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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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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一个分歧  

2006-10-23 07:54:30|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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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一个分歧

 

李新宇

 

在对“特殊国情”的强调中,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所谓“国民素质”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要从晚清说起。因为民众程度低,素质差,没有能力,是清朝统治者推迟制度改革的主要理由,也是保皇派反对民主共和的主要理由。

看上去好像很合理: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教育不发达,文化水平低,国民素质差。在这种情况下,要实行民主共和,能行吗?

事实是不可否认的,由于历史传统的造就,中国的大多数国民的确不具备共和国公民的修养,甚至带有严重的奴隶心态,习惯于依附,习惯于见官就拜,自称奴才。

这一切都是历史造就的,是专制统治训练出来的。可是,到了社会急需结束专制制度的时候,它却又成了延续专制制度、剥夺国民权利的理由。

它必然让一些人愤愤不平。因此,必然要有争议。

一个思想史上的事件人们大多熟悉: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争。在那场论争中,一个重要的分歧就发生在这里。

保皇派说:中国人不能没有皇帝,因为国民素质太差,没有皇帝管着,就全乱套了。所以,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而不能实行民主共和。为此,革命派曾经据理力争,反驳保皇派,讲述中国可以实行民主共和的道理。一些话至今读来很有份量。

在论战中,梁启超说:“今日之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而所以下此断案者,曰,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1]

陈天华回答说:“欧美可以言民权,中国不可以言民权,欧美可以行民主,中国不可以行民主”,这是对中国国民的侮辱。他承认中国人目前的状况,但他解释说:“被压制于历来的暴君污吏,稍稍失其本来,然其潜力固在也。此亦如水之伏行地中也。遽从外观之,而即下断语曰:中国之民族,贱民族也,只能受压制,不能与自由,……一若吾民族万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为牛为马为奴隶者,何其厚诬吾民族也!”[2]

汪精卫也认为:“我国必有民权立宪之能力也,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人类之普遍性也,持其所翕受之量,有多寡而已,论者虽武断,敢谓我国民自有历史以来,绝无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乎?但观贵族政治至战国而荡尽,我国民主精神,宁可诬者,夫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制度也,故此制度之精神,必适合于我国民而决无格格不入也。”[3]

章太炎的观点早在1903年已经清楚表达:“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4]

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的态度有点复杂。在其早年,他曾说过:“且夫菲律宾人,土番也,而能拒西班牙、美利坚二大国,以谋独立,而建共和,北美之黑人,前此皆蠢如鹿豕,今皆得为自由民,言中国不可共和,是诬中国人曾菲律宾、北美黑奴之不若也,乌乎可?”“所以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例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5]

然而,到了后来,孙中山的言论出现了一些变化。他一方面说:“袁世凯之流必以为中国人民知识程度如此,必不能共和。曲学之士亦曰非专制不可也。呜呼!牛也尚能教之耕,马也尚能教之乘,而况于人乎?今使有见幼童次欲入塾读书者,而语其父兄曰:‘此童子不识字,不可使之入塾读书也。’于理通乎?惟其不识字,故须急于读书也。”(这段话是从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中抄来的。我手中有大陆1956年出版的《孙中山选集》,但原文都是孙中山后来改过的,已经不是这些原话。所以,这里仍引胡适引过的原文。)然而,孙中山却把它引向了政府对人民的监护,引向了他的训政说。他说:“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他又说:“我中国人民久处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清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结果,训政就成了实行专制而拒绝把权利还给人民的理由。

对此,胡适曾经给予分析和批判。他认为,民主政治并不深奥,人民参政并不需要多少专门的知识,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水平。开始总是不熟悉,但是,“一回生,二回便熟了;一回上当,二回便学乖了。故民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政治训练。”

胡适的看法是对的。因为民众水平低、素质差,就被剥夺了他们应有的民主权利;因为没有民主政治的实践训练,便永远水平低、素质差、没有能力。于是,只有无限期拖延。这真是中国人的悲剧。

在革命派与民主派的论争中,革命派是一步步占据了优势的。可惜的是后来,民国建立之后,事实似乎证明保皇派对了:中国的民众的确远远不是合格的共和国公民。所以,古德诺、杨度等人才以此为由推动袁世凯复辟帝制。于是,从慈禧太后,到保皇派,就似乎成了正确的一方。后来,孙中山和蒋介石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自由和民主,就使这“正确的”一方势力无比强大了。

但是,按照陈天华等当年革命者的看法,世界上那么多民族,文明各方面的发展都不如中国,都能够享有自由和民主,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说中国民众没有这种能力,是“厚诬吾民族”,是对中国人的最大诬蔑。这是中国人不能接受的。

回顾那场争论,考察这个分歧,似乎应该承认,保守派的认识不算大错,中国人的素质的确不高。当年革命派为中国人作的辩护,尤其是认为中国自古就有民主自由的精神等,大概是经不住检验的。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国民素质高低的认定,而在于究竟想往哪个方向走。也就是想要什么样的制度,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在这里,倒真需要一点眼下一些人拼命反对的“意图伦理”。问题很简单,我们该往哪个方向努力。

 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国民的程度不高。人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努力帮助国民提高程度,以获得应有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二是以国民程度不高为由,拒绝给予国民应有的权利。慈禧太后、袁世凯以及杨度等人显然属于后者,而五四新文化阵营则属于前者。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因为它涉及国民性话语。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也是看到了国民素质的问题,但有一点不同,他们强调国民性,目的是推进民主共和,而不是抵抗民主共和;是让国民应有的权利,而不是剥夺他们的权利。而有些人强调国民的落后性,却是要永远做民众的监护人,永远为民做主,以便大权在握,可以随意掠夺民众的利益。

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说过不错的话。却也为历史留下了一笔沉重的遗产。他创立的军政、训政的学说,就是要以党做公民的保姆,做大众的监护人。孙中山去世之后,蒋介石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完成他的革命事业,同时也继承了监护人的思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拒绝把国家还给国民。

正因为这样,胡适才忍无可忍,对他们的政治以及孙中山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有一段话很值得牢记:“人民程度与政治之进化,乃互为因果,未可徒责一方者也。多数人民程度去共和过远,则共和政体固万无成立之理由。然吾人论政若不以促进共和为鹄的,则上之所教,下之所学,日日背道而驰,将何由而使其民尽成共和之民哉?今日无论何国政治,去完全真正共和尚远。吾闻有已行共和政体,而其民尚未尽成共和之民者,未闻其民皆共和之民,而始行共和政体者。盖共和无止境,非一行共和政体,即共和政治完全告成者。惟其民适于共和者之数加多,则政治上所行共和之量亦自加广耳。以此为的,则日进有功。若虑其民尚未尽成共和之民,遂惮言共和政体,则共和将永无希望。良以非共和政体之下,欲其民尽成共和之民,是南辕北辙,万无达到之理也。一日不达到,即一日共和政体不能实现,足下将谓之何哉?”[6]




[1] 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240页。

[2] 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121124页。

[3] 汪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非革命论》,《民报》4号,19065月。

[4]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03-204页。

[5] 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讲》,《孙中山选集》,73-74页,人民出版社,1956

[6] 陈独秀:《答常乃德》,191741日《新青年》第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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