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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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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叶炜:行进在鲁迅道路上的诗性学者  

2007-01-14 19:10:41|  分类: 转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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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在鲁迅道路上的诗性学者

 

叶炜

 

  认识李新宇先生是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其时我在这所大学读中文,他是中文系的副主任。先生是那所大学的一个传说,他有着茂密的胡子,我们都叫他大胡子老师。早在未和他谋面以前,有关他的各种传说就从四面八方袭来,有人说他很有激情,思想很激进,曾经受到省委宣传部的监控。这一点我只是略有耳闻,并没有实在的证据。在和先生聊天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听他谈起过。但《作家报》因为发表他的几篇文章被搞倒的事情是众所周知,现在《作家报》已经在文坛上消失了,听说报纸在青岛又另起炉灶,办了个《半岛都市报》,其思想和以前的那张报纸相去甚远了。对于这件事情,李新宇先生感到非常遗憾,他说因自己的文章而连累朋友,是很过意不去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先生的秉性,对于先生的学术品格也可以由此窥见一斑。

  李新宇先生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五四和五四文学研究;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话语研究;鲁迅思想和现代文学研究;除此之外,先生近几年来特别是在调往吉林大学做博士生导师以后,在大学和大学教育研究方面也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出了一批很好的成果。

  需要说明的事,先生的所有研究都是在继承鲁迅精神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研究都有非常强的当下针对性,都是和先生所倡导的五四启蒙精神相一致的。这些研究互相印证,其中五四和五四文学研究是先生学术生涯的基点,由此展开的鲁迅思想以及胡适等现代文学研究,为先生提出的知识分子话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先生的研究是以一贯之的,其精神内涵是高度一致的。先生是学者,也是思想家。先生先后提出的知识分子话语理念、鲁迅人学思想等原创性研究,在现今的学界可以说都是非常具有开拓性的。

  在五四运动已经成为一道遥远的风景之后,当下时代对五四精神的误读太多,五四运动面临着“一方面是新旧炮火的袭击,一方面是轻蔑的超越与快乐的遗忘”的考验,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生提出了“重申五四精神”这个口号,先后写出了《旧战场上的寻思》、《从‘新民’到‘立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价值重估的尺度》、《反传统的理由》等意义深远的论文。先生认为:面对全球化的新的语境,虽然超越总是具有特别的诱惑力,虽然谁也没有权力制止各色旗号下对五四的消解,但是,只要中国还处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就没有理由忘记五四新文化运动留下的精神遗产。

  重申五四精神,首先要还原五四真面目。面对民粹主义和各种各样的“后”学的冲击,五四已经成为一个经历历史风雨反复冲击而面目模糊的五四,也是一个极易被曲解和误解的五四。为了给自己还原五四提供强有力的论据,先生还陆续考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写出了《1942:陈独秀魂归五四》、《1929:新文化危机中的胡适》、《1928:新文化危机中的鲁迅》等文章。

  李新宇先生一直把自己作为一个继承鲁迅精神的战士,一个具备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一直以这样的要求做人做学问。可以说在知识分子研究这个领域,先生的为人和为文、研究和实践是非常一致的。先生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立场,自己独立的话语系统,先生对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话语,走向民间的行为是非常担忧的。

  进入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纷纷对自己的启蒙立场产生的怀疑,纷纷对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角色进行反思和批判,面对“上帝死了”、“人也死了”的呼喊,知识分子渐渐远离了话语中心,走向了边缘。除此之外,知识分子还不得不面对市场经济下各种各样的“后”学思潮的侵入,一些缺乏定力的知识分子便开始了为自己招魂的无奈之举。现代知识分子步入了一个个精神误区。

  为此,李新宇先生写出了《走出民间的沼泽》、《警惕‘自我批判’的陷阱》、《招魂的尴尬》、《现代文化基地的守护与重建》等文章,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不仅如此,李新宇先生还对几个知识分子作家进行了个案研究:《精神康复之路的探寻》对散文作家筱敏的创作进行了观照;《拒绝遗忘与守护现场》对散文家刘烨园的作品思想做了全方位的阐释;此外,还有《穿越栅栏的言说》、《人性是如何丧失的?》等文章。这些文章大都立足于知识分子的职业操守和思想境界,对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人格品质和学术追求做了系统研究。

  不论是五四精神的张扬还是知识分子话语的倡导,李新宇先生的学术兴趣一直都没有离开现当代文学这个领域。先生对当代文学一直都不是很满意,1998年我和先生有过一次对话,这些谈话整理成文章以后发表在当地一家报纸上,后来收入拙作《灯下走笔》,先生说现在炒得最火的那些东西不一定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批评界往往被一些泡沫所吸引,当然,底下是不是真有好作品也是一个疑问。

  在现代文学这一块,先生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包括《百年中国的文学遗憾》、《中国现代文学主体的三重变奏》、《国民革命与新文化的危机》等论文,对文学的启蒙精神承传的断裂和文学主体走向歧途的盲目表达了担忧。这个问题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在八十年代开展的“人文精神讨论”就是一个突出案例。在这次讨论中,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对中国人文知识的缺失的忧虑。在讨论中王晓明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化危机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王晓明的话基本上代表了有良知的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和忧思。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题问题,学界一直流行着“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观点。这个观点是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李新宇先生认为,“双重变奏”并不能准确地概括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更难以清楚地揭示文学思潮矛盾运动的复杂状态。因此,李新宇先生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是由“启蒙、救亡和翻身”三大主题构成的三重变奏的观点。那么支撑先生这个“三重变奏”观点的基础是什么呢?先生得出这个论点的理由又是从何而来?李新宇先生一向注重材料的考察,他一般是不会轻易亮出那些具有颠覆意义的观点的。先生考察了中国历史的境遇以后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同时并存这三种核心意识,分别是人的意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三种意识分别产生了三个中心主题:启蒙、救亡和翻身。三个主体相互联系而又互相冲突,各有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运行轨迹,因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最基本的矛盾结构并决定着文学发展的面貌。

  这些都是李新宇先生提出来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最能奠定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地位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先生提出的鲁迅人学思想,先生认为,作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奠基者和现代文化的立法者,鲁迅对中国现代化历史最伟大的贡献是他的人学思想。他以卓越而独特的文化实践建构了自己的人学思想体系。正是这一人学思想体系成为他卓然不群的标志,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核心和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最根本的特征。先生这方面的论文包括《面对世纪末文化思潮对鲁迅的挑战》、《鲁迅人学思想论纲》、《鲁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基石》等,在这些文章中,先生不仅阐释了自己对鲁迅人学思想的独到发现和认识,而且还对鲁迅所特有的话语系统进行了研究,得出了“要寻找20世纪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要探寻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鲁迅不能不成为首先关注的范本”的结论。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蜚声海内外的青年学者,李新宇先生并不认同那些躲进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的选择。他在治学的同时还关注着当下民族的生存环境,可能是他一直呆在高校里的原因,他在吉林大学工作期间,写了不少针对大学教育的文章,其中发表在《社会科学论坛》等杂志上的《大学的“官场化”及其后果》、《大学教育缺失什么?》、《大学教育的三大缺失》、《大学教育:公民意识的严重欠缺》等文章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他指出大学官场化和大学人文教育的缺失将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这其中包括知识的残缺、价值的混乱、道德底线的崩溃等等。另外,先生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对学生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还十分欠缺,这样下去的后果是大学只能培养一个个缺少人文关怀的知识人。对此,李新宇先生十分忧心。

  从骨子里来说,先生还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性学者,他孤独而又坚强地行进在鲁迅先生曾经走过的道路上。从这个角度来说,鲁迅先生不孤单。而在李新宇先生身旁身后,正有许许许多的同道和后来者紧跟着,所以,他也不会孤单。

 原载《思想长征》,作家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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