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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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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小学生活残片》之六  

2008-12-24 18:28:23|  分类: 散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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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课

——《小学生活残片》之六

 

李新宇

 

   在我上小学的年代,学习成绩已不重要。虽然名义上也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但智育的身份很可疑。回头翻看当年的报刊可以看到,常常批判“智育挂帅”和“以智育冲击德育”的现象,却从来没有批判过政治运动对正常教育的冲击。众所周知,那时的所谓德育,不过是向学生头脑中灌输阶级斗争的观念和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那样的德育足以使人性丧失,更何谈道德?体育一直摆在那里,其实从来不被重视。在德智体之外,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劳动。

   毛泽东有一段指示众所周知,我至今仍能背诵:“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信中说的,所以也称“五七指示”。它是文革时期教育的指针。要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就要进行教育革命。而教育革命的内容,就是要让学生不只学文,而且要学工、学农、学军和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学军的实施是军训;而学工、学农的实施就是劳动。劳动被高度重视,因为它属于无产阶级,而且被认定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不能缺少的环节。很有意思的是,“智”虽然从来没被完全否定过,但好像天然地与资产阶级连在一起,总是有些不光彩。“学习好”常常意味着“白专道路”,品德可疑;“劳动好”却常常是“品德好”的证明。谁都可以反对“智育第一”,但没人敢反对让学生劳动。

   当然,时尚是一回事,一些老师仍然喜欢学习好的学生是另一回事。那样的老师差不多都在文革到来之后倒了霉,首先挨打的大多是他们。仔细想来,他们被批斗并不完全冤枉,因为他们的确曾是“学习尖子的保护伞”,“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热衷于培养修正主义的黑苗子”。我对此深有体会,并且因此而对那些老师怀有永远的敬意。

   记忆中的小学生活常常是在生产队的农田里。锄地、拔草、捉虫、栽地瓜、捡麦穗、掰玉米……只要是孩子们能干的,似乎什么农活都干过。学校的学生在地里干活,与农民略有不同,那就是在农民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打着红旗干活的时候,学生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打着红旗的。记得有一次给前饮马大队拔草,刚下地一会儿就下起了大雨。同学们都没乱,干得更起劲了,在班干部的带领下,大雨中唱起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歌。最后队长说:“看来这雨越下越大,一时半晌停不了,我们收工吧!”我们才停止干活返回学校。那片地离前饮马村有二里多路,离学校大约三里,雨下得很大,当我们跑回饮马村钻进村头人家的门楼和房檐下避雨时,衣服全是湿透的。男同学都脱下衣服,把水拧干,然后重新穿上。女同学只有站在那里,让雨水顺着脚灌进鞋子。她们只能一次次把鞋子脱下来,把鞋洞里的水倒出。虽然是夏天,一阵风吹来,却是浑身冰冷。

   我之所以对此记忆清晰,因为我与我们班那位从城市下放来的最纤弱的女孩杨高妹躲在同一个门楼下。她的嘴唇发灰,不停地打哆嗦。

   在后来的回忆中,这一情景与若干年后的另一情景常常叠在一起:大概是1975年吧?农业学大寨的“会战大军”在后饮马村附近深翻土地,忽然下起了雨。因为雨不大,指挥部没有收工的号令,人们只好淋在雨里。几百米就是后饮马村,所以后饮马人纷纷回家拿雨衣。正在我苦于无处避雨的时候,高妹朝我跑来,给我一件厚厚的帆布雨衣。那时候,我们离开学校已经5年,那是5年之后的第一次重新面对面。在后来的回忆中,这两幅画面常常叠在一起:一幅是濛濛雨中,她为我擦干淋湿的头发,系好雨衣的扣子;一幅是大雨之后,她淋得浑身颤抖,而我却呆站在一边,无所作为。这两个画面使我无地自容。

   就是那一次,我们班里出了一位英雄,他的事迹上了光荣榜,成为全校学习的榜样。他叫李果,与我是一个村的。就在大家而从野地往村里跑时,他看到了仍然插在地头上的红旗。那位来时充当旗手的同学只顾往回跑,竟把红旗忘了。李果也已经跑出很远,回头看见红旗,马上跑了回去。为了不让红旗淋雨,他还脱下衣服把红旗包了起来。他的事迹受到高度重视,曾经像英模一样在学校“讲用”。只可惜李果不善言辞,翻来覆去只有两句:“红旗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不能让它淋雨。”那语调好像在谴责什么人。但是,他朴素的讲用仍然受到普遍好评,被认为是最诚挚的无产阶级感情的表达。校领导号召同学们:学习李果同学,就要学习他对党的无限热爱,对革命先烈的无限热爱,学习他保卫红色江山而不怕吃苦的革命精神。

   不过,这一切都是在一个星期之后进行的,因为李果从雨地里跑回来之后,不等天黑就开始发烧,四五天未能上学。在“讲用”的时候,鼻孔仍然不大通气。我不知道那次病倒的同学有多少,因为第二天我也未能到校,在家里喝了姜汤,蒙上被子发汗。我是第三天才去上学的,李果和许多同学都还没到。

   后来说起那次“讲用”,李果觉得很窝囊。他的语气仍然充满遗憾:“就那么两句话,念了三条‘最高指示’,两条都不对。”这话是在今年夏天说的,已经是四十多年之后。他当时念的什么“最高指示”,我当然不记得。但他自己没有忘记:第一条是“要斗私批修”;第二条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他认真地问我:“这样的‘最高指示’开头,是不是好像我要做检讨?”

   李果的头发已经花白,背也有点驼。看着他的神情,我突然想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史,每一部生命史都有它的暗淡和辉煌。那次“讲用”,李果也许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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