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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传统的理由(上)  

2006-11-05 09:57:23|  分类: 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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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传统的理由

——《重申五四精神》之一

 

李新宇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传统著称。在此以前的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反传统的人物,出现过一些反传统的现象,但从未有过象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的阵势,也从未有过那样激烈的态度及其对于传统的整体性否定。正因为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成为一种时髦。人们在大力弘扬传统之际,就很容易发现五四的罪恶:整体反传统,全盘西化,割断了民族文化的血脉,造成了传统的断裂,葬送了民族文化自我……因此,在很多人眼里,反传统已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无可饶恕的罪行。那些最响亮的批判之声人们大概耳熟能详:新文化运动方向的选择是错误的;新文化运动的严重破坏给中国带来了“秩序危机”;白话文运动是“弑母行为”,“无异于要埋葬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存在”,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试图守护五四新文化的人仍然为新文化运动进行了辩护,其精神让一切认同五四新文化的人为之感动。然而,这些辩护常常是这样进行的:五四没有打倒孔家店,没有全盘反传统,鲁迅决非真的提倡不读中国书,胡适决不主张全盘西化,新文化运动是对传统文化最好的继承和发扬……人们试图否认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否定,努力把五四解释为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分化出来的一种反主流力量,并因此断定五四是“真正的国粹”。

  面对这种现象,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历史的事实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究竟在于反传统还是在于继承和发扬传统?只要正视历史的事实,大概应该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至少是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等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是激烈的、决绝的、整体性的。他们的行为使上述的辩护者无法为之有效地辩护,甚至让人感到象当年章士钊为陈独秀所作的辩护一样,好心好意要为陈独秀做无罪辩护,结果却让陈独秀无法接受,不得不当场反驳。

  今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都已作古,当然不可能从坟墓里爬出来申辩,但是,只要面对历史的真实,我们就应该承认,无论“全盘反传统”还是“整体反传统”,作为一种基本判断,决非是对五四的诬陷。它没有冤枉五四,而是对五四精神相当准确的一种把握。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的否定是激烈的,也是整体性的。它轰向传统的炮火并没有对目标进行一分为二的处理,在进行批判的时候也很少想到继承。至于是否“全盘”或是否“彻底”,争辩实无多大意义,因为作为一种文化运动,即使在理论上主张全盘反传统,事实上也无法做到,正如人们无论怎样主张全盘西化,全盘西化都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一种倾向性的描述,“全盘反传统”、“彻底反传统”、“整体性反传统”应该都没有多少疑义。

  我想说明的是:对于五四新文化的守护者而言,需要进行的不是这样的辩白。因为一旦陷于上述辨白,就意味着新文化运动只有不全盘反传统才是合法的,而一旦被证明是全盘反传统的,或者说是全盘西化的,它就失掉了全部的合法性。这就意味着承认了一个前提:传统是不可否定的。可是,有什么东西能够赋于传统以不容否定的神圣地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没有承认这一前提,新文化的守护者同样没有必要认可这一前提。

  因此,值得争辨的问题不是五四是否全盘反传统,而是全盘反传统这一文化选择是否具有合法性。那么,一个关键问题是:新文化运动为什么反传统?它反传统的理由是什么?

 

  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陈独秀说:“本志同仁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要反传统,是因为拥护民主与科学。

  这一解释虽然在五四之后的历史上被普遍接受并广泛传播,但显然并不令人满意。胡适认为:“这话虽然很简明,但是还嫌太笼统了一点。假使有人问:‘何以“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呢?’答案自然是:‘因为国粹和旧文学是同德赛两先生反对的。’又问:‘何以凡同德赛两先生反对的东西都该反对呢?’这个问题可就不是几句笼统简单的话所能回答的了。”[2]的确,民主与科学本身的合法性并非无须论证的。面对传统与科学民主的对立,人们完全可以作出相反的选择:要传统而不要民主!要传统而不要科学!事实上,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这么做的一直不乏其人。

  所以应该承认,胡适的思考展开了一个重要的深入点。因为民主和科学毕竟只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或者说是新文化运动的途径,而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最终目的。就象各种主义、制度和思想方法一样,它只能是手段和途径,是为目的服务的,而本身并非目的。可是,胡适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去回答“何以同德赛两先生反对的东西都该反对”这一问题,而是转了一个弯,在另一层面上展开了自己的论述。他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他告诉人们:对于世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的吗?”对于社会上公认的行为与信仰,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在胡适看来,这种对传统的质疑即“评判的态度”。他认为新思潮的意义就在于这种“评判的态度”,即尼采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适把新思潮的意义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这四者中,前面都是手段,“再造文明”是目的。[3]

  胡适的回答向前推进了一步,给科学与民主找到了一个落脚之处:提倡科学和民主也罢,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也罢,目的都是“再造文明”。而且,科学与民主正是蓝图中的新文明的重要标识。对于一个运动来说,目的标识是重要的。否则就容易失掉质的规定性,甚至因为失掉明确目标而走向歧途。正如有人把新文化规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抽掉了建设的目标,使其结果成为无法预料的未知数。因为慈禧太后和义和团都反帝,奴隶制度的追求者都要反封建。如果一种文化运动只是强调反帝反封建,就无法排除包括回到奴隶制时代在内的多种可能。然而,象陈独秀一样,胡适仍然没有触及根本。

  进一步的问题必须回答:为什么要“再造文明”?因为人们完全可以反问: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为什么需要“再造”?

  把创造新文明当作无须论证的目的,从中可见那一代人思想中的进化论影子和发展主义的文明史观。在世纪初特定的思想背景上,再造文明也许本身就已经具有了合法性。然而,从根本上说,这种回答是不够的。因为新文明并不能因其“新”而获得合法性,旧文明也并不因其“旧”而丧失合法性。“再造文明”的合法性并非无须证明的。

  之所以需要“再造文明”,显然是因为旧文明不好。那么,旧文明到底不好在哪里?这是新文化运动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着反传统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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