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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为何反对“调和折中”?  

2008-11-30 19:38:19|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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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为何反对“调和折衷”?

 

李新宇

 

   在新保守主义的潮流中,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认定是极端化、绝对化和片面化的。大量对五四的反思和批判给人的印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们不懂辩证法,既不懂得一分为二,也不善于合二而一。

   应该承认,这种看法是准确的。五四的确是激进的,而且并不讳言自身的极端化与绝对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反对过激和极端化、绝对化的人比胡适、陈独秀和鲁迅高明。其实,反对绝对化、极端化和片面化的思维对于中国人来说不过是小儿科,是一般人自然都会的。就连一些弱智者也往往精通所谓的“辩证法”。

   在世纪初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中,有人早已貌似公允地要“撷精取粹”,“熔于一炉”,中西结合,中西合璧。当然,这已经是独尊无望而求共处的时候了。在这种态度面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坚决反对调和折衷,不做中西结合之梦,表现的确很决绝,也很极端、片面和偏激。究其原因,因为他们知道,中国迫切需要的是异质的文化因素,是补充健康的文明基因,而不是保留本土特色或什么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在陈独秀们的眼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是不可调和的,守旧和革新是不可调和的。他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因为新旧两种法子,好象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陈独秀文章选编》上,270页。)从五四到今天,陈独秀的话都被认作是极端的,片面的。人们能够承认他对传统的抨击是有意义的,却不能承认他所认识的规律。因为20世纪中国人文素质的持续下降,此后没有人达到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高度。历史并不总是进化的,有时候也会退化。退化的过程中很难产生思想的巨人,也很难产生超越前人的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可是,20世纪的中国有一种简单思维:好象后起的思潮必定超过前面的思潮,后一代人必定超过前辈。而且常常产生错觉,以为自己已经实现了对前人的超越。其实,精神文化决不像电脑升级,新产品不一定比旧产品好。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许的确应该反对庸俗进化论和机械进化论。

   面对调和折衷的论调,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认识是一致的。人格独立而思想自由的他们在很多问题上常常并不一致,但在这个问题上却表现着高度的一致。因为他们都清楚地知道所谓调和折衷的来龙去脉,知道它将导致什么。胡适说:“一面学科学,一面恢复我们固有的文化,还只是张之洞一辈人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案。老实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至于糟到这步田地了。”(《再论信心与反省》)一年之后,他又说:“时髦的人当然不肯老老实实的主张复古,所以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对于固有文化,他们主张‘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对于世界新文化,他们主张‘取长舍短,择善而从’;这都是最时髦的折衷论调。”(《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鲁迅说:“‘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要昌明。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鲁迅全集》第1卷,336页。)

   五四之所以反对调和折衷,主要原因在于传统势力过于强大。几千年的传统根深蒂固,“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如果不以猛烈的方式对其进行批判和否定,调和折衷所需要的另一极在哪里呢?因此,他们反对调和折衷,往往首先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陈独秀在《调和论与旧道德》中曾作过一个比喻:“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二元五角。社会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陈独秀文章选编》上,444页。)鲁迅也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鲁迅全集》,第4卷,13-14页。)在这一点上,胡适的说法是:“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文化。”“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调和上去的。”(《独立评论》第142期《编辑后记》。)

   1990年代的折衷主义者对他们的言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而且很少有人为他们的极端化和绝对化进行辩护。但是,时代的文化潮流却改变不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调和与折衷并非广泛适用。有些东西可以调和,有些东西可以折衷,有些东西却注定没有调和与折衷的余地。在20世纪的中国,一直不乏关于文化“融汇”和“合壁”的理论想象:既引进外来文化,又保存本土文化,二者融会贯通,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服务于一。其实说穿了,融汇、合壁、折衷、调和,意义都在于保留。在物质文化方面,这种想象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旗袍和高跟鞋的结合早已成功,西装和瓜皮帽也未必不可,至于沙发和太师椅同置一室、满汉全席加一只烤鹅,也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了。可是,这种海纳百川的宽容精神固然伟大,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结合的设想却注定了无法实现,而且难以进行调和与折衷。因为无论怎样批判胡适、鲁迅、陈独秀,只要面对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实际,都会承认在许多方面硬要折衷和调和不会带来好结果。不信就试一试:民主与专制、科学与迷信、文明与野蛮、男女平等与男尊女卑……无论调和折衷还是中西合壁,其结果会是什么!当然,可以象调颜料一样按照比例调和,比如一点民主加一点专制,一点科学加一点迷信,要几份文明也保留几分野蛮……也可以像做馅饼一样使其表里结合,比如以科学为表以迷信为里、以民主为表以独裁为里……这种结合其实比极端化和绝对化容易得多。对于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这一切并不陌生,可惜它并不是一个好结果。如果要绝对折衷,也可以拿来50%的“人是目的”和“人权宣言”,保留50%的“存天理,灭人欲”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然而,那又能做出一锅什么样的文化杂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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