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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世界化的根据(下)  

2006-11-05 10:02:46|  分类: 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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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化的根据

——《重申五四精神》之一节

 

李新宇

 

二、五四:是否主张“全盘西化”

   论及新文化运动的世界化选择,就无法回避这一问题:五四是否全盘西化?

   作为一个汉语词汇,“全盘西化”是1930年代才开始广泛使用的,五四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口号。但是,没有这样的口号并不意味着没有这样的主张。早在陈序经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之前,胡适已经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在胡适看来,中国文化的问题是应当怎样自我调整才能适应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现代西方文明。面对文化的冲突,胡适认为有三种解决的方式:一是拒绝承认西方现代文明而抵制它的侵入;二是一心一意接受这个新文明;三是有选择的采纳一部分。胡适认为“中国之所以未能在这个现代化世界中实现自我调整,主要是因为她的领袖们未能对现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态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16]他所希望的就是这种“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虽然陈序经不承认陈独秀主张全盘西化,并且认为胡适是折衷派,但事实上,陈独秀和胡适都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就胡适而言,态度上的温和并不影响他思想主张的坚定和明确。胡适自己曾经声明: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17]

   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充分世界化的运动,所以,如果“全盘西化”像胡适所说的那样并不意味着“百分之百”的话,它一开始就存在全盘西化的鲜明倾向。历史非常清楚,虽然五四时期没有出现全盘西化的口号,但作为理论主张和努力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努力推动各方面的西化,唯恐不够彻底和全面,这是无法否认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整个西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而且是最后的一环,它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中国要全面接受西方现代文明,也就是所谓“全盘西化”。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还处于中央帝国的梦幻之中,自然想不到西化的必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终于知道自己并不强大,甚至已经虚弱得不堪一击,于是有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改革。这是西化的开始,但这时的西化不过是注目于西洋的机器制造和坚船利炮,即所谓“富国之道”和“强兵之道”,还只是有限的西化。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以说是这个过程的总结和概括。也就是说,“用”的层面可以西化,而“体”是不能西化的。但是,经济和技术层面上的西化显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部分的西化必然引起全面西化的要求。康、梁的变法是西化过程的一次重要推进,它所要求的是政治制度上的西化。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和特权,清王朝拒绝了政治上西化的要求,康梁被迫走上了流亡的道路,六君子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由于和平渐进的政治西化要求被拒绝,暴力革命的政治西化必然要启动,并且终于获得成功。与康、梁的制度西化方案不同的是,康、梁的方案还保留了君主的地位,而孙中山等人的方案却没有给皇帝保留这样的位置。如果清王室能预见这样的结局,大概不会拒绝前者的方案。革命胜利之后,制度的框架已经西化,但人们不幸地发现,传统的文化却与西化的政治体制很不适应。民主共和的现代国体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提供保证,而当时中国的问题是:已经西化的共和制度因为缺少文化基础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时都有被破坏的危险。一方面是执政者因为长期形成的观念和习惯而不能以现代政治的规则执政,自觉不自觉地就要按照传统的专制规则行事;一方面是民众也因为观念和习惯而仍然以专制制度之下的草民自居,在已经不需要跪拜的共和国,却总是要在“公仆”们面前自动地跪下。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面对新制度与旧文化的冲突,陈独秀等人意识到:“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18]所以发动了一场在思想上弃旧迎新的文化运动。而思想上的弃旧迎新主要就是破除传统的旧思想而接受适应民主共和体制的西方新思想。

   值得注意的首先是新文化运动对“国粹派”和“特殊国情论”的批判。在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中,传统的维护者打出了“保存国粹”的旗号。事实上,这是一个妥协之后的口号,它的意义已经不在于全面排外,而是在西化已经无法抵抗的情况下试图保留某些中国传统。也就是说,它所抵制的已经不是西化,而只是全盘西化。因此,对国粹派的批判就带有了全盘西化的意味。鲁迅说:“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说,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把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19]与西方相同的东西当然不需要改变,需要改变的就是与西方不同的东西。割掉脸上的瘤子以与西方相同,也就是要完全西化。国粹派有这样一种论调:“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20]这是以民族性抵抗世界化的重要理路,从五四至今一直沿用着。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却认为这是要自绝于世界。鲁迅说:“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21]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成员都不担心中国人失掉自身的特色,而是担心因为自身的特色太多而无法融入世界。

   更为重要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大多反对调和折衷,拒绝接受中西融合的主张。在近几年的新保守主义潮流中,五四因此而受到了更多的指责。应该承认,五四的主张的确是极端和绝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下批语五四极端化和绝对化的人就比陈独秀、胡适和鲁迅高明。事实也许恰恰相反,只证明他们无法企及那一代人的高度。因为反对绝对、极端和片面的思维对于中国人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孩子们读书伊始就学中庸之道,至于既这样又那样的庸人思维是一般人都会的。如果站在民族文化本位寻找可以自豪的东西,倒是完全可以自豪地宣称:即使是中国的弱智者,也比西方人精通“辩证法”!

   正因为这样,在东西文化冲突中,必然会出现“撷精取粹”、“熔于一炉”与“土洋结合”、“中西合璧”的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坚决反对这种主张,态度激烈而决绝。究其原因,他们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知道经过调和折衷之后出现的会是什么。那样的结果他们不能接受。

   在陈独秀们的眼里,欧化之路已经是无须讨论的选择,而中国传统与西方近代文化则是不可调和的,所以必须一心一意走西化之路。他说:“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或是仍旧用中国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这个国是,不可不首先决定。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譬如既然想改用立宪共和制度,就应该尊重民权、法治、平等的精神;什么大权政治,什么天神,什么圣王,都应该抛弃。若觉得神权君权为无上治术,那共和立宪,便不值一文。又如相信世间万事有神灵主宰,那西洋科学,便根本破坏,一无足取。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针,象那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说,万万不足相信的。因为新旧两种法子,好象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中国目下一方面采用立宪共和政体,一方面又采唱尊君的孔教,梦想大权政治,反对民权;一方面设立科学的教育,一方面又提倡非科学的祀天、信鬼、修仙、扶乩的邪说;一方面提倡西洋实验的医学,一方面又相信三焦、丹田、静坐、运气的卫生;我国民的神经颠倒错乱,怎样到了这等地步!我敢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22]他又说:“记者非谓孔教一无可取,惟以其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23]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是清醒的,他问道:“德谟克拉西是什么?纲常名教是什么?两下里折衷调和起来是个什么?”[24]

   面对调和折衷的论调和陈独秀的问题,鲁迅揭示说:“‘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要昌明。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然而,鲁迅认为“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25]他借易卜生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态度:“Allornothing!”[26]这种态度也许有点理想化,对于文化来说尤其难以实现,但这是五四新文化先驱们的理想。他们希望中国走上一条新的道路,结束不堪的历史。他们不愿接受打了折扣的理想,更不愿看到一些人在折衷调和的名义之下继续供奉吃人的幽灵。胡适说:“为什么要反对调和呢?因为评判的态度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调和是社会的一种天然趋势。人类社会有一种守旧的惰性,少数人只管趋向极端的革新,大多数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这就是调和。调和是人类懒病天然趋势,用不着我们来提倡。……革新家的责任只是认定‘是’的一个方向走去,不要回头讲调和。社会上自然朋无数懒人懦夫出来调和。”[27]几年之后,他又说:“时髦的人当然不肯老老实实的主张复古,所以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对于固有文化,他们主张‘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对于世界新文化,他们主张‘取长舍短,择善而从’;这都是最时髦的折衷论调。”“妄谈折衷也是适足为顽固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幕弹。”[28]正因为这样,无论对哪一种折衷论调,他都是坚决反对的。

   因为几千年的传统根深蒂固,“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所以反对调和折衷往往首先出于策略性的考虑。陈独秀在《调和论与旧道德》中作过一个比喻:“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二元五角。社会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29]鲁迅也说过:“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30]胡适是这样说的:“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31]从这种策略性的考虑,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努力方向。

   在20世纪的中国,一直不乏关于文化“融汇”和“合壁”的理论想象:既引进外来文化,又保存本土文化,二者融汇贯通,中西合璧。在物质文化方面,这种想象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旗袍和高跟鞋的结合早已成功,西装和瓜皮帽也未必不可,至于沙发和太师椅同置一室、满汉全席外加面包牛油,早已没有人反对了。可是,这种宽容精神固然伟大,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却无法实现,而且难以进行调和与折衷。因为无论怎样批判胡适、鲁迅、陈独秀,只要面对文化冲突的实际,都会承认在许多方面调和折衷是困难的。不信就试一试:民主与专制、科学与迷信、男女平等与夫为妻纲、一夫一妻与妻妾成群、言论自由与文字狱……折衷的结果是什么?融合之后又是什么形态?对于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或许已经见过这种结果,但陈独秀们却还缺少那样的创造力,而且不愿接受那样的杂烩。

 

三、为什么要“全盘”西化?

   为什么要世界化,而且要“充分”或“全盘”,其根本理由是什么?这是面对新文化运动不能不回答的又一个问题。

   五四当时只做过一些零星的回答,没有人进行过系统而全面的论述。第一个试图全面回答这个问题的是陈序经。1933年12月29日,他在中山大学做过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反响强烈并引发了一场论争。第二年,陈序经出版了他的专著,书名就是《全盘西化的理由》。他认为关于中国文化的主张大约可以分为三派:一是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二是折衷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三是西化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明的。陈序经说:“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复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许我们应用折衷调和的办法;那么,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32]在谈到全盘西化的理由时,陈序经提出两点:一是西洋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二是西洋现代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趋势。为了突出自己全盘西化的观点,陈序经不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是全盘西化的,但在事实上,他的思想观点与《新青年》集团相比并无多少超越。

   关于第一个理由,《新青年》集团已经说得比较透彻。钱玄同说:“适用于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都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该虚心去学他,才是正办。若说科学是墨老爹发明的,哲学是我国固有的,无待外求;我国的文学,既有《文选》,又有‘八家’,为世界之冠;周公作《周礼》是极好的政治;中国道德,又是天下第一;那便是发昏做梦。请问如此好法,何以会有什么‘甲午一败于东邻,庚子再创于八国’的把戏出现?何以还要讲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话?何以还要造船制械,用‘以夷制夷’的办法?”[33]陈序经的论述所增加的是事例的具体和语言的明澈。比如,在谈到中西文化的优劣时,他说:“没有到外国的人,也许不觉得我们的生活的简陋,然一到外国的人,总免不得要觉到我们自己的生活,若不客气来说一句,还是未完全开化的生活。‘欧洲没有穷人’,……欧人所谓穷,是没有舒服,中国人的穷,是穷到非人的生活。我们不要远跑,只在上海、北京、广州,附近的地方看看,便能了然,这些的人,一天二餐还没法子去弄好,说什么来和欧洲人比较?”[34]作为结论,陈序经说:“西方文化既比我们的好,我们为什么不全盘彻底的采纳?”[35]这样明白而到位的表达,是五四时期所少见的。

   关于第二个理由,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常见的。而且,陈独秀等人的阐述已经不仅是顺应“世界潮流”。1917年7月1日,陈独秀在天津南开学校做题为《近代西洋教育》的演讲,主要内容是中国的教育“何以必须取法西洋”。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认为中国之所以必须取法欧美,理由是:“此时西洋各国学术思想潮流,居世界之大部分,吾国不过居一小部分,只合一小部分随从大部分,不能够强教大部分随从一小部分,所以我们中国必须舍旧维新。”陈独秀不同意他的见解,他说:“其实吾国文明若果在西洋之上,西洋各国部分虽大,吾人亦不肯盲从,舍长取短。正因西洋文明远在中国之上,就是中国居世界之大部分,西洋各国居世界之最小一部分,这大部分的人也应当取法这一小部分。所以鄙人之意,我们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的缘故,不是势力的大小问题,正是道理的是非问题。”也就是说,之所以必须取法西洋,并非因为不得已而随大流或服从多数,而是因为它的确优于东方文明。从五四到今天,一些人在接受西方文明时还仍然有一种大势之下的勉强和无奈,而陈独秀却早已意识到这种选择的“道理的是非问题”。[36]

   因此,从陈独秀到陈序经,所谈理由其实只有一个,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明。它是比较之后的判断:西方文明比中国文明好。

   那么,它好在哪里呢?回答涉及方方面面,但要点是突出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之所以特别青睐于西洋近代文明,因为它是进步的,文明的,之所以说经是进步的文明的,因为它是自由的,民主的,平等的,人道的,归根到底,它可以给人带来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的保障。陈独秀一开始就抓住了一个根本。他的论述大多不是从虚幻的群体概念出发,而是从个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出发的。在《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提出了新青年的六条标准,第一条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他说:“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他认为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一部“解放的历史”,他说:“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37]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他又指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首先是“人权说”。[38]他对人权的认识是从法国启蒙运动和由此而来的大革命而来的。在他看来,人的解放的历史就是争人权的历史。所以,他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首先看重的是人权问题。在强调科学的重要性的时候,说的也是“科学与人权并重”。后人谈五四多说民主与科学,而新文化运动开始时的口号却是人权与科学。当然,民主与人权在这里并不矛盾,因为民主正是能够保障人权的政治制度。在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中,陈独秀向往的是:“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因此,世界化的根本理由不是别的,而是它可以使中国人也可以获得人格的独立、人权的平等和思想的自由,也可以享有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的保障。

   为此,当然值得为之奋斗。

   在进入20世纪之后,尤其是到了五四前后,虽然西方文明在中国扎根艰难,但要全面拒绝西方文明已经不可能。无论思想层面还是生活层面,中国都在迅速西化。汽车代替了轿子,西装代替了长袍,鞠躬代替了跪拜……这种变化应该说是相当普遍的。但是,一个现象出现了:一些领域的西化非常容易,一些领域的西化非常困难。西化在某些领域受到了普遍欢迎,在另一些领域受到了阻挠和抵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在20世纪的中国已经没有人一般地反对西化,就连慈禧太后都要努力引进洋玩艺儿,普通老百姓也知道电灯比豆油灯亮得多,但是,一些人却反对全面的西化和从根本上的西化。他们赞同在一些领域西化,而反对在另一些领域西化。如果考察那些坚决拒绝西化的领域,就会发现,那往往都是一些人的特权之所在,如果西化了,他们就失掉了特权,只要按老规矩办,特权就可以保留下去。而且,那些决不允许西化之处一般都不是日常生活领域,而是关系到政治体制和伦理原则、关系到公民是否能够获得自由、尊严和权利的关键。如果借用鲁迅所说的人肉宴筵来看,提供西洋餐具或烹饪方式是不被拒绝的,但如果危及宴席的秩序或者要从根本不准吃人,就要遇到反对。其理由是西方文明不合中国国情。对此,陈独秀曾经悲愤地写道:“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人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而皆为尊重国粹国情之袁世凯一世、二世所不许。长此暗黑,其何以求适二十世纪之生存?”[39]

   一些盲目排外的人往往不明白这一点,他们以为充分世界化将危及他们喜欢吃饺子的习惯而被迫吃面包,或者要被迫脱掉长袍而换西装领带。其实,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从来没有在这些领域要求人们西化,他们自身也常常穿中式长袍,吃中国菜,按中国的习俗与亲朋来往。胡适说过:“我们理想中的‘充分世界化’,是用理智来认清我们的大方向,用理智来教人信仰我们认清的大方向,用全力来战胜一切守旧恋古的情感,用全力来领导全国朝着那几个大方向走,——如此而已。至于一两个私人在他们的私生活上爱读仁在堂的八股文,或爱做李义山的无题诗,或爱吃蛇肉,或爱听《二进宫》,那才是我们的理智‘无所施其技’的。”[40]而所谓大方向,也就是陈独秀所反复强调的三点:人权的平等、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

2004/2/10  长春

原载《齐鲁学刊》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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