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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五四:价值重估的尺度(上)  

2006-10-29 09:47:00|  分类: 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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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价值重估的尺度

 

李新宇

 

   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胡适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他告诉人们:对于世俗相传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对于古代圣贤的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的吗?对于社会公认的行为与信仰,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应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在胡适看来,这种对传统的质疑即“评判的态度”,而“评判的态度”就是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价值重估运动。

   新文化运动系统审视了中国传统文明,对其方方面面进行了重估,如:孔教问题、伦理问题、女子解放问题、贞操问题、婚姻问题、父子问题、教育改良问题、戏剧改良问题、文学改革问题,等等。胡适说:“孔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价值。文学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文学的价值。贞操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贞操的道德在现代社会的价值。旧戏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戏在今日文学上的价值。礼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古代的纲常礼教在今日还有什么价值。女子问题只是要重新估定女子在社会上的价值。政府与无政府的讨论,财产私有与公有的讨论,也只是要重新估定政府与财产等等制度在今日社会的价值……”[1]正是在这种重新估价中,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明做出了否定性的结论,而且给予了猛烈的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早已形成而且延续了几千年,问题也罢,罪恶也罢,并非到五四时期才出现的。比如,性别秩序中的女子问题,长幼秩序中的儿童问题,君臣秩序中的民权问题,各种旧伦理之下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都是中国上千年的存在,它在过去的岁月里并未成为问题。一代代先贤都目睹过女人缠脚的痛苦,却都没有感到这是个问题,究其原因,并不都是因为本性残忍,也不全是出于男人的私利而有意让女人作此牺牲,而是因为身处传统之中,对问题便熟视无睹。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通过反复的个人社会化过程,人们形成了种种习惯,习惯了压迫,也习惯了被压迫;习惯了施虐,也习惯了受虐;于是,一种文化特色或特殊国情得以形成,使人因司空见惯而见怪不怪,甚至把苦难视为理所当然,把罪恶看作天经地义。正因为这样,在过去的几千年中,虽然也不乏少数挑战者,但人们并没有感到中国文化问题的严重性,更没有感到它必须进行“再造”。唯独到了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的眼里,才变得问题严重,难以容忍,必欲彻底推倒而后快。

   对世世代代习以为常的传统文明表示厌弃,进行态度决绝的批判,这显示着价值尺度的重大变化。一切价值重估都需要价值尺度。离开了价值尺度便无所谓长短和优劣。因此,正是价值尺度的变化使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对中国传统作出了不同于前辈的判断。

   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价值重估的尺度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界一直缺乏必要的认识,因而导致了对新文化运动阐释的许多混乱。其实,先驱者们的实践早已证明: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重估一切价值的根本尺度。

 

   在《敬告青年》中,陈独秀对青年提出了六条要求,第一条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他认为人“各有自主之权,绝对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隶自处之义务。”他希望中国青年能够摆脱奴隶状态,实现个性的解放和人格的独立。他说:“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在他看来,“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原因是“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在这里,个人的“自主自由之人格”已经成为明确的目的。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提出了新文化运动最先的纲领性口号:科学与人权。后人谈到五四,首先想到的是科学与民主。这是陈独秀自己后来为《新青年》辩护时对新文化运动精神的概括,但在最先的时候,他说的不是科学与民主,而是“科学与人权并重”。

   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陈独秀指出东西民族根本思想的三大差异,其中之一就是“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他赞美西洋民族:“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自唯心论言之,人间者,性灵之主体也;自由者,性灵之活动力也。自心理学言之,人间者,意思之主体;自由者,意思之实现力也。自法律言之,人间者,权利之主体;自由者,权利之实行力也。所谓性灵,所谓意思,所谓权利,皆非个人以外之物。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他批判东方社会:“自游牧社会,进而为宗法社会,至今无以异焉;自酋长政治,进而为封建政治,至今亦无以异焉。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于家长。……自古忠孝美谈,未尝无可歌可泣之事,然律以今日文明社会之组织,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因此,他提出了鲜明的主张:“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2]

   在这里,他用以比较和判断东西方文明优劣的价值标准不是别的,就是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权利。一种文明如果有利于个人的独立和自由,有利于个人权利的保障,就是好的,如果本土没有,就从外面拿来;反之,如果把人变成奴隶,扼制人的独立和自由,剥夺人的权利,就是坏的,无论它是什么样的祖宗牌位,也应该毫不留情地将其推倒。

   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态度,也决定了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性质。关于新文化运动,陈独秀作过如此解释:“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运动底朋友不是敌人。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作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譬如中国底现实政治,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有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象狗争骨头一般罢了。他们的争夺是狗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3]

   只要牢牢把握这一点,就不至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太多的曲解和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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