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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战场上的寻思——《重申五四精神》导言(续3)  

2006-10-29 09:37:47|  分类: 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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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战场上的寻思

——《重申五四精神》导言之一(续3)

 

李新宇

 

   在种种新潮和后学看来,五四早已失掉现实意义,需要的只是批判和解构。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五四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五四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我们还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在这种情况下,五四精神是否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

   由于各种原因,世纪末的中国学界到处可见这样的描述:在过去的年代里,知识分子曾经以“启蒙”、“主体”为旗帜,以启蒙导师自居,拥有话语霸权;而在今天,主体已经丧失了价值根基,启蒙成了一个过时的“神话”,知识分子已经边缘化,而且,知识分子已经死了。文化的溃败和幻灭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作家们纷纷告别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立场,而以“平常心”、“世俗情怀”相标榜,好象启蒙很丑恶,因而避之唯恐不及,而且,晚生代作家纷纷以嘲弄知识分子为能事。启蒙立人曾经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但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文坛,启蒙变成了一件十分荒唐可笑的事。时髦的批评家在反复强调:知识分子必须放弃启蒙主义立场,改变居高临下的导师姿态,必须进行自我反省和角色自我调整。在一些人的观念中,以五四为标志的启蒙主义已经失去思想的活力,失掉了现实的针对性。因为中国已经不需要现代性,中国大众已经不需要知识分子启蒙,中国的未来已经不需要知识分子。

   这一切都建立在对当前时代和中国社会的认识基础上。冷战时代基本结束之后,世界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福山乐观地宣告历史已经终结,享廷顿充满忧虑地提醒人们关注文明的冲突。在大陆学人的笔下,近来也常常看到这样的表述:“在今天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商品化的问题更加突出。特别是资本主义全球市场化,商品化,已经全面渗透到第三世界和地球的每个角落……”[10]“1989年,一个历史性的界标。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告一段落。两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国的启蒙主义面对的已经是一个资本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已经把中国带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在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国家及其功能也相应地发生了虽然不是彻底的,但却是极为重要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造就了它自己的代言人,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价值创造者的角色正面对深刻的挑战。……中国的现代化或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以启蒙主义作为它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文化先锋的。正由于此,启蒙主义的抽象的主体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在批判毛的社会主义尝试时曾经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能动性,但是面对资本主义市场和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社会危机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11]

   这是近年来国内思想界一种相当普遍的认识。告别启蒙立场和呼唤知识分子角色转型也多由此而来。因为中国已经纳入全球化,启蒙目的已经实现,任务已经完成,所以,启蒙知识分子就该寿终正寝了。但是,这种见解起码有两点值得怀疑:一、中国是否已经纳入全球化体系之中,全球化程度究竟如何?二、是否只要建立了市场经济,就不再需要启蒙?

   面对学界对于中国全球化程度的认识,我总有几分怀疑:中国的市场化已经完成了吗?中国已经进入全球化体系之中了吗?众所周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是困难的。由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制约,市场规则难以推行,市场的畸形和病态难以克服。不错,中国已经开始努力发展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进入正常轨道却仍然非常艰难,而且市场经济的出现并不一定意味着市场社会的建成;中国的确开始日益深入地加入到世界市场的竞争之中,从而使得内部的生产和社会机制的改造也必须在市场制度的规约之下进行,但是,这一切都还是极为有限的,市场规则并没有规约中国的整个社会生活,它离真正进入世界还有一段相当艰难的路程。

   在一些人的描述下,启蒙主义知识分子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的,因为启蒙主义的主体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在批判前现代的意识形态时是有威力的,面对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过程本身的危机,它却无能为力。这种分析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因为市场化并不导致启蒙必要性的丧失,恰恰相反,中国特殊的现代化过程使启蒙的任务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当前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当然不仅仅是“人文精神的失落”能够概括得了的,更不是所谓道德危机和精神文明的危机,而是社会转型期政治与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问题。必须清楚:现代化不只是一个经济和技术的指标,更不只是市场经济,它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系统工程。如果各方面不能协调发展,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因而也就不能避免所谓的“现代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所谓“现代性问题”并不是现代性自身的问题,而是现代性遭遇抵抗和扭曲而导致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外普遍存在着一个误解,似乎现代化是可以打折扣的,现代性是可以随意解释和修改的,事实上,现代性应该是确定的,否则,就很容易导致对现代性的取消。

   常识告诉我们,有了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实现。人们应该能够认识到,在国有或公有资产股份化或私有化的过程中,政治民主是必须的,没有政治民主的监督和保障,就无法避免不公平的再分配现象。仅仅依靠市场化自身的发展并不能保证这些问题的解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不重视关于“文化即命运”与“民主即命运”的争论,而在我看来,无论文化即命运还是民主即命运,都明确地昭示着人们:在经济正大踏步现代化而政治和文化却不能协调发展的情况下,不是不再需要知识分子,而是特别需要知识分子。

   在中国后学看来,五四之所以过时,启蒙主义之所以可笑,原因在于已经置身于市场和大众传媒支配之下的消费主义的后现代社会,而在这样的社会里,大众不需要启蒙导师。然而,正因为传媒可以随时制造着大众的声音,社会才更需要启蒙知识分子独立的思考和清醒的声音。尽管众声喧哗给声音的传播增加了困难,但困难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而是对启蒙知识分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有人嘲笑“五四神话”,有人讽刺“说不完的五四”。是的,五四的确还没有说完,因为中国还没有发展到五四已经不必提起的时候。作为一种知识模型和价值体系,五四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还没有更好的。所以,在结束这个世纪而进入下一个世纪之时,我为自己选择了这样一项工作:重申五四精神。

1999年1月 曲阜

原载《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

─────────

   注释:

   [1]金大中《文化是命运吗?——答李光耀》,美国《外交》季刊1994年11-12号。

   [2]李泽厚《五四的是是非非》,《走自己的路》,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P512。

   [3]见《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转引自佩里·安德森《文明及其内涵》,《读书》1997第11期。

   [5]《上海文学》1995年第10期《编者的话》。

   [6]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7]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P2。

   [8]《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P666。

   [9]钱谷融《个性、启蒙、政治》,《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1期。

   [10]刘康等《后殖民主义批评:从西方到中国》,《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4期。

   [11]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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