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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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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走入《新青年》——我的读书生涯之五  

2006-09-08 19:21:17|  分类: 散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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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记忆里,八十年代初期的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是清静的。在期刊部面积不大的阅览室里,我一天天浏览着那些已被尘封多年的旧期刊。开始不过是浏览,后来却被《新青年》所吸引,一步步走了进去。我对它一见钟情,而且始终不渝。二十世纪的期刊可谓多矣,但在我的心里,最具有光彩的仍然是《新青年》。近百年的历史,至今没有一份刊物可以与它相比。

   然而,仔细想起来,我与《新青年》的接触,是从意义不大的一角开始的。我之所以打开这份杂志,开始只是为了诗歌--为了考察新诗运动的起点。这是我从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的开始。在此之前,我一直热衷于诗歌创作,而且梦想成为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虽然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都是那些标语口号式的句子,但自信写在日记本里的那些作品足以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八年前,在《中国当代诗歌潮流》一书的后记中,我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当年猛然崛起的诗歌新潮使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我异常兴奋,同时也非常沮丧。兴奋着一代人的声音已经破土而出,沮丧着自己以诗歌做一代人的代言人的梦想已经破灭。因此,我放弃诗歌创作而转向学术研究,并决定立即撰写一部《中国新诗史》……”

   那个梦想的破灭对我的打击相当大。我写下过一册又一册的诗,那些诗大致可以划入朦胧诗的范畴。它记录的都是我16岁到23岁之间寂寞中的痛苦体验。那些诗中的大多数被我在进入大学前夕烧掉了。那是十二个塑料皮的笔记本,那里面不仅有诗,而且有许多杂乱的笔记,因为一些东西的确不合时宜,它曾几次被裹了塑料纸埋于床下、抽水机房的墙角和工地宿舍的房后。当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在命运转折的朦胧感觉中曾经产生过从此成为顺民而不再以叛逆自认的想法。似乎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似乎要与旧我作彻底的告别,于是,我烧掉了那些笔记,也烧掉了一个青年从16岁到23岁详细的生命体验。几年之后,我就开始为自己的行为而追悔莫及。

   值得庆幸的是,烧毁时毕竟因为自己也难以察觉的留恋之情而从中选抄了一部分,并且编成了两个集子。虽然舍弃了那些在当时认为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的东西,却毕竟留下了百余首诗。可是,当一个诗的新潮到来的时候,我没有抓住那个历史的时刻。当朦胧诗出现在诗歌地平线上的时候,我就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却没有把自己的诗作拿出去发表。当关于朦胧诗的争论兴起,代表人物已经各就各位。我清楚地意识道,一个时代不需要很多诗人,也不承认很多诗人,只要有北岛和顾城,我的诗已经没有位置,再发表出来也只是一种重复。

   但是,对诗的感情却一时难以割舍,于是我想研究诗歌,而第一步是研究新诗运动的历史。因此,80年代第一个年头的我坐在期刊室里为的是弄清中国新诗运动的源头,考察最初的尝试者们创作的面貌。我做过一些非常笨的工作。比如编成了手抄本《新青年诗集》、《少年中国诗集》、《学灯诗集》、《晨报副刊诗集》和《新诗运动初期诗歌理论集》、《新诗运动初期诗歌目录索引》。这些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但在当时却曾经使我的几位老师激动不已,许毓峰先生曾经抱了它跑到系主任办公室,要求当时的系主任聂健军老师想法将其出版。

   然而,就在我抄录那些诗歌资料的时候,以强大的力量吸引了我的已经不是新诗,不是文学革命,而是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思想所展示的光彩。我的读书开始了一个由“诗”到“史”的转换。从1981年开始,我很少再读文学书。我更感兴趣的是思想和文化的历史。从读“诗”到读“史”,对我来说虽然得失难以断定,但意义重大。

   我沉醉于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吴虞等人的文章。《敬告青年》、《今日之教育方针》、《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通过这些文章,我认识了陈独秀;《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思潮的意义》……通过这些文章,我对胡适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他们使我对鲁迅有了新的理解。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他们,当《鲁迅全集》出版的时候,我立即购得了一套。我借来了《胡适文存》,后来,又买到一套内部发行的三卷本《陈独秀文章选编》。通过这些,我认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是,我的认识与教科书的介绍很不相同。也许是我的片面吧!我所感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人的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核心就是人。人,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共同的出发点,是他们用以评判一切的价值尺度。先驱们为中国人非人的生活而痛苦,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使中国人也能够获得人的资格,过上人的生活。读着他们的言论,我痛苦于他们的努力后继无人。

   从那时候开始,我已决定终身相随。正因为这样,直到今天,我对一切轻言“超越五四”的文章都非常反感。

   坐在旧期刊寂静的阅览室里,我开始产生一种幻觉:我已经是《新青年》集团的一员。这种幻觉一直没有消失。1990年,我带着无以言表的悲凉之情第一次来到安庆,首先去的地方是陈独秀墓。在独秀墓前,我深鞠一躬,两行清泪已经止不住夺眶而出。同行者为此大为惊讶,事实上,我也不知道缘何而哭,但我无法驱除内心那种独特的感觉。当我靠在那块光秃秃的墓碑上时,我感觉很累,同时又感到一种疲惫中的安慰。那是一种容易入睡的感觉。我闭上眼睛,似乎鲁迅和胡适已从上海和台北翩翩而来,无声地站在我的身边。我请同行的朋友为我们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

   也许,《新青年》将影响我的终生,并从根本上决定着我命运。无论它给我带来的是什么,我都从不后悔,而且永远不会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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