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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民到立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续1]  

2006-11-12 07:56:17|  分类: 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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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民到立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

 

李新宇

 

   从维新派的思想文化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辛亥革命前夕活跃的思想界和革命派思想家的思想主张。正是一些革命派思想家和倾向于革命的思想家开始真正走近了启蒙主义,并且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的先导。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失掉了一次机会,也堵死了中国政治效法英国和日本而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尽管清廷在维新志士血迹未干之时就预约变法以图重新获得新派士大夫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尽管康有为们也仍然在呼唤还政于光绪并且与革命派展开激烈的论战,但是,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清廷因为手上的鲜血而注定失掉了历史机遇。虽然9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潮流使得辛亥革命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然而,在19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的革命已是必然。这不仅在于让改革者在刽子手们面前俯首称臣已经不易,而且在于统治者即使到了最后的时刻,也决不愿意放弃特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清王朝自己培养了革命,并把革命一步步推向高潮。在革命的蕴酿过程中,中国的新思潮开始真正接受了西方现代主流文化最可贵的传统,开始了与世界文化接轨的伟大尝试。

   在20世纪最初的一年,兴中会主办的《中国日报》等报刊已经使我们看到,革命党人已经举起了人权的旗帜以反抗神权,拿起民权的武器对抗君权,努力唤起国民争取民主和自由。在革命派的思想成果中,邹容的《革命军》虽然多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浮薄激情,但其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积极影响显而易见。他不象梁启超们那样害怕自由对秩序的危害,也不为本土传统而抵抗西方文明。而是从世界文明的健康主流吸取了思想的力量:“闻之1688年英国之革命,1775年美国之革命,1870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他悲叹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发生的“野蛮之革命”,而庆幸世界革命为中国革命所提供的一切:“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大幸也夫!”他已经认识到革命的意义是由野蛮而进入文明,结束奴隶状态而获得人的自由。所以,他高喊的是“扫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收回我天赋之权利,换回我生来之自由”。他向往的革命是“为国民购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一切权利”[9]。显然,他提倡自由和平等,强调个人的权利和人格的尊严,已不是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而是标志着走向成熟的现代知识分子开始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生存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的命运进行思考。

   由于新的思想基点的出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向几千年的传统挑战。虽然辛亥革命还没有到来,清醒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仅仅进行政治上的革命是不够的,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必须辅之以伦理道德革命。他们开始了对纲常名教的全面声讨和新的道德伦理观念的介绍。考察他们介绍的新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其中心是个体本位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强调的重点是个人权利的神圣地位。他们已经认识到传统伦理与传统政治的一致性,因而对纲常伦理和传统道德施以猛烈的攻击。面对“君为臣纲”的信条,他们说:“君亦人也,何彼独享特权特利?曰因其生而为君,是天子也。此乃迷信,有背科学。若因其有势力固然,此乃强权,有背真理。”面对“父为子纲”的信条,他们说:“人各有自,非他人之属物。”“父人也,子亦人也,故父子平等。”面对“夫为妻纲”的信条,他们说:“夫人也,妇亦人也,……人生于世间,各有自立之资格,非属于甲,亦非属于乙,妇不属于夫,夫不属于妇,此自由也。”[10]

   在对传统伦理进行批判和讨伐的同时,他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中国传统伦理的思想文化根基孔子学说。一篇题为《排孔征言》的文章说:“支那者,政教混合之国也,亦恐惧,亦迷信,故至今日始梦呓立宪。……呜呼,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欲世界人进于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11]在此基础上,他们热烈呼唤自由平等和人权。而且开始呼唤男女平等,主张妇女解放,认为男女同生于天地之间,因而同有天赋之权。《中国女报》、《女子世界》、《中国新女界杂志》等妇女报刊的出现,是妇女解放运动作为人权运动在中国展开的一个标志。丁初我在《女子家庭革命说》一文中说:“君主之权力,人奉之,家长之权力,半人为之,半天赋之,其剥夺权利一耳,其禁削自由一耳。苟无权利,即为人奴;苟非自由,即为天囚。悲哉!悲哉!人禽之界,判此几希。论家国革命之先后,并无秩序之可言;论男女革命之重轻,则女子实急于男子万倍。”[12]

   由此不难发现,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思想运动已与维新派思想家们有很大的不同。而最大的不同是突出了人权观念。一些觉醒的人们已经认识到封建制度的种种罪恶归根到底是剥夺人权和践踏人权,因而开始为争取个人的基本权利而呐喊和鼓吹。人权意识在一代知识分子中迅速强化,他们强调人权天赋,肯定人们追求个人幸福和快乐的权利,强调个人的自主和道德的自律,呼唤个人自由和人格平等,从政治领域到道德领域,全面地确立人的最高价值。

   但是,这种启蒙思想在当时只表现于少数知识分子的言论之中,而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却象维新派一样把人的自由和权利为洪水猛兽。孙中山等人更多地显示了民族主义思想而缺少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热情。这位被称作“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领袖,在思想上却恰恰缺少资产阶级思想成果中最具有永久性光辉的那些元素,恰恰没有获得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思想精华。为了完成他的革命建国大业,他像保皇党一样害怕自由和权利的学说,而且试图通过强调自由的非个体性而剥夺人们的自由。在他的《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包括了民主自由和人权等一系列命题。但是,孙中山却一再强调:“我们革命党向来主张三民主义去革命,而不主张以革命去争自由”[13]他一直痛心疾首于中国人的“一片散沙”状态,在他看来,这种状态是因为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太多。他甚至认为:“到底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呢?直截了当说,是和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他所希望的是:“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象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14]他认为推倒满情之后社会之所以出现那么多的混乱,就是因为自由太多。因此,他的主张是:“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15]他一再讲的都是服从命令,牺牲奉献,忠心报国,并且因此而对青年学生高喊自由的口号深恶痛绝。历史没有给孙中山掌握国家权力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是他的幸运。从他的三民主义思想看,可以说样样合于中国的专制传统,而且从来就没有准备给人民以自由,也从来没有考虑如何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执政者的侵犯。在他的眼里,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是有害的。因为他宣扬天赋人权,并且因此而导致了法国革命。而孙中山对法国大革命的不满是:“人民拿了充分的民权,便不要领袖,把许多有知识有本事的领袖都杀死了,只剩得一班暴徒……”[16]正是这种认识使这位华盛顿的崇拜者最终没有成为华盛顿,而且使他所领导的革命应该具有的意义大打了折扣。

   在辛亥革命前夕中国思想界的转化过程中,鲁迅是值得注意的。通过鲁迅的思想,既可以看到他与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思想联系,也可以看到他拓展和蜕变的轨迹及其全部复杂性。

   在1907年前后,面对当时中国的现实,鲁迅的言论与梁启超的“新民说”保持了明显的联系。他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7]这与当时许多人的表述是一致的。考察“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目的指向,仍然很容易发现一个大写的“国”字。“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这些表述使人们看到鲁迅当时“立人”的目的仍然是为了“邦国”之“兴起”。但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从梁启超的思想出发,却常常游离强国目的,而留连于个人自由的主题。他处处为人的个性而辩护,为个性自由而呐喊,抨击中国人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出现的两种选择:一是“辁才小慧之徒,于是竞言武事……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这是对富国强兵论者的不屑;一是“痛乎外侮迭来,不可终日,自既荒陋,则不得已,姑拾他人之余绪,思纠大群以抗御,而又飞扬其性,善能攘扰,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他甚至对民主制度表示不信任,深怕民主压抑了自由。他把“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作为当务之急,努力鼓吹个人自由,张扬人格独立和个性尊严。他赞美克尔凯郭尔,赞美易卜生,张扬那个曾经宣布“我是国家死敌”的斯蒂纳尔,对其思想津津乐道:“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既本有矣,而更外求也,是曰矛盾。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故苟有外力来被,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

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

   是否尊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欧洲现代与中世纪的一个分水岭,也是识别和确认一种文明是否进入现代或者是否具有现代性的重要标志。无论20世纪西方的一些学者是如何把明明白白的现代性涂抹得模糊不清,现代性都仍然应该是明明白白的:它以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为基础,所以无论是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信仰的自由化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等何种因素,都以人的解放、生活的幸福和人权的保障为基础。因此,现代性的基本点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和出发点,以人的自由和权利为最高价值尺度。1907年前后的鲁迅已经接近了这一基本点。在对中国文化深刻的生命体验和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在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生存状态的对比之下,鲁迅看到了生为中国人的多重悲剧:缺乏人格独立的合法性,缺乏个人权利的合法性,缺乏自由发展的合法性。因此,当他面对西方现代思想时,不仅心向往之,而且找到了自己朦胧思想的语言表达。他强烈地意识到,中国人应该从纲常名教和各种奴役关系中解放出来,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

   总而言之,鲁迅从国家目的出发,为“强国”而走向“立人”,但一旦发现了个人自由之后,却立即受到了人权思想的强烈吸引。他虽然一腿仍然处于梁启超的新民学说之中(仍然没有与梁启超为国家富强而维新、又为维新而新民的基本思路划清界限),而另一腿却已经跨出,开始以人作为思考问题的中心和进行判断的价值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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