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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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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张全之《突围与变革》  

2006-12-09 09:49:11|  分类: 序跋与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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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张全之《突围与变革》

李新宇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20世纪毫无疑问是史无前例的。一百年风风雨雨,一百年动荡不安,一百年鲜血与烈火!在这一百年中,中国人不断觉醒又不断陷入困惑、不断遭受苦难又不断艰难前行!这一百年的文学浸透着这一切。

   站在20世纪最后的时刻回顾这一整个世纪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是在痛苦的思索和艰难的探寻中踏着泥泞和血污,抚着流血的伤口进入20世纪的。

   众所周知,从上个世纪中页开始,随着鸦片战争的硝烟弥漫,几千年的光荣回忆终于再也无法抵挡现实的耻辱,中国人失去了骄傲和自豪的梦乡,割地赔款的事实使历来自认为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中国终于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历史事件的意义往往是复杂而非单一的。鸦片战争是中华民族永远难以忘记的耻辱,因为它把一个民族从温柔富贵的美梦拖进了腥风血雨。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它拉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帷幕,使中华民族很不情愿地开始了走向世界的奔波,开始了与西方文化的对话。

   由于很不情愿,由于对话缺乏平等的基础,这种交流有一个过程。开始,只是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中国人的习惯,有着辉煌历史的中国人是不会轻易向别人学习的,然而,在坚船利炮面前却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于是,有了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洋务运动。然而,当时的人们却没有意识到,在一个社会整体结构中,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大要素需要相互适应,保持平衡和谐。在一个已经形成的稳定结构中,只引进一种因素不但难以改变其社会性质,而且引进的要素由于进入不同的结构,还会呈现不同的功能。到了世纪末的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尊重历史的事实而承认洋务运动的成就,正是它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且建立起了相当强大的北洋水师。然而,发展、繁荣和强大却往往也有虚假,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宣告了中体西用设想的破产。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新的觉悟:为什么拥有坚船利炮之后仍不能挽救失败的命运?清醒的知识分子想到了政治制度,中国封建的官僚体制必须改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肩负民族的命运而高高地站立起来,然而,变法维新的运动却以谭嗣同等人的鲜血宣告了它的失败。

   中国人就这样面对民族的危机和变革者的鲜血进入了20世纪。

   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起点!它意味着20世纪一开始就是痛苦中寻找出路的行程。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起点,中外文化开始大面积交流融汇,冲突也全面展开。从世纪之交到1917年前后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展开,这短短的17年的时间,是20世纪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不可忽视的一个时期。因为痛苦的寻找,历史的苦难为我们这个民族提供了新的巨人,提供了新的天才,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型期,一切都在改变。时代制造着自己的英雄,我们似乎又迎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1911年的革命的成功和不成功之处都对民族的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动荡的时代造就着自己的英雄,造就着自己的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炳麟、王国维……面对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个个闪耀着灿烂光辉的痛苦的灵魂。它照耀着这个时期的文学,这个时期的文学体现着这个民族在世纪初期的思索和寻找。

   正因为这样,世纪初的文学具有了特殊的研究价值。应该说,不了解世纪初的文学,就不能正确理解五四新文学,不了解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就不能理解此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因为在世纪初的群星中,几乎已经包含了20世纪中国的全部问题和矛盾。只有深入理解世纪初的群星,才能正确理解这个世纪。

   然而,在我们的研究中,这却是一个薄弱环节,由于各种众所周知的和至今让人模糊不清的原因,在我们的视野里,世纪初的人们却往往成了一个影子,甚至在大学课堂上也成了一个被冷落被遗忘的地带,--讲授古代文学把它作为一个简略的尾巴,讲授现代文学又把它作为一个简单的背景。之所以如此,大概主要由于历史观方面的原因,我们往往习惯于在历史发展不可切断的流中寻找某些新的因素,并以此为里程碑划分出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我们致力于“新”的寻找时又往往由于见解的偏颇而导致视野的狭隘,这是中国新文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幸免局限。进入80年代中期,我们终于认识到世纪初的价值,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上,钱理群、陈平原诸君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应该说功不可没,然而,实际的研究却仍然缺少深入的探讨和和系统的清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全之这本书是非常需要的。

   因为本书是魏绍馨先生主持的国家教委项目“中外文化交流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从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角度考察文学的流变成为本书显著的特点。作者立足于中外文化交汇这一大的背景,在对文学现象的考察上,更多地考察其在文化冲突中的价值选择,展示了这个转型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在对文学创作的考察上,没有沿袭对作品进行思想与艺术分析的传统写法,而是紧扣文化交流这一命题,分析作品在文化上的价值构成,试图描述出中国文学在接受外国文学影响后所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不足。同时,在评述中国作家受外来文化影响时,作者也没有简单地描述文化交流的形态,而是注重分析作家的心理因素,既看到有意识选择的动机,也指出无意识拒斥的潜意识所包含的文化动因,这就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作家在文化撞击中的心路历程。

   本书以世纪初文学所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与文学艺术独立发展的内在要求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为线索,详细考察中国文学在这段历史时期内的变迁。通过比较充分的论述,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正是历史的灾难逼使梁启超等在富国强兵和变法维新的梦想破灭之后,才把主要精力放到思想文化上来从而关心文学的变革。这种出发点必然地使文学负载着沉重的启蒙救国的使命。梁启超等人的文学观念受着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但是,同样受着西方文学观念影响的王国维们却却表现了不同的选择。梁启超等人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不仅受到作家职业化的挑战,也受到王国维等的批判。这种矛盾甚至表现在鲁迅的身上,他意识到文学“与经邦治国无所系属”,但在实际的文学活动中,他仍然认同文学启蒙救国这一大的文学母题。辛亥革命后,黑幕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泛滥,标志着文学意识挣脱了社会功利主义观念的束缚,然而,它的价值却是自身的病态发展。这个矛盾事实上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一直没有解决的矛盾。作者面对这一系列的矛盾所进行的分析对于当前的文学发展也是不乏启示意义的。

   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任何现象,任何人物,在文明发展的历史上都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横空出世,而只能是发展的历史链中的一环。本书一个值得称道之处就是作者充分注意到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因此在对历史现象的描述和对作家精神的分析过程中就比较清楚地显示了一些不可忽视的必然联系和渊源关系。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批儒,在本书的映照之下就不再是一个突发事件,而是一个很自然的历史过程。比如鲁迅的启蒙思想,放在梁启超等人面前,在比较中就更容易定位和定性。这种方法也许并不新鲜,但文学史的研究如果忽视这种历史的联系,就会坐井观天般地发出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论断。而这种论断在当前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中正大量存在着。

   当然,任何学术成果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对于一个年轻的、刚刚起步的青年学者来说,更不应该抱太多的奢望。张全之这本书有着明显的急就章痕迹,的确留下了不少遗憾。我想,如果时间更从容,如果对世纪初几颗巨星从思想和心理上有更深入的理解,如果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中国文化的命运从整体上有更本质的把握,如果作者为自己找到了一种精神立场而且毫不犹豫,这本书会更有份量。我寄希望于未来,因为张全之还很年轻,因为他勤奋、有探索精神、追求独创而不愿人云亦云,因为他有现代知识分子所最宝贵的良知和使命感。

                                     19974月于曲阜师大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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