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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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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分子话语——答李钧  

2006-12-16 09:25:34|  分类: 对话与答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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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分子话语的对话

 

▲李 钧 ●李新宇

 

   ▲先生最近一系列文章几乎都是谈知识分子话语的,我注意到你的研究似乎紧紧围绕一个大课题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回顾20世纪文学发展的历史,清理知识分子话语百年演变与沉浮的踪迹;二是面对当前文学和文化现状,为守护和建设知识分子话语而进行思考和争辩。前者是面对历史的,有较强的学术性;后者是面对现实的,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近年来你的文章基本上都可以划入这一主题的两个系列。包括研究鲁迅的人学思想,重申五四精神,也都围绕着这个中心。面对你的这一选择。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世纪末的语境中,在“知识分子死了”的宣告已在中国回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考虑使你选择了这样一个课题?我们固执地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文学批评和创作都没有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不是依附于权威意识形态,就是依附于民间大众。可是,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呼唤着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经过多年的教训,我们应该能够意识到作为文学尖端的部分,无论充当权威话语的传声筒还是做大众的留声机器,都是有害的。现代文化的发展需要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

   产生这种想法的具体原因有二:一是来自对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历史的考虑,二是来自文化现状。对历史的思考使我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还远远没有实现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独立,还远远没有完成由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化。正是由于这种人格弱点,20世纪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很少,五四建立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空间很快就萎缩了。80年代经历了艰难的复苏和重建,却又很快无声地萎缩。当然也有发展,也有人执著地前行,但是,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声音的私语化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面对世纪末的文化现状,我感到忧虑的是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再度被吞没的现象。一些人拼命嘲弄知识分子,急于宣告知识分子的死亡;有人苦口婆心地教导知识分子自我调整以适应大众。我却以为知识分子没有理由放弃现代启蒙精神,恰恰相反,应该承担起守护和重建现代性文化基地的职责。因为无论人们怎样进行现代化反思,中国仍然需要现代化。

   ▲知识分子在边缘化之后又一次处于选择的困惑之中,有许多人选择了民间,但您认为民间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伊甸园,知识分子栖身其中必然面对着沉没的危险,而且这种选择本身就说明了知识分子缺少独立的力量。我们觉得,知识分子不应该总是依附于权威这一点在今日学界大概已经没有异议,但对于民间,人们的认识却很不相同。按照你的意思,既不依附于权威,也不投身于民间,而是应该建立自己的话语空间。也就需要在民间与权威之间建立第三话语空间。我们已经注意到,你的理由是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主要表现于知识分子话语,而不在民间。好像你对文学的民间化走向、对民间文化、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众化运动都评价不高。

   ●是的。我的确对民间文化不敢寄于厚望,因此对文学走向民间和知识分子向大众认同都持有异议。这有两个理由:一是20世纪文化发展历史有一个很大的教训: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并不是没有发现现代之路,而是更多的人没有守护自己的空间,没有坚持自己的话语立场。这种历史现象使鲁迅、胡适那样的人总是很孤独,使现代文化建设的工地上总是很萧条。所以,我很不愿意随便使用“现代知识分子”这一称谓,因为许多活跃于现代历史上的文人并不适合这个称谓,因为他们虽然生活在20世纪,但思想和人格根本不是“现代”的。一段历史过去了,一切都无可挽回,但应该从中获得一份清醒。可惜的是我们往往并不能从历史中得到教训。我所做的,不过是努力提醒人们。二是鉴于现代文化萌芽在当前国内的困境。“新传统”和“后现代”都在否定现代性。如果没有人守护一块现代性基地,十几年的努力也许又要象五四时期的努力一样被丢掉。我很不愿意看到那样一个结局。

   ▲我注意到你对民间化的倾向持有异议。民间化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的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是告别权威话语之后的一种选择,许多人对文学的民间化倾向是赞同的。你怎么看待你与他们之间的矛盾?

   ●其实,我对知识分子话语的追寻与一些倡导民间话语的作家和批评家出发点可能是相同的,这个共同点就是走出权威话语的笼罩。所以,如果“民间”是指“庙堂”之外的广阔空间,那是没有问题的。过去我们说“学在民间”,使用的正是这种宽泛的概念。现在很多学者对民间的理解也是宽泛的,是可以包含知识分子话语空间的。但是,在90年代的背景上,特别是在“后现代”否定启蒙立场的背景上,对民间的强调却更多地意味着与知识分子所承载的现代文化相对抗。我所反对的只是以民间话语排斥和消解知识分子话语的做法。

 

(原载《艺文丛林》2001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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