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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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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封建”  

2009-02-28 07:41:54|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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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封建”

 

李新宇

 

   由“反帝”,想到了“反封建”。

   论及五四或者论及现代史,教科书和旧论著都要说到“反封建”。时至今日,一些人早已不用它,这多半归功于李慎之先生1993年为许明的书写下的那段文字:

 

   你们这一代青年人可能已不会注意到,滥用“封建”这个词原来正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因为时下所说的“封建”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迷信”、“封建落后”、“封建顽固”……等等并不合乎中国历史上“封建”的本义,不合乎从Feudal,Feudalism这样的西文字翻译过来的“封建主义”的本义,也不合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封建主义”的本义,它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严守学术标准,不肯随声附和的史学家是决不如此滥用“封建”一词的。不信,你查一查一生“未尝曲学阿世”的陈寅格先生的文集,决不会发现他会在任何地方把秦始皇已经“废封建、立郡县”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作“封建社会”。

   “积非成是”。我不会责怪你们这一代背负着历史因袭的重担的青年犯了“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错误。这个错误是我们这代人所犯下的……

 

   那么,用“反封建”概括五四或现代文学以及现代革命的问题何在?

   问题首先在概念本身。“封建”一词有两个来源:一是本土;二是西方。

   作为中国本土的“封建”,是古代的一种政治制度,即“封土建国”,天子把土地分给宗室或功臣,授予爵位,使其在各自的领地上建国。《礼记·王制》记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说的就是这种制度。关于这种制度,有人认为自尧舜时代已经存在,但有据可考的主要在西周。在“封建制度”之下,诸侯对周王室承担义务,但拥有封国的统治权,拥有土地、人民以及一切资源和收益。这种制度在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汉代之后仍有某些遗留,但“百代皆行秦政法”,即使皇帝把土地赐予儿子或功臣,也往往“封而不建”,“建而无权”,并未改变皇权专制的基本性质。也就是说,在中国反封建的不是别人,而是秦始皇。在他之后,“封建社会”已不存在。

   作为西方的“封建”,由《大英百科全书》可知,封建主义(Feudalism)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用于描述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在各种著作中,它的含义不尽相同,最宽泛的定义涵盖西欧中世纪全部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关系体系,最狭义的用法是指封君和封臣之间的契约关系。马克思说的封建社会(feudalsociety)最根本之处也是这种契约关系:封君给封臣一份土地,为封臣提供保护;作为交换,封臣宣誓对封君忠诚,并承诺进贡和武装保卫的义务。这需要一个象征性的仪式,称为(commendationceremony)。封臣要宣誓承诺为封君而战斗,并且对其忠诚。仪式完成之后,双方就建立了“封建关系”,确定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封君的付出主要有二:一是给予封臣土地,二是保护封臣不受伤害。封臣的回报主要也是两点:一是进贡,二是应召作战。通过这种交换,一方得到了保卫者和供给者,另一方得到了土地收益。相比之下,封建制度是一种比较讲理的制度。它能顺利过度到现代国家制度,就因为它建立于契约之上,而不是建立于暴力征服。现代国家建立于个人契约之上,这是众所周知的。洛克、卢梭等人的契约论,也只能出现于这种传统之中。在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都不需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所以没有与被统治者缔约的传统。这正是百年来中国制度转型异常艰难的原因。

   因为中国与西方历史的不同,对于中国是否存在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起止何时,学界其实是一直存在争议的。一些学者不承认中国有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即使在承认中国有封建社会的学者中,也大多倾向于把封建社会限定于商周。胡适把殷商和西周称作封建时代,把秦汉以后称作专制一尊时代(《中国哲学史大纲》,1926)。周谷城认为从周武王灭商到秦统一之前是封建制;秦之后是统于一尊的郡县制(《中国社会之结构》,1930)。瞿同祖从土地、宗法、阶级和政治制度进行研究,也认为封建社会是由周武王建立的,由秦始皇结束的(《中国封建社会》,1936)。钱穆在其《国史大纲》序言中说:“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国史大纲》,1939。)梁漱溟也认为封建制度仅存于周朝,秦汉之后则是官僚政治(《中国文化要义》,1949)。总之,多数学者并不认为中国有西方那样的封建社会,更不认为自秦至清都是封建社会。

   但是,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五个阶段”,表现为“五种形态”。这被一些人认为是人类历史的普遍模式,于是就要在中国历史中找出相应的阶段。这并不难,因为早有西周“封建”之说,把西周确定为封建时代就是了。可是那样会带来一个问题:按照“五阶段”模式,封建社会之后是资本主义社会,说秦始皇搞资本主义,显然有点说不通。如果为它重新命名,就会有违“五阶段”模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革命的任务已被确定为“反帝反封建”,如果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在两千年前结束,还有“反封建”的必要吗?

   所以,既要符合“五阶段”模式,又要证明“反封建”的正确,就必须把“封建社会”延伸到20世纪,在现实中找出“封建”或者是“半封建”。在这里,学术观点可以变,中国历史的性质可以变,但“反封建”的旗帜不能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削足适履”,就成了一些学者的任务。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当时学界论争中的一些难解之谜。

   众所周知,较好地适应了这种要求的是郭沫若。他与多数学者的不同在于他能彻底抛开中国固有的“封建”本义,也不拘泥西方“封建”的本义,全力建构中国历史的“五阶段”模式。他把商周看作“奴隶制”,把秦汉以后看作“封建制”,把“土地私有”、“专制帝制”等与“封建”本义相反的要素作为“封建”的特点,认为秦始皇是开创“封建制度”的“元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就在这个基础上,由毛泽东于1939年一锤定音:“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有了这个论断,左翼学者的论争逐渐消失,到1949年前后,持不同见解的学者纷纷修改自己的观点,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学界终于形成“共识”,大、中、小学教科书都以统一口径叙述,造就了当代中国的基本历史知识。

   可是,只要真正进入历史,却不能不感到奇怪:真正实行“封建”制度的周朝偏偏被说成是“奴隶社会”,而“废封建”之后的秦汉至明清却成了“封建时代”!

   所以,在当代中国,“反封建”的口号一直喊得很响,但“封建”二字所指不明,既不能按照中国古义理解,又不能按照西方词义理解,而是可以随意泛化。比如,把通过自由买卖而获得土地的地主称作“封建地主”,把不愿加入人民公社的老贫穷称作“封建势力”,把相信鬼神称作“封建迷信”,甚至把留学生称作“封建势力”,等等。

   在此背景上,五四所反对的专制主义也必须与“封建”联在一起,于是出现了“封建专制”、“封建专制主义”之类五四那代人从来不用的离奇概念。

   它之所以离奇,因为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们都明白,“封建”和“专制”是对立的。关于这一点,近年来许多学者都曾指出:“在马恩那里,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这是两个不相兼容的概念”,“专制主义只存在于没有封建主义的东方社会”,“西欧中世纪是典型的封建主义,因此没有专制主义”。(北成,《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马克思认为,土地自由买卖与封建主义不相容,集权专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容。(冯天瑜,《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5期。)

   然而,在许多人的笔下,在大量教科书,却仍在大量使用这些概念。用这样的概念谈论五四新文化,结果只能是使它所反对的东西裹进了一团迷雾,让一般人难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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