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学者庄园

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拥有三样东西:一报一刊一大学。

 
 
 

日志

 
 

二十年书斋心事(上)  

2006-10-19 10:48:51|  分类: 序跋与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在朋友们眼里,我的日子过得似乎还算悠闲,所以有人曾为我的书房取名“闲云阁”,还有人为它写过一块“听风观月楼”的扁额。但在我自己的感觉中,却一年又一年,匆匆复匆匆,少有听风观月的雅兴,真是辜负了“有闲”的好名声!如果真有闲,“我的学术历程”这样的好题目,是早该做过的。如今面临这样一个题目,竟如突然被送进考场,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思来想去,只有一句话挥之不去:二十年心事浩茫!于是,干脆用它做本文的标题。

 

我的学术生涯该从何时说起?1971-1978年间,我在乡下劳动,做过几件与学术沾边的事:一是编过《鲁迅语录》,抄在一个塑料封面的笔记本上;二是写过《农村青年思想调查》,用的是6分钱一张的有光纸订成的本子,写了12本。但现在想来,那是做诗,算不上做学问。我的学术生涯是从大学开始的。

在刚入大学的时候,我仍在努力写诗,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成为诗人的机会已经被我错过。面对当年猛然崛起的新诗潮,我异常兴奋,也非常沮丧。兴奋,是因为一代人的声音已经破土而出;沮丧,是因为发出这声音的不是我。我与几个朦胧诗人有过联系,《今天》的创刊我也知道,却没有参与他们的活动。当他们的崛起已经成为事实时,一个问题突然摆在了我的面前:在北岛、舒婷、顾城之后,还需要更多的朦胧诗人吗?显然,多一个或少一个,已经无关紧要。因此,我不再写诗,而开始写关于诗的历史。初衷仍然是面对同时代的诗人,想法很简单:用自己的笔写出这一代诗人的痛苦、思索和梦想,告诉读者,告诉后人,也为历史留下一份证词。

一句话,我是在诗人之梦破灭之后才走上学者之路的。

说起这个起点,不能不说到我的母校。它是一所设在县城的大学,规模比较小,80年代初改为曲阜师范大学,但在我上学的时候,还是曲阜师范学院。入校时我很失望,因为学校不是我想象的样子,教授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风采。但在深入进去之后,我才知道那也算是一块藏龙卧虎之地,聚集了一些很好的老师。30年代留欧归来的,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的,1957年在北京风云一时然后被打入地狱的……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流落到这个偏僻小城,经过长期的风风雨雨,不再有当年在剑桥时的风采,也不再有在未名湖畔时那份骄傲,但是,套用一句现成的话: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只是一般人难以走入他们的内心。

让我特别难忘的,是那些直接指导过我、帮助过我的老师。上大学之前,我认真读过的只有三套书:《四书五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鲁迅全集》(10卷本),但随便翻的古书不少。上了大学,发现中国古代文学史所讲内容大多有点面熟,而中国现代文学史除了鲁迅之外,却几乎都很陌生。所以,我钻进了现代文学。当时,山东几所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力量都比较客观,山东大学、山东师院自不必说,曲阜师院也有许毓峰、徐文斗、朱光灿、魏绍馨、谷辅林、孟蒙等几位当时正年富力强的先生。他们都对我倾注过他们的心血。在这些先生中,许先生年龄最大。他在1949年前研究宋明理学,50年代后改教现代文学,但只搞资料,几乎不发表文章。其实,资料也搞得很少,现在能看到的,只有一本《闻一多研究资料》,还是与人合编的。他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从不发表,只跟学生偶尔一谈,更多的时候大概是连学生也不多说。如果遇到什么问题,跑到他家里请教,他的回答差不多总是那句话:“去读原始资料。”然后,他会告诉你:到图书馆第几室第几排书架,找某刊某年某期。“去读原始资料”,越到后来,我才越清楚地意识到,它有多么重要。正是在许先生的引导下,我开始一本本翻阅《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现代评论》……遇到这样的老师,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老师们各有所长,又性格各异。我常到他们家中,情况也很不相同:到徐先生那里去,一般不谈学术,只是喝茶,聊天;到魏先生那里去,恰恰相反,只谈学术,谈完就走;到朱先生那里去,主要是谈论诗歌问题;到许先生那里去,主要是为了查找资料,顺便听一些历史掌故……我就在他们的指导下开始写学术文章,并在大学四年级开始在报刊上陆续发表。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五四新诗运动与开拓者群体》。谁都知道这个题目太大,但老师们没有反对我做,结果是越写越多,最后写了20万字。如此长的论文,几位先生都看过,提过修改意见。现在,还有多少老师能为一个本科生这样费心呢?那是1981年,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资料还没有多少编好的材料可供使用,我只好终日在图书馆翻阅旧报刊,一边翻阅,一边抄录。图书馆已有复印机,但复印一页就是一顿饭的菜金,舍不得花钱就只有抄录(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的同学郭玲玲,她为我抄录过成本的诗集)。到论文完稿的时候,我把这些资料分门别类装订起来,成为《新诗运动初期创作目录索引》、《新诗运动初期批评文章汇编》、《〈新青年〉诗歌汇编》、《“三大副刊”诗歌汇编》等厚厚的六册。几位先生知道了,曾经拿去看过,并且提过补充的建议。

有一件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在我毕业之前,几位先生曾为我的论文和资料集的出版而奔走努力,还为此找过领导,希望能够出资印行。其实,无论我的论文还是那些资料,都很不成熟,也很不完整,不印行并不可惜。但在若干年后,听老主任说起此事,我还是掉下了眼泪。那时,许毓峰先生早已去世,徐文斗先生刚刚查出了绝症。

“感恩”二字非常空洞。我常常想起这些老师,却不知道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留校任教之后,按照系里的规定,新教师有两年的备课时间,一年后承担少量课程,接受教研室听课评估;两年后正式上讲台。我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中国现代诗歌潮流》和《中国当代诗歌潮流》的写作,新诗史研究就此告一段落。1984年,我正式开始登台讲课,我的研究也同时转向了新的领域。那是一个不错的年头,作协四次大会召开,有了“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的说法,文学创作和批评都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生长的季节,出现了各种新的景观,批评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上,我开始介入当代文学批评。

因为置身于学院,而且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学院,我不可能像文学报刊的编辑或专职批评家那样做跟踪批评,只有选择是做“二线”。我把文学批评分做三类:报刊编辑和专职评论家所做的是“一线批评”。这种批评很及时,贴近创作前沿,常常是作品发表的同时评论文章就出来了。这种文章很及时,但有很强的时限性,如果与报刊联系不太密切,一般人很难跟上。来自学院的评论大多面对已经过去的现象,离文坛现实较远,对文学现状少有影响。我把这种批评看作“三线批评”。我自己做不了及时跟踪的一线批评,也不愿做远离当下的三线批评,所以选择了“二线”,既关注文坛现状,又适当等待沉淀;既面对现实发言,又适当注意系统梳理和历史定位。因此,我的批评对象一般不是刚刚出现的作家作品,也不是已经过去的现象,而是已成气候的某种潮流,或具有较大普遍性的创作现象。

一旦做出这样的选择,就需要不断地对文学现状进行考察和回顾。当时的文坛是历史反思仍在继续,改革文学方兴未艾,而“寻根”等新潮已经兴起。无论考察还是回顾,都会发现许多问题。也许是时代使然,我们这代人都不愿把文学只当作“玩艺儿”欣赏,对艺术形式本身没有多少兴趣。我当时关心的主要是如下一些事:比如,改革文学从《乔厂长上任》开始,到当时正热的《新星》,塑造了一系列改革者形象:乔光朴、车蓬宽、陈抱帖、刘钊、李向南……这些形象可谓家喻户晓,成为时代的英雄。可是,作为批评家,能满足于为它的成功而欢呼吗?因为问题非常明显:我们在呼唤改革,我们在歌颂改革,但改革者作为时代的英雄,应该是具有“铁腕”的“家长”和“为民作主”的“青天”吗?我们的文学应该不应该继续巩固百姓对青天大老爷的渴望与依赖?我们的文学应该把颂歌献给什么样的领导人?乔光朴和李向南们都是不乏勇气和魄力改革者,但他们却不是现代的领导人,而是传统的专制家长。我们承认这种专制家长是现实的产物,生活中可能更多的是这样的家长而少有现代管理者,但是,在一个应该告别专制而走向民主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却依然把希望寄托于为民做主的“青天”,把热情的赞颂无保留地献给了专制家长,这是不是很可悲?再比如,在刚刚兴起的“寻根”潮流中,一些作家超越政治而走向了文化,这本是很有意义的拓展,然而,有人投奔老庄,竭力张扬道家人生哲学;有人走向民间,去制作梦中的伊甸园;有人发出返归自然的呼唤,似乎文明发展的路上真的“回头是岸”……这是不是新的误区?为此,我写了《改革者形象塑造的危机》、《评阿城创作的一种倾向》、《论近几年小说创作中的原始崇慕》、《关于寻根文学》、《贫血与缺钙》、《浮躁的超越》、《大众化与化大众的冲突》等文章,其目的,不过是想给文坛提个醒。这些文章大都发表于80年代中期和后期。今天看来,其中有不少遗憾,尤其是语言上的旧痕迹,一些流行的词汇,知道它非常虚假,却还没有找到它的替代物。

我为自己的批评确定了一个方针:不抬轿子,不打棍子;既有所挑剔,又有所寻求。有人说过,批评有两种言说方式,一是接着说,一是反着说。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既要反着说,也要接着说。因为80年代的文学毕竟进步很大,贡献很多,我们的文学毕竟显示了新的思考,所以我不愿意只是盯着它的弱点,而是要同时展示它的光辉。为此,我写了《在鲁迅的道路上艰难迈进》、《新时期文学的个性意识》、《论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观》、《伟大的觉悟与艰难的自省》、《新时期文学的爱情观念》、《新时期文学的荣誉观念》……这大都是一些综合性的论文,着重总结的是文学展示的新变化。发现这些,有时也是出于某种抗衡的需要。比如,在文化回归成为热潮时,我一边对某些误识进行批评,一边就着手总结另一条路线:一些作家从政治反思进入文化反思,从政治批判走向文化批判,从而重新走上了鲁迅的道路。于是,就写了题为《在鲁迅的道路上艰难迈进》的长文。这篇文章发表于《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的最后一期,也是该刊的终刊号。记得陈德宏先生曾经给我写过一封长信,作为编辑,在刊物停刊之际,他心情激动而感慨万千。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竟然是国内权威文摘刊物几乎都转载了它,许多报刊都做了摘要介绍。这种情况,常常真让人不知道风向哪个方向吹。文章走红还是碰壁,常常是一时的运气。

回忆80年代,我无法忘记一些报刊的朋友们,有的至今未曾谋面,但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令我感动。我无法忘记那些关心我爱护我的师长,天南海北,一封封书信,常常使我感到温暖。在我的心里,他们是一个长长的名单。

  评论这张
 
阅读(93)|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