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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章太炎与“支那亡国纪念”  

2009-03-28 10:23:46|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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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与“支那亡国纪念”

 

李新宇

 

   众所周知,在清末文人中,章太炎是比较激进的,也是较早与大清划清界线的。

   由于他的才名,张之洞曾特电聘他入幕,而且礼遇颇优,但时间不长就又把他送走了。原因就是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告诉张之洞:“章某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辞。”于是,张之洞让幕僚钱恂和夏曾佑告诉章太炎,让他请求辞职。章太炎辞职之时,张之洞赠银五百。张之洞爱才,却不能留一个“时有欺君犯上之语”的章太炎在身边惹祸。

   到了1900年6月,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发起组织国会,与会者公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章太炎也是国会的参与者,却与唐才常发生了矛盾。原因是会章中有“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忠君救国”之语,章太炎认为不妥,并劝唐才常勿为康党所用。而唐才常却还不愿与清帝决裂。当然,唐才常究竟是仍忠于清室,还是出于策略考虑,后人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而章太炎为了表示与大清的决绝,却挥刀断发,告别了强行给予的辫子。章太炎此举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从此开始,人们常常以剪辫子方式表示与大清的决裂。

   但是,最能显示章太炎对大清态度的,还是他的“支那亡国纪念”之举。

   自立军失败之后,唐才常等人被杀,列名国会的章太炎也被追捕。但他没有流亡国外,而是进了基督教在苏州办的东吴大学。可惜不过一年时间,因为他仍在继续活动,官府还是采取了措施——苏州巡抚恩寿拜访东吴大学校长,告知该校有乱党章某借教学煽动学生作乱,要求予以逮捕。那位来自西方的基督徒校长当然不会协助清政府逮捕章太炎,却也无法继续留他任教。无奈之下,章太炎只有逃往日本。此时梁启超正在日本设立广智书局,要大量翻译日文书籍,于是聘章太炎去为译文修改润色,也算给了章太炎一个饭碗。

   就在这个背景上,章太炎发起组织了支那亡国纪念活动。农历三月十九日,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吊死于煤山日子。到1902年,崇祯皇帝已经吊死242年。在这个日子到来之际,章太炎与秦力山、马君武、冯自由等十余人发起,要召开一个“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章太炎在宣言,其中说道:“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回望皋渎,云物如故,惟此元首,不知谁氏。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哀我汉民,宜台宜隶,鞭棰之不免……”

   这是一个重要的革命思路,所以他的倡议得到了广泛支持,包括孙中山、梁启超等都列名赞成。清国驻日公使蔡钧得到消息,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于是亲访日本外务省,请求禁止此会,并且指出:如果日本政府纵容此举,将会影响清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日本政府答应了蔡钧的请求,特令警方解散此会。有一个细节是值得注意的:日本警方为取消集会事而请章太炎等会议发起人到警局谈话。章太炎长衣广袖,手执羽扇,模样特别引人注目。据冯自由记述:“警长首问各人籍贯为清国何省人。太炎答曰:‘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警长大讶,继问属何阶级:‘士族乎?抑平民乎?’太炎答曰:‘遗民。’”(《革命逸史》,第54页。)章太炎的确不再承认自己是大清的子民,而是以大明遗民自居。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现象。会议虽然没有开成,但赴会者仍有数百人,在留日学生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到1903年,海内外许多报刊都不再使用光绪纪年,而开始用黄帝纪年、孔子纪年或其他纪年方式。明眼人一看便知,它所显示的,是不再承认大清统治的合法性。他们是一群爱国者,但爱的不是大清国,而是另外的国家。这一切,显然受到了章太炎的启发。

   全面考察中国思想界当时的情况,我们大概不能不承认,在同时代人当中,章太炎是比较彻底的,也是比较高明的。当时的革命者大都无法避免一些思想上的矛盾。比如,他们接受了一些西方现代国家理念。根据这些理念,国家主权在民,国家是保障国民权利的工具,因此国家主权是神圣的,人民自然应该爱国,等等。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却并不清楚自己所处的国家的性质,因而往往“错把杭州当卞州”,用西方现代国家法理谈论中国问题。他们大多知道人民、土地、主权是国家三要素,但面对大清帝国,却常常因主权问题而陷入矛盾之中。他们爱国,但只爱祖祖辈辈生于斯养于斯的土地,只爱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同胞,而不爱占有和支配这一切的大清帝国政权。可是,不爱政权,爱国事实上就失掉了对象。因为众所周知,如果没有政权,只是一片土地上生活着一群人,是不能算国家的。在国家三要素中,起决定作用的要素是主权。而所谓主权,也就是政权。对于当年的革命者而言,那恰恰是他们所要破坏的。因为爱国而不爱现实的国家主权,他们想出了种种理由,比如,把国家与主权区分开来,把爱国与爱国家统治者区分开来,等等,最终却必然是矛盾重重,不能很好地自圆其说。这原因不难明白:维护现存国家的爱国者的爱国之情是不言自明的;而颠覆现存国家的爱国者的爱国之情是很难论证的。章太炎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以“亡国”论解决了理论上的困惑,以“遗民”的身份解除了与现存国家的纠缠。他们后来的组织就叫“光复会”。他们不再有爱国而不爱主权的问题,而是爱国就要“光复”,“光复”就是要夺回主权。

   但仔细想来,章太炎等也很可悲。他们爱国,但不爱置身其中的现实国家,所以宁愿称自己是“支那人”、“中夏人”、“华人”、“汉人”,而不愿承认自己是“清国人”。但事实无法否认:在他们的证件上(无论是清国颁发的还是日本颁发的),他们的身份都是“清国留学生”或“清国人”。这是他们无法逃避的现实命运。

   更为可悲的是,他们不再承认自己是“大清”的子民,而把自己归属于“大明”。可是,这显然是自作多情。一百多年过去了,通过故纸面对他们的亡国纪念,我的心情仍然复杂而沉重,禁不住要问一声:太炎先生,大清是“他们”的,大明就是“我们”的吗?事实很明显:您不姓朱,并不是大明帝国的皇亲国戚。既然如此,把大明帝国看作自己的国家,就只能是一厢情愿。即使“大清”没有入主关内,即使“大明”没有亡,您就能够享有主权吗?我想,您至多是通过科举而攀宫折桂,求得为大明帝国所用,而不可能像现代国家公民那样成为国家的主人。关于这一点,章太炎们未必不清楚。但在某种感情的支配下,他们只愿承认自己的先人被满人征服因而亡国的历史,却不愿承认自己从来不曾拥有国家的历史。由此,不难看到一代人的尴尬与悲凉:空怀爱国激情,实无国家可爱。因为不承认爱新觉罗氏的国家,就把朱氏的国家想象为自己的国家。仔细想来,这是多么可悲!

   透过章太炎的这种表现,还可以看到一个问题:那一代革命者中的许多人对于中国历史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国家性质也显然未曾深入思考。尤其是那些留学生,他们只是模糊地感觉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却没有意识到国家性质的根本不同。他们知道西方现代国家的一些法理,却没有认真思考自己所处的国家是否建立在那样的法理之上。事实上,两种国家的不同是明显的:一种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国家主权在民,所谓国家只是公民保障权利的工具,所谓权力分立互相制约经防止执政者僭越,所谓权力来自公民的选票,所谓无代议士不纳税,等等,都是这种国家的事。另一种不需要契约,而是建立在征服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谁拳头硬谁就可以建立国家并保住政权,在这种国家,主权与百姓无关,统治无须征得同意,纳税人无权索取回报,官员只是“为王牧民”而无须向民众负责。很明显,在后一种国家的主权转移未完成之前,一切现代理论都是风马牛。可惜章太炎们似乎还没有想清楚这一些,所以在与“大清”决裂之时,一厢情愿地爱上了性质并无不同的“大明”。

   章太炎是治小学的一代宗师,对《尔雅》和《说文解字》有很深的研究,应该知道汉字“国”的含义。那个代表区域或城墙的大“囗”之中,无论是“玉”,还是像太平天国那样写“王”,其实都是王权。也就是说,占领一片土地,建立自己的王权,国家就建成了。而更通用的“國”字,里面从“戈”从“口”,即兵器和人口。根据孙隆基础先生的解释:“字型就显示出一圈围墙,墙内由一把干戈保卫着(或镇守着)一些人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315页。)其实,保卫与镇压是分不开的,无论怎样善意解释,都无法忽视它的暴力。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对国家的理解,与当代教科书的说法基本相同:“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暴力组织,主要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组成。”遗憾的是,章太炎那一代人不熟悉这样的概念,所以很容易忽略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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