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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周克芹小传“疑点”的背后  

2008-07-01 10:36:53|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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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克芹小传“疑点”的背后

 

李新宇

 

   众所周知,周克芹是新时期中国文坛上引人注目的作家,在“文革”后历史刚刚出现转机之际,他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曾经轰动一时,并且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当然并不说明什么,因为众所周知的国情,文学的评奖一直保持着某些中国特色:好作品往往评不上,评上的可能有很坏的作品。但是,在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古华的《芙蓉镇》和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应该算是不太坏的。由于讲中国当代文学这门课,为了对得住学生,就需要尽可能地理解作品、了解作家。要了解作家,首先就要读传记。然而,周克芹的传记中却一开始就让我有些疑惑。

   一般都是这样说的:

 

   周克芹(1936.10—)四川简阳人,原名周克勤,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1958年于四川成都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当过农民、生产队长、农业技术员、技师。1959年在《四川文艺》发表处女作《秀云和支书》。1980年和1981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勿忘草》、《山月不知心理事》分别获的这两个年度的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发表于1979年,描写了十年动乱四川农村一位农民和他的几个女儿在生活道路上的坎坷,真实的再现了极“左”路线给农村造成的巨大灾难。作品语言朴实,刻画人物内心细致,1982年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周克芹 ZhouKeqin(1936~1990),四川省简阳市人。1953年考入成都农业技术学校,1958年回乡务农,先后担任民校考题教师、会计、农技员等。1959年开始文学创作……

 

   周克芹,1936年生,四川省简阳人。1958年毕业于成都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回乡务农,先后当过农民、民校教师、生产队长、大队会计……

 

   我的疑惑在于:在周克芹的经历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身份是农民,但根据情况,他不该是农民。他于1953年考入成都农业技术学校,1958年毕业,有完整的中专学历,在那个年代,这个学历是很高的,也是相当稀缺的。按照规定,当时对这个层次的毕业生实行的也是“统购统销”的政策,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周克芹怎么会毕业后回家当了农民呢?

   那是1980年代,周克芹还活着。我本可以直接找他问个清楚,但一来与他不熟,二来自己不愿与名人交往,三来也没重视这回事,机会都错过了。当我从四川朋友那里听到一些相关故事时,开始意识到这个疑点背后内容的重要,但是,周克芹却得了绝症,很快就去世了。他只活了54岁,是1990年8月5日去世的。

   一晃十几年又过去了。感谢四川的朋友们——相识的与尚不相识的朋友,是他们的努力,终于解答了我的疑惑,也使一些历史细节明朗了起来。

   原来,周克芹传记中的这个“疑点”有一个大背景,包含着他的一段心酸往事,包含着一代人的悲惨故事——

1957年11月,全国的反右运动进入尾声,四川省委发出指示:寒假期间在全省集训高中应届毕业生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进行一次以系统地批判资产阶级观点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对于放出来的部分反动言论或反社会主义分子,要在学生中当作典型思想认真地加以批判”。按照当时的规定,中等学校学生中是不划右派的。所以指示说,在中学生中不进行反右派斗争,而只是把他们的表现“列为操行评语内容,作为这个学生升学、就业的材料”。黄一龙先生新近在《粤海风》第3期发表文章,详细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对于这些只有十六七岁、平时沉溺于做题背书打球跳绳踢毽子的孩子,要他们“放出反动言论”,哪有那么容易!必须施以欺骗诱惑挑逗暗示误导唆使等全套功夫,生拉活扯拖人下水。省会成都市在这方面先走一步,于1月25日起集中全部高中应届毕业生2980人,分三个学部进行为期三个多星期的集训,事先对孩子们“按进步、中间、落后、反动四类进行政治排队”(并不断在“学习”过程中调整队列),然后大会报告小会动员个别谈心,宣布“这次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反右”,“不抓右派,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档案,说错了经过争论改过来就行了”。千方百计教唆他们特别是预先排为三、四类的孩子“解除怕当右派的顾虑”,“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还安排“团员带头,引导三、四类学生深入鸣放”,对后两类学生“重点培养典型,个别发动”,“对方针、政策、政治生活方面的意见加以鼓励”。培养、发动、鼓励的办法繁多,从提供方便书写和张贴大字报,编印快报传播鸣放动态和大字报摘要,一直到各学部为“典型”学生组织讲演会,让他们登台批评“方针、政策、政治生活”,还给以全场热烈鼓掌的优待。其结果是孩子们挖空心思搜索枯肠,像做课外作业那样到处查资料剪报纸,连夜赶写大字报和发言提纲,拣大人爱听的“大胆地放”,越放越高兴,越高兴越放。据当时的简报记载,几天之后就造出“黑云乱翻,邪气上升,学生思想混乱,四类分子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的局面,一类、二类学生也纷纷倒戈,替他们喝彩鼓掌,学习以前的“排队”发生重大变化:四类即“坚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学生”竟从75人上升到233人;三类即“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怀疑、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持有相反的观点和立场”的“落后学生”(两个学部统计)也从336人上升到519人。二、三类学生(缺一个学部三类学生的数字)竟占1/4强!造就了这么多三、四类学生以后,大人脸色一变,召开大会小会“专题鸣放”,组织尚未倒戈的一类学生对早已记录在案的“反动言论”“作典型思想批判”兼批斗“反动分子”。被批判的孩子一脸惶惑:不是说不扣帽子吗?回答说我们说的是不“乱”扣帽子;帽子有何可怕?只要扣得合适!小孩自然无法反驳,只得规规矩矩地交出自己的花样年华玫瑰美梦,去迎接历代少年从未经历过的集体灾难。中等专业学校由于按规定全校学生参加运动,受难学生的起码年龄就更小了。全川各地的办法与成都略同。据后来统计,划为三、四类的少年超过3200人,占当年全省高中和中专应届毕业生的30%以上,有一个县甚至把运动扩大到初中学生,造出了全川最年幼的“反党分子”——年仅13岁!落难的孩子们的确得到“不戴右派帽子”的待遇,却被加上更加奇怪的帽子,除“三类生”、“四类生”以外,还有“这那生”、“社会基础”,——分别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的学生”和“反革命复辟的社会基础”的简称!所有少年“四类生”都被剥夺了升学资格,有的甚至被逮捕“劳教”,多数在社会上接受“群众专政”二十余年……

 

   周克芹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这位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15岁时走出山村来到成都,父母希望他学手艺挣钱,他却想上学读书。家中无钱供他,他就考了“不交饭钱,不收学费”的成都农业技术学校。在校期间,他学了各种农作物的栽培技艺,成绩优异,同时喜爱文学,开始写小说,并在报纸上发表过。然而,就在即将毕业之际,他遇到了上面的故事。在那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束的时候,周克芹被划为“四类生”,开除团籍,回乡务农。

农村的日子很难。周克芹曾经不得不把家里的门板卸下来卖掉,因为怕见熟人,就扛着门板走小路,到偏远的集市去卖。人到了卖门板的地步,贫困和艰难就不必说了。刘锡诚曾经走访过周克芹在四川简阳乡下的住处,6平米多点的一间房子,窗户被堵起来,室内阴暗无光,里面是一张床,一张小小的木桌,一只25瓦的灯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周克芹写出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我想,许茂和他女儿们的故事未必是周克芹最想写的。如果他能多活几年,也许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吧!(2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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