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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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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鬼怪故事  

2008-10-13 10:50:16|  分类: 散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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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鬼怪故事

 

李新宇

 

   常常想到当下的生活:报刊、影视、展览、演出、歌厅、舞会、网络游戏……似乎丰富多彩,但仔细想来,它却贫乏而单调,与山沟里日落而息的传统农民生活相比,与草原上终日不见人影的牧民生活相比,我们的世界已经太小了,生活也正在变得简单而贫乏。因为我们已经丢失了太多,其中之一就是神仙和鬼怪的世界。

   我又常常想到当代教育,它对我们的大脑进行格式化,使我们习惯于坐直达快车,走铺好的道路,认识斑马线,在红绿灯的指挥下迈步或停步,而不再能够漫步于无限。可是,世界千奇百怪,人类所能认知的,至今只是一部分。学者强调实证,但实证的好处不过是避免轻信,而事实上一些东西往往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比如灵魂,比如神仙与鬼怪,那是实验室和手术台至今无能为力的。何况,如果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明明白白,生活将是多么无聊!由此,我想到了鬼怪故事。

   我的故乡有许多鬼怪故事,但几乎没人把它当小说。也就是说,它不被看作文学想象,而是被当成真事。

   乡亲们喜欢娱乐,但看不起说书唱戏的人。“戏子”是很有杀伤力的一种蔑称,说某人或某人的祖上曾是“戏子”,就像说他的母亲曾是妓女一样,他会恨你一辈子。这种价值观累及歌星影星,所以家乡直到现在也没有出过此类人物。有女孩子考大学被艺术院校录取,父母向乡邻报喜,忘不了在后面补充一句:“毕业后再考研究生。”深怕人们误以为他们家的孩子将来要当演员。善良的老人们,无论自己的日子过得怎样,总是对人充满同情,面对电视里那些当红的明星,也固执地认为他们是别无活路,才去干了那个行当。这种传统,也累及编戏、编小说的人。中了秀才在家读书写字,一无成就,受到普遍的敬重;忽然有人说他给戏班子编戏,这尊重马上就烟消云散了。人们喜欢故事,重视的是故事的真实性,包括每一个细节。如果发现某人讲的事其中有编造的内容,就会嗤之以鼻,大喊一声:“这是小说!”讲的人就会闭上嘴,那故事也会从此没人再讲。

   我家离蒲松龄故居八十多里,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已分属潍坊和淄博两市,但在历史上同属青州府,算是大同乡。或许是爱护同乡之故?老人们都不把《聊斋志异》当成小说。像我这种被大学和印刷品灌输了一些所谓专业知识的人,因为文学史把《聊斋》当小说讲,便把它看作小说,平时并不考虑它是对是错,但回到村里,却也马上回归传统,不说它是小说。说什么呢,按照习惯说法:那是蒲松龄搜罗记录的一些事。搜罗,记录,不是编造。蒲氏像司马迁一样,所做的只是调查、搜罗和记录。“唐诗晋字汉文章”,“西汉文章两司马”,司马迁是伟大的,他的作品也绝非罗贯中、施耐庵之辈的“小说家言”所能相提并论。

   当然也有特例,我的伯父本圣先生就不为蒲松龄贴金护短。他对乡党名流素来敬重,无论是明朝的刘珝、钟羽正和冯裕等“海岱七子”,还是清朝的房可壮、冯溥、刘统勋父子等做过宰相的高官,他一概不说坏话。对到青州为官或居住过的先贤,如曹彬、寇准、范仲淹、欧阳修、李清照……也是多有赞誉。独独对于蒲松龄,他却真是有点不屑。按照他的说法,杂七乱八地记那么一堆,算什么著作?那是傻瓜都能干的事!他之所以如此藐视蒲松龄,并非由于他有与众不同的文史观,更不是反其道而重文轻史,而是因为他有许多精彩的鬼狐故事。据他自己的说法,他肚子里有一部更精彩的《聊斋》,而且他的讲述能力也比蒲氏略高一筹。这并非只是自吹自擂,我小时候,听他讲过许多鬼狐故事,后来在聊斋中一一查对,最后不得不承认,他讲一个冬天,并不重复蒲松龄。正因为这样,他的弟兄们一致认为:他或许能写出一部新聊斋。但在他去世之后,遗物中并无片纸记录这种故事。他或许真的不屑步蒲松龄后尘。

   本圣大爷的故事有个特别之处:许多都是他自己亲历的。这一点,曾经引起本典大爷的质疑:怎么就单让你遇到那么多?他马上反驳说:“你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读书写字当少爷,当然遇不到什么事;我从小自己打天下,什么事情遇不到?”于是大家不再出声。他说自己年轻时也曾荒唐过,独自在外面混,没人管着,怎么能保证不荒唐?在临淄古城,在二王冢下,他都曾与狐狸一混就是几个月。鬼子来的第二年,在寿光东北乡的一所老房子里,他曾与吊死鬼斗了一夜。住进去的时候,村里人提醒他:“这房子不干净,有个女的,半夜常出来。几十年没人敢住了。”他回答说:夜这么长,正想找个女鬼聊天!在我的记忆中,他后来的讲述是这样的:“那时候年轻呵,逞能,逞强,逞英雄,大话说出去了,硬着头皮也要住。半夜里房瓦阵阵作响,窗户外传来呜呜的嚎叫,头发一下子就竖起来了。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撑住,瞪着眼躺在床上,腰刀顺在床边上,随时准备她出来。三更刚刚敲过,她真的来了,从房梁上来的,悠悠飘下两条腿,尖尖的小脚穿着绿色的绣花鞋,那脚尖正对着我的脑门……”

   这样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没有录音录像,没有旁证,只好由他自己讲。

   好在我的故乡一带,人们大都不怀疑这样的故事。之所以不怀疑,是因为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也正因为这样,人们才从来不把聊斋故事当成什么稀奇事。

   从远处讲,似乎历代先人都曾与鬼怪交往。情况当然有所不同:如果是气数已尽者,大多要败于鬼怪。如果是气运正旺者,一定是战胜鬼怪。比如,某大户要败的时候,先是家中夜夜飞砖走瓦,鬼哭狼嚎,使老少不得安宁。接着是群魔乱舞,成千上万的黄鼠狼挂满了树枝,挤满了院子,群起而舞。后来是占领了厅堂,挤满了桌椅,使老太爷也无法落座。那一家很快就败了。

   再比如,清朝的冯溥,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做过12年宰相。他在十来岁时,一次读书至半夜,独自掌灯入厕,一大头鬼从厕所的角落里猛然站起厉叫一声,想把他吓倒,他却镇定自如,含笑端详那个鬼。鬼一下子就怯了,说:“老爷……你好大胆……”冯溥说:“小鬼,你好大头,为我顶着灯吧!”于是那鬼便老老实实地顶了灯,蹲在他面前为他照亮,直到他方便完毕……

   从近处讲,即使在文革那样“破四旧”的年代,也仍然是到处都有鬼怪故事。比如,某男到南苑去看钢琴伴唱《红灯记》,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个姑娘,两人搭话,越说越投机,越说越亲热,就到路边的高粱地里去了。直到下半夜,分手时仍然恋恋不舍,姑娘送他一方手帕。他拿回家放在枕头底下,第二天再去找,却成了一张“烧纸”。所谓“烧纸”,是故乡上坟用的草纸。故乡敬鬼神有两种纸:一种是“黄表”,黄色,质地良好,代表黄金,敬神专用;一种是“烧纸”,淡黄色,质地比较粗糙,代表白银,是敬鬼用的。不知为什么,黄金似乎只在天堂里流通,而在阴间,却像不能兑换的外币。

   再比如,某村支书横行乡里,人们满腹怨恨而无可奈何。一天晚上,支书与妇女队长在大队部脱衣上床,起来时却发现两人的衣服都不见了。门窗是支书亲手关的,并没有打开,怎么会不翼而飞呢?他们光着屁股出不了门,在屋里急得团团转,只好做出这样的计划:谁早晨第一个来敲门,就求他悄悄送两套衣服来。支书甚至发话说:入党、招工、保送上大学,要什么给什么,肯定不会说出去!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太阳老高了也没人来,而最后来敲门的,竟然是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革委会主任带着一队人马,来检查“批林批孔”宣传栏,一进村就看见大队部门口高音喇叭上挂着一堆衣裤,女人的内衣在阳光下异常鲜艳。结果是支书被就地免职。人们说,这事不是凡人做的,要会五遁,或者会七十二变,至少要会隐身法。谁会呢?会的人早都死了,只有狐狸。人们想起了西洼的那只狐狸,至少几百年了吧?它曾经多次行侠,帮助过许多无助的人们。

   故事中的人物有名有姓,都还活着,所以我在这里不便写出他们的名字。这件事曾在周围的村庄广泛流传,没人怀疑是狐狸在捉弄他们。其中那个妇女队长与我同龄,而且相识,我一直想核实一下,但几十年过去了,见过几次,却一直没有好意思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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