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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什么是“新文化运动”?(1)  

2006-11-12 07:44:14|  分类: 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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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新文化运动”?

 

李新宇

 

   什么是“新文化运动”?这是五四当时就已经引起讨论的问题,但是,至今仍然并不明晰。当时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这场运动,却没有对其历史意义和基本性质做出明确的回答。这就难免给只能远距离粗略了解的后来者造成认识的困难,导致各式各样的误解,同时,也给根据需要而曲解这一运动留下了可乘之机。在时间的隧道里,这笔注定要被长期征引的的遗产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历史已经证明,遮蔽和误解却并不能随着岁月流逝而自行脱落。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不应该继续拖延。本文不打算追求全面与完整,仅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必要的考察。这三个不同的角度是: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中国与世界文明主流,新文化运动的价值选择与努力方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究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应该如何为之准确定位?这是必须首先思考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考察它对历史的影响固然重要,但我以为,考察它发生的动因更为重要。新文化运动究竟因何而发生?发动者的动机是什么?目的又是什么?不弄清这些问题,就很难为新文化运动准确定位。

   基本的历史事实应该是不难理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政治变革的舆论前奏,而是政治变革之后的文化补课。由于种种原因,这段历史虽然过去不过80多年,但人们对它的认识却早已模糊不清。人们谈到五四,习惯于把它与其后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而忽视了它与此前历史的紧密联系。然而,事实上它与此前历史的联系是更为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它是一段历史的开端或前奏,不如说它是一段历史的压卷之作。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从器物层面开始的,它的第一步就是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经济和技术层面的变革。其主要成果是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开启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带来了经济发展的现代模式。第二个阶段是以戌戍变法和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政治变革。和平改革的戌戍变法以失败告终,却促使更多的人走向了暴力革命,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几千年的帝制,为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民主共和政体。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确是一场条件不甚成熟的革命,中华民国这个亚洲最先出现的共和国也的确是一个早产的婴儿。革命在缺少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忽然到来,匆匆催生了现代民主共和国体,却不可能为这个崭新的共和国准备下新型的官员和现代公民。所以,虽然在共和国的体制之下,人们的行为模式却远非共和国公务员和公民的关系模式,而是仍然上演着皇帝时代“为王牧民”的官员与千百万草民的旧戏。

   换句话说,当时中国的情形是:一场政治革命胜利了,民主共和国的体制在革命风雨中诞生,但是,从上到下都不习惯这种新的国体和政体。一方面,作为共和国的总统、总理和各级管理者们,大都刚刚摘去清王朝的顶戴,很难迅速由皇帝的臣子转变成为现代国家的管理者。包括那些作为清王朝专制统治反抗者的革命党人,也并不熟悉现代国家的政治规则。因此,共和国很难迅速走上国家管理的现代化轨道,而是不自觉地就会按照专制王朝的旧例行事。另一方面,作为理论上已经享有国家主权的人民,绝大多数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国家的主人,因而既不清楚公民的权利,也不清楚公民的义务,更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自己花钱雇佣的国家事务管理者——官员。他们仍然以草民自居,习惯于自居奴隶的地位。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走上大堂时一样,官员们并不让他下跪,但他还是自觉地跪下了。总之,当时的中国已经建立起现代的政治体制,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却与之相去甚远。

   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它适应时代的要求而发生,进行的是一场思想文化补课运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清楚地看到,一是陈独秀和《新青年》集团对当时国情的认识;二是他们面对现实而选择的位置和承担的职责。

   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认识当时中国国情的呢?不妨看一看陈独秀等人的见解。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中说过:“自从辛亥年革命以来,我国行了共和政体好几年,前年筹安会忽然想起讨论国体问题,在寻常道理上看起来,虽然是狠奇怪,鄙人当时却不以为奇怪。袁氏病殁,帝制取消,在寻常道理上看起来,大家都觉得中国以后帝制应该不再发生,共和国体算得安稳了,鄙人却又不以为然。鄙人怀着此种意见,不是故意与人不同,更不是倾心帝制舍不得抛弃,也并不是说中国宜于帝制不宜于共和。只因为此时,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不过胆儿小,不敢象筹安会的人,堂堂正正的说将出来,其实心中见解,都是一样。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他指出:即使那些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往往不知道共和是什么,而是满脑子装的都是帝制时代的旧思想。因此,中国很难避免帝制再次复辟,也很难保证民主共和的健康发展。[1]

   李大钊在《新的!旧的!》一文曾经指出:“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他举了一系列例子:过年了,刚过新年,又过旧年;贺年的人,有的鞠躬,有的跪拜;黄昏走在北京的街头,既有旧时代的更夫,又有新时代的巡警;制定宪法,一面规定信仰自由,一面规定“孔教为修身大本”;关于婚姻,一方面订立禁止重婚的刑律,一方面却保留纳妾的习俗……李大钊认为,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的太多,空间的接触逼得太紧。”[2]

   高一涵在《非“君师主义”》中也说:“共和政治,不是推翻皇帝,便算了事。国体改革,一切学术思想亦必同时改革;单换一块共和国招牌,而店中所卖的,还是那些皇帝‘御用’的旧货,绝不得谓为革命成功。法国当未革命之前,就有卢梭、福禄特尔、孟德斯鸠诸人,各以天赋人权平等自由之说,灌入人民脑中;所以打破帝制,共和思想,即深入于一般人心。美国当属英的时候,平等自由民约诸说,已深印于人心,所以甫脱英国的范围,即能建设平民政治。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所以人民国以来,总统之行为,几无一处不摹仿皇帝。皇帝祀天,总统也礼天;皇帝尊孔,总统也尊孔;皇帝出来地下敷黄土,总统出来地下也敷黄土;皇帝正心,总统也要正心;皇帝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总统也想‘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这就是制度革命思想不革命的铁证。”[3]

   按照现代的国家理念,政府官员与普通百姓是平等的。政府官员是百姓雇佣来为他们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百姓拿钱养活了他们,他们当然应该为百姓做事。但是,新生的共和国却从上到下都缺少这样的现代国家理念。吴景超写过一篇《平等谈》,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吴景超说,辛亥革命那一年他十岁,满耳朵所听的都是推翻清室,创造共和。他问他的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推翻清室,创造共和呢?”面对一个10岁的孩子,他的老师做了很好的回答:“清朝是个专制政体,那些王公大人,都要仗他的势力来欺压平民,平民受他的欺负,谁也不敢作声。共和国却不然,以前那些什么阶级,什么贵族,都完全消灭了,凡是中国的国民,在法律上个个都是平等,没有什么我比你尊,你比我卑的。”吴景超说他因此而欢迎共和。然而,共和国建立了,作为北京大学学生的他,却发现那个理想远远没有实现。他在文章中列举了几件事:一次是他坐车到东城拜访朋友,路上遇到警察命令他停车,因为那条路正禁止通行,原来是大总统正要从那条路上经过。又一次是他在上海火车站,看到站台上有军乐队,还有五六十个戴礼帽穿马褂的人,原来是县长要到南京去见省长,那些人到车站送行。如此种种,吴景超说:“都是前清的规矩,不过现在没有更改就是了。”[4]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新青年》选择了启蒙。新文化运动是从《新青年》的创办开始的,之所以一开始就面对青年而不是其他群体,目的就在于为中华民国培养一代现代公民。在陈独秀看来,青年毕竟思想活跃,有着较强的可塑性,即使无法避免旧思想的污染,也毕竟还有刷新的希望。他对青年提出了六条要求,试图重新塑造青年的人格。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之初不准备谈论政治,胡适也曾打定主意二十年不谈政治,鲁迅、钱玄同等都不过问政治,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不谈政治并非因为这些人对政治不感兴趣,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政治问题不是当时的重要问题。虽然他们清楚地看到共和国的政治生活有种种荒诞,但他们知道,问题已经不在政治制度,也不是单靠政治所能够解决的。正因为这样,他们不参与当时政治上的斗争,一心致力于解决思想文化上的问题。

   从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原因以及陈独秀等人的言论看,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补课,新文化运动是为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而进行的。论及辛亥革命,一些人开口就是辛亥革命的“失败”,其实,辛亥革命谈不到什么“失败”。推翻帝制,创建共和,什么革命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功?至于新生共和国必然面对的艰难和曲折,本不足为怪,因为全新的政治制度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一个新生儿诞生了,诞生于肮脏而险恶的环境之中,因为营养不良而多灾多病,是应该加倍爱护它,还是冷言抵毁她或试图扼杀她?新文化运动选择了前者。《新青年》集团爱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共和体制,不愿看到它因为不合中国国情而夭亡,要改变文化传统以适应民主共和。从这个意义上说,判断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与保守也并非简单的事,它在文化上显然是激进的,但在政治上却是意在维护已经建立的政治体制,是补台而不是拆台,是建设而不是破坏,可以说是一种保守。因为对于已经建立的共和体制而言,要以改革或革命的方式对其进行改造的是袁世凯、古德诺、张勋等人;而陈独秀等人却是一心捍卫既有的体制,充当了共和国卫士的角色。当他们发现中国传统与共和国体冲突时,他们选择了保卫共和的立场。他们思考的不是民主共和是否适应中国国情,而是中国国情是否适应民主共和,所以不像袁世凯和古德诺那样试图改变现代政治体制以适应中国国情,而是要努力改变中国国情以适应现代政治体制。他们守护的是刚刚出现在世界东方的民主政治婴儿,维护的是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说到底,《新青年》集团都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大不相同的,实用主义者总是顺应国情而改变理想,而理想主义者却是为了理想而改造国情。他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避免共和国因为文化传统的强大而扭曲其本来的品格。正因为这样,陈独秀一再表示:“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5]

   鲁迅曾一再感叹:中华民国已经不再是中华民国了。因为在他的心中,有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改造国民性,就是要创造一种与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相适应的文化。在1925年写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说过:“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6]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值得注意:一是显示了鲁迅的启蒙立场:认定只要国民性不改,就难免“招牌虽换,货色照旧”。二是它显示了鲁迅对新生共和国的深情。民国元年的光明记忆在鲁迅作品中多次出现,并非因为个人情感而产生的错觉,而是的确曾经呈现过一个美好的开端。仅从《临时约法》看,也是中国最现代的一份宪法草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鲁迅还是胡适、陈独秀,清醒者考虑的是如何进行一场思想文化补课,而不是开创一个新纪元。

   作为政治革命之后的一场思想文化补课,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从经济改革(洋务运动)到政治改革(从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再到文化改革的全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这个环节不可缺少,而且需要漫长的过程和艰苦的努力,因而也需要特别的耐心。可惜的是,人们常常缺少这样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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