的国家管理者不进行监督,甚至仍然把他们当成“父母官”,他们就很容易真的成了“父母官”,按照老规矩“为民做主”,从而凌驾于国民之上。遥想当年,如果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人多一点,如果自觉维护国民权利的人多一些,新生的共和国也许命运会好一些。

   1919年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25号发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在爱国主义成为滚滚大潮的时候,他却产生了警惕,在文章中写道:“爱国!爱国!这种声浪,近年以来几乎吹满了我们中国的各种社会。就是腐败官僚、蛮横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就是卖国党也不敢公然说出不必爱国的话。自从山东问题发生,爱国的声浪更陡然高起十万八千丈,似乎‘爱国’这两个字,竟是天经地义,不容讨论的了。”[14]为此,他要讨论一下“到底应当不应当爱国”。他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他最后的回答是:“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15]由此可见,现代国家理念在陈独秀头脑中已经生根。他后来探索过不同的路径,走过曲折的路,却始终没有背叛这个理想目标。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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