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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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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初入大学校园——我的读书生涯之四  

2006-09-08 19:22:07|  分类: 散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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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一辆大卡车把我从兖州火车站拉进了曲阜师范学院的大门。我开始了大学生活,但是心中非常沮丧。

   由于基础的薄弱,由于考场发挥的失败,我的成绩只能被这所全国唯一的设在县城的大学录取。来到这所地处农村的大学,我的心情非常糟。开学典礼使我感觉到大学的领导不像我心目中的大学领导,教师也让人感觉到成功地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入学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校没有给我任何好印象。这个土里土气的小城给我的最好印象是孔林秋色。对于所谓“三孔”,我的印象各不相同。孔庙给我的是一种压迫感。尽管我对孔子的态度非常复杂,决无虔诚的崇拜可言,但我不能不正视那种特殊氛围的存在,它总是提醒我感觉到自身的渺小。对于孔府,我是很不敬的,因为它不过是一个一般的官衙。对于孔林,我的感觉却特别好,那枯草,那落叶,那阵阵风声,都曾使我留恋。在第一个秋天那些没有课的下午,我常常一人跑到孔林,漫无目的地在其中走来走去,放飞我的种种幻想。

   然而,这种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原因是随之而来的那个时代万象更新的文化气氛。同时,应该感谢几个老师,是他们使我知道了学校朴素的外表之下原来藏龙卧虎。曲阜师范学院地处偏僻的小城,是全国唯一一所设在农村的大学。然而,那里却有一些全国一流的教师,正是他们引导我迅速走上了学术道路。

   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年代。我们这代人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说不幸,是因为我们在青少年时代没有受到正规教育,而且思想被扭曲,生命被扼杀。我们曾经疯狂,曾经满足于各种口号,曾经努力使自己的脸晒黑,努力学说粗话,为手上的老茧而骄傲,希望脚上沾满牛屎。说是幸运,因为我们在青春即将结束的时候赶上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当我们走进大学校门的时候,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正在展开,思想解放运动在春风吹拂下蓬勃发展。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拔河开始了,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昌盛还是任其继续滑向死亡之谷?作为年轻的大学生,我们中的多数人理所当然地成为改革开放路线坚决的支持者。因为只有改革开放,国家和民族才可能会繁荣富强,人才可能获得应有的权利。至少,这是我个人当时为自己支持改革开放寻找的理由。

   二十年过去了,我的同代人对知青下乡的生活,对文革中的生活,都进行过不少描写,书店里的各种著作就是证明。可是,几乎没有人很好地描写过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包括文学作品,也没有记录下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没有反映出那一代年轻学子的热血和激情。三中全会之后,这所地处僻乡的大学也像全国各地的大学一样成了一片激情的海。我们兴奋地传阅着来自全国各地大学同学们自己办的刊物,还有各种文件的复印件、抄写件,--从文学作品到关于国是的洋洋宏论。于是,在我们之中,各种社团纷纷成立,也开始编印自己的刊物。四年大学中,我一直不是活跃分子,然而,却也曾通宵伏在床板上刻蜡纸。我们就以那种方式先后编过若干种刊物。

   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我们终于有书可读。被尘封的书籍重新露出了它的魅力,被阻隔在海外的思想成果开始陆续涌入,我们像一群饥饿的孩子,以最大的限度迅速地吞食着。于是,同学们的争论中,不仅有了严复、梁启超、胡适和陈独秀,而且有了叔本华、尼采和萨特。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都令人激动。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同学们也会争论得面红耳赤。

   与此同时,我开始认识一些老师,并且在他们的指导之下读书和思考。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第一次产生对老师的崇敬是听魏绍馨先生做题为《论阿Q革命》的学术报告。那一年的魏先生大概是四十五岁吧?正是学者最富于创造性的年纪。我自认为已经熟知鲁迅,但是,魏先生的报告使我知道了怎样去阅读和理解作品,知道了什么是对其意义的探寻,什么是忠实于作者思想,什么是学者理论功底和学术勇气。是这个报告,使我意识到自己对鲁迅认识的肤浅,使我开始久久地思考“阿Q革命”、“阿Q革命”胜利之后如何等一系列问题。

   正当我带着对魏先生的敬意开始重新阅读鲁迅著作的时候,朱光灿先生的论文《对〈女神〉的再评价》在《新华文摘》转载。今天想来,朱先生不过是指出了一些历史事实,然而,由于多少年来极“左”政治思想对学术领域的影响,胡适作为新诗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第一个尝试者的历史事实却在文学史上被遮盖了。谈起五四新诗,人们只知道郭沫若而不知道胡适、沈尹默、周作人等开创者的名字。朱先生的文章使我知道了如何越过教科书的遮蔽而进入史实。谈起朱先生,我无法忘记一段往事。无论中学还是大学,我都不是一个好学生,不认真听讲是一贯的。当时朱先生给我们开现代文学课,先生治学非常严谨,而且富于激情,几乎每一节课都讲得慷慨激昂,然而,我却往往不为所动,而埋头写我的小说。我的这种行为可能终于使先生忍无可忍,终于在讲课的过程中突然叫我起来回答问题,一节课竟然连续叫起来两次,使我在课堂上出尽了洋相。而我至今不能忘记的是先生的一句话:“在大学校园里写小说是不合算的。”越是后来,我越是承认朱光灿先生的这种观点。一个年轻人如果面对着大型图书馆而埋头于自己的所谓创作,那的确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回忆这一切,我不能不提到我另一位敬爱的老师--早已去世十年之久的许毓峰先生。据说,许先生在民国时期曾经致力于理学研究,而且与西南联大的先生们交往密切。五十年代到曲阜师范学院之后,才开始教现代文学的课,而他对于现代文学,可以说从来不愿做论文,而是一直在做资料的整理工作。与许先生的接触使我感觉到了一个事实:老一代的思想原来并不僵化。令我难以忘记的是当我们谈到某些一直红得发紫的文学家,他那冷冷的一笑和那神情中透露的明显的轻蔑。对于刚刚走近现代文学史的我,这一笑却从根本上动摇了教科书的权威性。当我带着一些困惑向他请教时,先生解决的方式总是非常简单:“去读原始资料。”然后,认真地开列一些原始报刊。“读原始资料”,是许先生教我的唯一法宝,越到后来,我才越清楚地意识到,这是走出遮蔽和还原历史的最有效的方法,因为只要读一读原始资料,我们就知道教科书是如何阉割和改写了历史。也正是许先生,把我带进图书馆,并且介绍给当年的馆长。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不算大,但是,一百二十万册藏书已足够如我之初学者阅读。于是,我开始一本本翻阅《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现代评论》、《新月》……

在静静的图书馆里,面对一个个先贤,透过发黄的书页与他们交谈,我知道了海洋之深,路途之艰,开始为历史而一次次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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