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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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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迷失的代价——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运动再思考(下篇续)  

2006-10-10 19:33:31|  分类: 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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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下篇:惨重的代价
 
三、艺术的困境
从“革命文学”到“文革文学”,是文艺大众化运动震荡盘升最终达到其顶峰的全过程。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文学艺术一步步陷入了困境。从30年代的左翼文艺开始,就一直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严重问题,从50年代到70年代,“假大空”现象日益严重。这当然是文学政治工具化的结果,但也是大众化的必然。
回顾大众化的历程,无法否认艺术水平逐步降低的事实。因为大众没有较高的欣赏水平,就降低水平去迁就;因为大众读不懂深奥的作品,就努力写得浅显直白;因为大众习惯的语言是简陋的,作品就决不追求文雅,这当然不会带来艺术水平的提高。在30年代,大众化运动轰轰烈烈,但一个事实无可争辩:为现代文坛提供了高水平创作的恰恰不是大众化运动的倡导者,而是一些当时对大众化运动不感兴趣的作家,如巴金、老舍、沈从文的小说,徐志摩、戴望舒的诗歌,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散文和曹禺的戏剧。即使在左翼文学内部,写出较好作品的往往也是一些没有听从呼唤而彻底放弃知识分子自身立场的作家。其作品的魅力往往恰恰来自被理论家们反复批判的所谓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50年代到70年代创作中的重要问题是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而这正是大众化的必然产物。因为只要大众化,就无法避免模式和概念,也无法避免走向标语口号化。甚至可以换一种说法,只要真心想要大众化,就必须坚持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的道路,就必须使用既成的模式,必须把复杂的内容简化为概念,必须大量使用标语口号,否则就无法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原因非常清楚,考察传统的大众文艺就会发现,离开了模式化就没有大众文艺。包括文革中的“三突出”创作原则那样的工农兵文艺的经典理论,之所创造了模式化理论之最,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的基础是已经充分大众化了的京剧表演艺术。在高度模式化的京剧艺术形式基础上创建的文艺原则,当然会指导文艺走向全面的模式化并将大众化运动推向顶峰。同样,考察大众的生活和艺术活动,不以简单的概念表达,就无法实现有效的信息传递。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只要组织大众活动,都无法避免以标语口号的方式表达思想和感情。因此,应该承认模仿化、模式化和标语口号化是大众化的题内之义。
需要说明的是,在战争的年代,因为宣传的需要而付出艺术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人都不会对战地艺术有太多的苛求。但是,并非一切宣传都是艺术,也并非一切艺术都需要服务于宣传。即使是战争时期,也没有理由要求一切艺术创作都为战争服务。更重要的是,为宣传而粗制滥造不应该成为艺术的标准。然而,在大众化的过程中,一些很有影响的人物却常常主张彻底放弃艺术性,而单纯以服务于宣传为标准,甚至反对作家对艺术水平的追求。郭沫若在《抗战与文化问题》中说:“抗战所必须的是大众动员,在动员大众上用不着有好高深的理论,用不着有好卓越的艺术--否,理论愈高深,艺术愈卓越,反而愈和大众绝缘,而减弱抗战的动力。”周扬在《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中也说:“我们现在所要求于作家的就是用这种大众化的小型作品敏速地去反映当前息息变化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离开实际,关起门来去创造什么‘伟大的作品’。”这样的要求当然不会有利于文艺水平的提高。
关于大众化与艺术性的矛盾,人们并非没有及时意识到,但是,那些大众化的倡导者们却有各种雄辩的说法:“文学大众化不仅不是降低文学,而且是提高文学,即提高文学的斗争性、阶级性。”[21]“如果真的能大众化了,它不会降低艺术水准,反而可能逐渐提高了艺术水准。因为今天所要求的艺术水准,决不是知识分子或亭子间诗人所想出来的,而是被人民大众所欢喜、所公认的艺术水准。”[22]这样,艺术就不再以知识分子的艺术为准,而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为价值标准。但是,根据这个标准生产出来的作品,即使贴上“优秀”的商标,也最终难以进入艺术的殿堂,而且也不被大众所公认。郭沫若在50年代的示范之作《学科学》、《学文化》、《防治棉蚜歌》就是例子。工人和农民也不承认“学科学,学科学,科学人人都要学”这样的句子是优秀的诗句。
更深层的问题是,文学创作需要自我生命的投入,需要真情实感和真实个性的自由飞翔,而大众化却要求作家获得大众的意识,获得大众的立场和思想感情,也就是放弃真实的自我而扮演大众。这就出现了演员和角色的矛盾,出现了两个主体的冲突。我把这种冲突称作“真实主体”与“模拟主体”的冲突。正是这种冲突导致了作品普遍的虚假和一系列问题。
从大众化运动开始,一些知识分子就非常自觉地代大众立言,为了大众的解放,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立场而努力获得大众意识。然而,他们的努力显然并不成功。他们虽然高喊着要做大众的留声机器,但留声机器所放出来的却并不是真正大众的声音。人们意识到了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作家表现大众思想感情的困难,但不是放弃大众化的努力,而是开始实施对创作主体的改造,并且形成了一种理论:只要作家能够脱胎换骨,作品就能脱胎换骨。但是,知识分子要彻底脱胎换骨并非易事。由于改造的艰难性,创作中就出现了两个自我:一个是知识分子真实的自我,一个是通过深入生活和思想改造而获得的代表大众的自我。真实的自我非常顽强,它往往在这一时刻被抑制了,在另一时刻却又顽强地冒了出来。然而,这个自我失掉了表现的合法性,必须表现的是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情感形式。所以,他们不仅需要深入生活,而且需要艰难地模拟大众的思想感情。从40年代到70年代,我们都可以看到作家们在这两个方面进行的努力。然而,成功的经验的确不多。真实的主体与模拟的主体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一旦真实的自我完全被遮掩之后,作品就会变成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说教,而真实的自我出现之时,作品就会放射出艺术的光彩。可是,知识分子的真实主体只要一出现,就要受到严厉的斥责。
同时存在的另一矛盾是,作家无论如何努力,都注定了无法获得所谓的“大众意识”。因为艺术家虽然受命做人民大众的代言人,但是,无论“人民”还是“大众”,都是一个宏大的能指,空泛而又高度抽象。人们可以随时发现人民大众的某些分子,却无法把握大众意识和人民的声音。你可以通过深入生活而完全获得某个工人或农民的思想和感情,并且在忘我的状态下在作品中成功地完成对它的模拟表现。但是,你不能断定是否表达了“大众”的声音。对生活的真实摩写往往被批判为歪曲现实,对大众思想感情的成功模拟常常被指责为别有用心。很多作品之所以受批判不是因为作家没有深入生活和获得大众的思想感情,而是恰恰因为深刻地表现了生活中具体的真实和人们的思想感情。面对“不真实”的指责,文学家无法为自身辩护,因为无论你怎样深入生活,所熟悉和把握的也只是大众的一部分,你无法断定它究竟是不是能够代表“大众”。这种情况说明,大众的思想感情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存在,只能使文学艺术家无所适从。那么,解决的方式是把握生活的“主流”和“本质”,但什么是“主流”和“本质”?文学家无法断定,最后只有服从权威,到中央文件、报纸社论和领导讲话中去寻找“主流”和“本质”,从而把握“生活的真实”。
这就导致了创作主体的多重分裂,一是作家真实的主体,它是非法的,必须时时注意隐蔽;二是作家模拟的主体--大众的思想感情,它是合法的,却是无法把握的;三是权威主体,来自权威意识形态,它才是真正的支配者,却往往与作家自己的认识、大众的感受都不一致。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的自我,在于富于个性的主体精神的自由飞扬。主体多重分裂的尴尬处境不可能产生出优秀的作品。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作家无论自愿还是被迫,放弃自己的生活而去体验别人的生活,放弃自己的立场而去获得别人的立场,放弃自己的思想感情而去获得别人的思想感情,都是对文学生命的摧残,都是对作家艺术才华的无情扼杀。
结语
考察文艺大众化的历程及其后果,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在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上持续在半个世纪的文艺运动,这个在当代中国文坛上一直闪闪发光的词汇,其实包含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太多的迷惘和痛苦,保留着一系列不堪回首的记忆。它是由于知识者的自我迷失而导致的一场悲剧,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悲剧,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悲剧。从历史上看,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方向发生逆转、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寻求中迷失继而被迫向大众认同的产物。它意味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觉醒的个性重新泯灭于群体之中,意味着受到现代化新潮冲击的传统文化的卷土重来,意味着先驱者们奋力肩起大门放进来的西方进步文化在文学中受到排斥,意味着觉醒的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工农大众所作出的迁就和顺从,意味着启蒙这一时代主题不仅让位于民族救亡,而且让位于阶级的翻身……那么,今天,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还需要不需要大众化?
文学无论在什么时候都需要赢得读者,特别是为人生的文学,只有赢得读者才能影响人们,这是非常清楚的道理。那么,文学如何才能赢得读者,如何才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这永远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文学既要以先进的意识影响读者,又要为精神滞后的读者所接受,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读者在阅读一篇作品的时候并不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接受主体的选择起着很大的作用。这种选择取决于已有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所形成的接受机制。这种接受机制有一种纳同排异的特点。所以,越是观念陈旧的作品越容易赢得最广大的读者,越是超前的东西越容易受到广大读者的排斥。所以,文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寻找既能赢得广大读者又能影响广大读者的途径,赢得广大读者而又不以妥协和迁就为代价。也许这是一项困难的探索。但无论如何,清醒的人们应当知道,文学不能满足于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更不应以思想感情上与大众一致作为追求的目标。
知识分子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关心民众的疾苦。道义感和同情心永远是文学最珍贵的元素。然而,这一切都不应以人类文明的发展相抵牾,更不应以牺牲现代化进程作为代价。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分子再次面临各种矛盾的困扰和选择的困惑,由于各种社会问题的存在,民粹主义倾向持续升温,新左倾思潮迅速蔓延,一些人从神圣的道义出发,再次走向大众立场,并以大众代言人自居。这种选择无可厚非,但此路的陷阱值得高度警惕。特别是那些试图重拾左翼文艺取向的朋友,更值得面对历史而三思。
大众化的教训昭然在前,我们没有理由重蹈历史的复辙!
──────────────────────────注释:
[1][20]《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1928年2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
[2]《打发他们去》,1928年5月《我们月刊》创刊号。
[3]王独清《祝词》,1928年5月《我们月刊》创刊号。
[4]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1928年《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
[5][21]周扬《关于文学大众化》,《北斗》第2卷3、4期合刊。
[6]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1940年3月20日《大公报》副刊《战线》。
[7]黄绳《当前文艺运动的一个考察》,1939年《文艺阵地》第3卷第9期。
[8]《关于新小说的诞生》,1932年《北斗》第2卷2期。
[9]《民族形式商兑》1940年6月9-11日重庆《大公报》。
[10]《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1939年《文艺战线》第1卷第5号。
[11][12](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1928年《太阳月刊》2月号。
[13][17][18]《死去了的阿Q时代》,1928年《太阳月刊》3月号。
[14]《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1928年《文化批判》4月号。
[15]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报》创刊号。
[16]《“我们”是谁》,《瞿秋白文集》第2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P.875,878。
[19]《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任务》,《抗战文艺论集》,P.18。
[22]王亚平《论诗歌大众化的现实意义》,1946年《文艺春秋》第3卷第5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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