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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我们的精神康复——读筱敏的《成年礼》  

2007-01-08 08:09:08|  分类: 序跋与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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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我们的精神康复

——读筱敏散文集《成年礼》

 

李新宇

 

  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太多的灾难: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文化大革命、红色高棉……这一切伴随着一场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精神瘟疫。感谢上帝对人类的眷顾,20世纪结束于一个优美的姿势,昭示着文明健康有望。因此,全人类都有理由为新世纪的到来而欢呼。但是,清醒的人们应该意识到,一场瘟疫必然留下一片疫区,如果得不到消毒处理,将会长期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走出精神疫区,实现精神康复,是知识分子在告别20世纪之际不应忘记的重大课题。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作家对此关心很不够。然而,筱敏的《成年礼》改变了我的想法。因为她通过她的作品建构了一个宏大的历史空间和思想空间,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20世纪人类遭遇的灾难特别是精神瘟疫的场景。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从纳粹到文革,从俄罗斯作家伟岸的身影到我们自己的卑微和怯懦……那不是在用笔书写,而是手持一支烛光,洞穿被遮蔽的历史,帮助人们恢复失掉的记忆;是把我们送上桅杆的顶端,俯瞰着甲板上和船舱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人群怎样疯狂、怎样失掉理智和选择的能力,而最终造就自身的悲剧;是在引导我们穿越疫区,寻求精神康复之路。

  人类在20世纪到底遭遇了什么?筱敏的思考是从法西斯主义开始的。在二战之后的辞典里,“法西斯”一词早已臭各昭著,所以,筱敏没有满足于对法西斯主义的一般批判,而是从个人的生命体验出发,注目于一些容易忽略的事实,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比如,她在《群众汪洋》中考察“法西斯”一词的原意,提醒人们那捆棍棒比斧头更值得注意。因为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是在人民的拥戴之下上台的,而且上台之后的种种倒行逆施都没有遇到抵抗。筱敏指出:“大多数德国人并不在乎他们的个人自由遭到剥夺,他们似乎并不感到专制制度的残忍,相反,却怀着真正的热情支持这个政权。”

  那么,这种20世纪决不孤立的现象原因到底何在?筱敏告诉我们,其实并不复杂:一是物质手段――法西斯主义许诺了表面的平等和共同富裕。饭碗比任何东西都有号召力和胁迫力,只要成功地将其收缴,然后根据需要发放,就不仅可以顺利地建立极权统治,而且足以调动起民众的热情。一是精神手段――通过大会、游行、标语和口号制造一种氛围,使身处其中的人们失掉正常的思维,象中了魔法一样追随。筱敏一次次回顾历史的场景:“希特勒万岁”不仅是大会上的口号,而且成了相互间的问候语;《我的奋斗》不仅是党员必读书,而且成了全国人民的圣经;“他们善于制造标语口号,制造革命术语和政治运动,制造没完没了的集会和狂欢。他们善于把人的生存的空间搅得喧嚣沸腾,消灭掉任何可能使人安静地阅读(和思考)的角落。”(《语言巫术》)如此情境之中,人的精神当然难以保持健康。于是,一个现象出现了:“那些善良的儿子,那些和蔼的父亲,自觉自愿扛起枪开往别国的领土,自觉自愿充当灭绝营的刽子手,而全没有道德上的顾忌。于是,那些天真烂漫的金发儿童嘟起小嘴,两手不停地上下舞动,冲着他们昔日的玩伴高喊:‘滚蛋!犹太猪!’……”

  罪恶就是这样毒化着社会生活,污染着人的精神,把人们拖向罪恶的深渊。

  在20世纪人类遭遇的精神瘟疫中,文革是重要的一幕。在《这一代以及那一代的理想》中,筱敏引导我们进入了这样的回忆和思考:爱好和平是人类的美德,但是,60年代的中国青年却渴望战争――渴望自己流血,更希望别人流血。病态由何而来?筱敏告诉我们,因为从小就受着这样的教育,唱火药味十足的歌,喊杀气腾腾的口号。文学也曾以最大的努力宣扬仇恨,以嗜血为美。特殊的教育培养了一种战争渴望。这种渴望在文革中如愿以偿,而当自己的土地上不能完全满足这种战争渴望时,就要千方百计地去越南,去缅甸,甚至梦想打一场世界大战,把战火烧遍全球。筱敏举出《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作为例证,使我们看到了它反和平、反人道、反文明的本质。许多当代文学论著都曾涉及这首著名的红卫兵诗歌,但从未有人象筱敏一样作出如此击中要害的评价:“读这样一些诗句的时候,我们不会知道国际法准则,不会有良心上的歉疚,更不会以为‘侵略’这个向来只用于帝国主义的字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时间和地点完全不同的两代人,却有同样的症候。原因当然在于教育。当一体化的教育承载了邪恶意识之后,哪一代人能够逃脱污染?

  所以,要走出精神的疫区,需要精神上的自我排毒和净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几年来人们所谈论的忏悔很有意义。当然,忏悔的意义主要不在于承担罪责,而是在于通过忏悔而淘汰精神上的污染物。然而,事实已经证明,精神上的自我消毒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精神的病变与肉体的病变不同,肉体上的病人一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病状,而精神病人却往往不能意识到自己有病。特别是大面积发生疫情之后,大家都不健康,彼此失掉了参照,就很容易把病态当作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就尤其需要清醒者以有效的方式告诉人们什么是病态与健康。尽管一些人试图抹平优劣之别,但精神上的健康与病态仍然不难识别。筱敏创作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揭示了我们精神的病态。她通过对文革的叙述告诉我们,由于长期的“革命”伦理教育,人与人之间失掉了爱心,仇恨的烈焰却越烧越旺,父母出卖儿女,妻子揭发丈夫,学生毒打老师……一代人失掉了起码的人性。

  在《词的命运》中,筱敏揭示了一个时代如何通过“学习”而消灭人们的思想能力并在人们的头脑中植入僵化词语的过程。没完没了的“学习”,总是几个词语的重复;没完没了的讨论,说的都是相同的假话,机械而又乏味。然而,不要小看这种虚伪的形式,“那种铺天盖地的锤打,千遍万遍的锤打,到底已经把某些逻辑、某些词,象楔子一样锤进了我们的头脑,以致那里许多年之后,都是一块夯实了的地,还布满楔子,什么种子也播不下去。”显然,这些楔子因其自身的性质而与人类文明的健康主流格格不入,如果不能拔除,就会阻挡健康肌体的生长。筱敏感叹说:“我母亲在闭阖的生存条件下‘学习’了一辈子,‘改造’了一辈子,现在她老了。那些年复一年冲刷她的脑子的词,已经在那里淤积,使其硬化了,再也没有张开的可能了。我比她幸运一点儿的是,今天我还可能选择一把凿子,一点儿一点儿地清除我脑子里的淤积物,使其不至于硬化成石。”

  用凿子清除我们大脑中的淤积物,是筱敏为我们提供的一条精神康复之路。筱敏那些闪耀着思想火光的散文,本身就是她献给我们的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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