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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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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序黄发有《诗性的燃烧》  

2006-12-09 09:53:05|  分类: 序跋与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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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发有《诗性的燃烧》

 

李新宇

 

  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张承志,都无法否认这一点:他是一位个性独特的作家,而且包含了太多的话题。因此,他无疑是值得研究的。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初期,面对一片倒伏的弱草和淤泥中蠕动的软体动物,当你望着冬日黄昏那奄奄一息的太阳而禁不住叹息时,蓦然发现一棵挺立的树,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动?可以说,不管坚守的是什么,只要它挺立在那里,就已经令人肃然起敬。就在那样一个时刻,在我的年轻朋友中,已去北京的萧夏林编辑“抵抗投降”书系,第一个就选择了张承志;而黄发有则选取张承志作为自己硕士论文的题目。当然,我对此均持赞赏态度。

  关于张承志和他的创作,黄发有这本书已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系统而深入的阐释,无须我来多说。在这个关外深秋的夜晚,面对黄发有这部即将出版的新书,我几乎无法集中精力阅读,因为我的思绪总是飞回到1993年的小城曲阜。――时光真快,转眼已近十年,黄发有已不是当年的毛头小伙子,而是已过而立之年的副教授。而我此时所看到的,却仍然是他从福建风尘仆仆来到古老的小城曲阜,跟我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的模样。在复试的时候,我曾对他反复盘问,包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专业、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等等问题都问到了。因为他是杭州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却来这个偏僻的地方学文学,这种“弃明投暗”(这是我当时说他的话)之举的确使我感到意外。然而,更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坦率地回答:毕业后决不从事文学研究。他喜欢文学,却不喜欢文学学术。所以,在最初的时候,我对他并无厚望。

  而且,我很快就发现,黄发有似乎有点傲气,也有点孤僻,独往独来,不大善于交往,尤其不善于与管理他的部门和领导处理关系。他的这种性格使我不能不对他略多一些关心,因为众所周知,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这种性格很容易受伤。好在黄发有做事比较精细,虽然不大讨人喜欢,却也并不轻易给人留下把柄。面对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我喜欢那些活跃者,却更心疼些孤独者。因为在任何一种不大合群的性格底下,往往都是一处伤,或者是一段让人心酸的人生经历。在相处的过程中,我很快发现了他的两大优点:一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不被横来的世俗诱惑所吸引。青年人常常无法超越的弱点就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因而也就不懂得舍弃。然而,这个世界的诱惑很多,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却注定了不可能什么都得到。如果对自己缺少明确的认识,就会常常被吸引,东奔西忙,焦头烂额,耽误了自己的路,最后也许是两手空空。在当下中国的学生生活中,有一些诱惑是强有力的,而且一旦被吸引,就很容易长期受其牵制。面对一般同学难以抗拒的诱惑,黄发有却表现出特别的清醒,巧妙地拒绝了,使自己避免了一连串的低三下四。因此,我对黄发有不得不刮目相看了。二是的他的勤奋,能读,能想,能写,并且连续在报刊发表文章。做老师的也有偏心,那就是喜欢聪明好学的学生。于是,在我的小客厅里,就常常有了黄发有的声音。客厅虽小,但环境尚算舒适。那时我住一楼,楼前有一小院,左边一畦韭菜,右边一畦香菜,余地全种菊花,历年如此。院墙是月季扎成,从春到秋,总有鲜花不败。对我来说,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许多人都已活跃起来,而我的冬眠尚未结束,读书、写笔记、用毛笔书写木简,并不考虑写作和发表,所以生活相当清闲。与黄发有同届的郭锐几年之后在文章中称我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文人”,大概正是那时留下的印象。“士大夫文人”有钱也有闲,自然有足够的时间与自己的学生聊天。话题往往漫无边际,真是海阔天空无主题。这时候,我才发现他很健谈,只要讲起来,常常不管别人的兴趣。有时忍不住,我也会打断他的话,但心里的确很高兴,因为这种思维是一个思想者,一个学者所必须具备的。回想起来,我从来不曾刻意要把他拉到学术的道路上,因为我从来不认为最优秀的青年应该做学问。但是,这个一入校就打定主意不做学问的青年,却很快就一头钻进了学问之中,文章发表于全国各地的报刊。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又到上海跟潘旭澜先生读博士,在学问的路上已经越走越远,而且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现在的书稿已不是当年硕士论文的模样,但是,主要问题都是那时已思考过的。黄发有长于思辩又注重实证,才思敏捷而学风严谨。这使本书扎实而不呆板,灵动而不空洞。翻阅书稿,我首先感到的是他对张承志的理解之深入。我有一种相当陈旧的见解:任何研究的第一步都是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理解。如果没有对研究对象的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任何批评都无从谈起。在这一点上,黄发有的工作是值得称道的。他对张承志的理解可谓深入细致。比如,对张承志的理想主义,他说:“理想这件金光闪烁的大氅并非刀枪不入的神衣,它表面的令人不敢逼视的完美掩饰着灵魂深处太多的犹豫和挣扎。张承志的理想正是那立于海面的通体透明的冰山,他那汹涌澎湃的激情就如海潮般滚动,裹挟着冰山向前漂移,又如炙人的阳光照射着冰山,折射出斑斓的彩虹。强烈的动感和视觉效果干扰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无从窥测那被遮蔽于海面下的底部。然而,强迫性的坚持势必带来疲惫和耗损。透过张承志没有及时修复的精神裂痕,我们不难捉到他的理想的乌托邦性质和这理想乌托邦中潜藏的心理动因及精神悖论。”他从张承志没有修复的“精神裂痕”中窥见了张承志精神的秘密,特别是那些连他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矛盾。可以说,这本书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张承志精神世界及其矛盾的理解与把握。

  为了回答张承志精神世界的生成,黄发有深入地考察了作家的早年经验,从而发现了一系列独特性:比如,少年失怙和父性缺席。他说:“在男性的优越感渗透于各个角落的社会中,失去对父性的依傍一如置身于失顶的茅屋,幼小心灵意识到自身在自然与社会中的孤立,必然被卑微与渺小的情绪所笼罩。”比如,作为一个回民所遭受的歧视与冷遇:“在胡同深处、学校操场上,因为蜻蜓、弹弓或者一张香烟盒三角的争斗而招致的‘小回回,奸又奸,拿根猪尾巴往家颠’的恶毒歌谣,对于被苦难磨砺得异常敏感的心灵而言,无疑是不堪承受的屈辱”。毫无疑问,这种理解是独到的,语言也准确到位。真正的理解往往源自精神的共鸣。面对张承志的早年经验,黄发有写道:“外部生活的缺憾和内心追求的美好所交织起来的撕裂感,因不幸现实所导致的爱的匮乏所激发的对爱的渴盼,使张承志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无法得到喜爱和信任的幼年遭遇是培育怯懦、自卑、无价值感等不良体验的温床,它使人不善于合群,因害怕别人察觉自己的无价值感而不能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在汉文明大海中离聚沉浮的回族的坎坷命运,在张承志早年经验中折射为一种陷入重围而无从脱身的被淹没的恐惧。他当然不甘泯灭,极力振作自己,极力寻求一种生活意义的支撑,试图通过实现超乎寻常的目的来达到目的,来驱逐时隐时显的自卑感对灵魂的噬咬。”这样的文字,既适用于张承志,同时也是黄发有的自我诉说。作为一个客家少年,加之特殊岁月的少年经历,生活中有过的类似体验使他对生活于汉民族汪洋中的张承志很容易产生共鸣中的理解。为了清理张承志的精神世界,黄发有展示了一个完整线索:胡同里的“小回回”,“红卫兵”的命名人,红军长征路上的大串连战士,写血书到内蒙插队的知青……“红卫兵生涯的反叛特征无疑为张承志开创了崭新的环境条件,使他青年期的角色实验挥别了早年的黯淡,……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张承志早年的自卑、茫然与愤怒被燃成轻烟,一缕一缕飘散,他在‘消失’中经历人格的新一轮的铸造与淬火。”应该承认,这种理解是有说服力的。

  以当代白话文本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不同于考古,也不同于古代经典的研究。因为作家的创作摆在那里,无须考古发掘;文字通俗易懂,少有阅读障碍。它使“是什么”之类的回答与陈述往往无须多费唇舌。因此,它向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提供思想,提供比研究对象更多的东西。对此,黄发有是自觉的。他写的是作家论,却不是作家作品的一般阐释。他的研究显示着很强的主体性,不仅展示着他的研究对象张承志的文学活动和精神和各个层面,而且处处显示着一个批评家主体。比如,面对张承志理想的确定性,黄发有是如此述说的:“张承志追求理想的确定性,害怕失去明确的方向。社会越无序,价值越混乱,他对确定性的呼唤就越急切。面对社会浊流的侵袭,确定性是岿然耸立的灯塔;面对自我的追问,确定性是斩断内心矛盾的长剑。”这已不只是对张承志的描述和阐释,而是由研究对象而进入一些问题的探讨。在黄发有的著作中,类似之处是常见的。

  作为作家论,常见的不足是把作家孤立起来,研究者的视野被限制在作家活动的范围之内。黄发有的研究不是这种孤立的研究,而是有着比较宏观的视野。他把张承志放到了社会历史和文学历史的双重背景之下进行考察,既可以深入认识张承志现象,又可以更准确地显示他的意义。众所周知,在忏悔与不忏悔的问题上,张承志态度鲜明。他为什么如此?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一现象?黄发有说:“沿着‘伤痕’、‘反思’的流向,我们似乎有理由期盼作家们把解剖刀对准自己的灵魂,对随波逐流、明哲保身的自我进行深刻的拷问。但忏悔的星光是如此地微弱,在社会控诉与自我开脱的潮流中,所有的控诉者都是无辜的受害者,罪魁祸首只是‘四人帮’和无形的文化黑手。当年置身其中的人而今以旁观者的冷漠和居高临下者的理直气壮,冷冷地审视着没有了罪人的罪恶。”在这一背景上,他使我们看到张承志“急于和害群之马划清界限的告白带有明显的自我辩解色彩”,然而,责任仅仅在于那些自我辩解者吗?他说:“当荒唐岁月中人们被机械地划分为绝对正义的英雄、天造地设的恶魔和纯洁无辜的牺牲者时,责任就成了一本糊涂帐。”他对张承志精神世界中的矛盾,甚至包括他内心深处的叛逆者“趁作家自卫本能打盹时的一次越狱”,以及它很快就被“再度捕获,严加看管”的精神奥秘,他对张承志的民粹主义、反智倾向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都做了比较到位的分析和评说。他对历史的描述,对知青作家群体的评说,对“青春无悔”的看法,对昆德拉与中国作家的比较,以及对王小波这一特例的关注,都显示着他的清醒和已经达到的高度。

  这些论断无疑是精彩的:“意识到自己与社会的悲剧性对立和个体的孤立无援的境地不但没有消磨和同化作家独特的个性,反而激发起他桀骜不驯的充分肯定自我的浪漫主义激情,以孤独英雄的面目抗争着。……作家以外部冲突来转移对自我矛盾的注意力,通过面对外部世界的强烈刺激来统一内部的混乱。”“当种种政治乌托邦和道德理想主义在人间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甚至引发血腥的罪恶时,拒绝信仰的虚无主义肆意蔓延。这样,理想主义在重建个人信仰时,必须回应这样的质询:如何避免理想的乌托邦在实践的过程中再次幻灭,再次陷入虚无的埃舍尔怪圈。”

  读着这些论断,我确实很兴奋,真想大段地继续抄引下去,但想到这篇序言不宜太长,更不宜写成本书的内容摘要,于是作罢。

  当然,黄发有的研究很难说已经完美。一些论述显然还有深入的余地,一些看法也未必完全确当。但是,这是无法避免的。试图在一部著作中把所有的问题都完美地解决,无论是谁,大概都只是一种愿望。我高兴的是黄发有已经显示着他的实力,而且正在走向成熟。作为一种期望,我想说:发有,更多地读一点非文学的书吧,若想长得更粗壮,必须从专业之外汲取营养。同时,大概应该警惕一些时髦的新说,若要接受,应在人类健康文明积累的参照之下对其进行必要的鉴定。

                       2002年9月 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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