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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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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有关三年饥荒中非正常死亡的一个数据  

2008-04-28 16:32:58|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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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三年饥荒中非正常死亡的一个数据

李新宇

 

众所周知,1959至1961这三年,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当时的媒体守口如瓶,为了优越的制度和光辉的形象而丝毫不透露。但从报纸号召人们战胜困难、号召人们吃水藻、教人们种长得快的瓜菜、教人做代食品的做法,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可以断定:中国出现了大饥荒。可是,大门关得紧紧的,外面不清楚这里的情况,救助也无法进来。

当时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官方一直没有公布。人们最先接触的数字,都来自“西方反华势力的恶毒攻击和污蔑”。当然,这“反华势力”中也包括领导西方不再反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我最先接触那个惊人的数字,就是在他的回忆录中。可是,西方的人们对此往往只是那么一说,很少深入研究,所以,提供的数字很不可靠。苦难发生在中国人身上,西方人没有切身之痛,自然很少有人来做认真的研究。就这一点来说,西方人也是自私的,发生在西方的灾难,如纳粹,如奥斯维辛,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咬牙瞪眼,穷追不舍,为了让它永远不再重演。面对发生的东方的事,却因为遥远而很少有人问津。改革开放以来,那些受欢迎的西方学者一批批到中国来,恭维讨好者有之,贩卖假药者有之,却很少有人认真研究中国的事。那样的大灾难如果发生在欧洲,学者们早不知要如何研究它了!所以,我对那些跑到中国来西方同行们,一般是没有敬意的。这是题外话,不说也罢。

自己的事还要自己做。真感谢上海的金辉教授和曹树基教授。到目前为止,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比较可靠的还是他们提供的数字。金辉教授使用的都是官方公布的材料,经过对每年人口统计数字的一系列考察和计算,在没被补好的数字缝隙里,算出了三年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曹树基教授的工作也很认真,为了排除迁入、迁出和行政区划变动带来的混乱,他以县为基础,把当代的“地、市”还原为清朝“府”,进行了认真的统计和推算。金辉教授的结论是4060万,曹树基教授的结论是3250万。有人在为数字的大小而争论,似乎大的数字是“右派”的有意夸大,而“左派”则要拼命把数字缩小。这或许涉及丑化或捍卫某种制度的问题,我不想插嘴。但在我看来,4000万或3000万,或者更少,已经并不重要。最小的数字是2500万,不也是一个不小的省吗?对这样的数字,我常常不敢正视。

但是最近读到一个材料,却使我再次大吃一惊,因为那只是一个省的数字。材料来自《龙门阵》2006年第1期,我是从花城出版社出版的《2007中国文史精华年选》看到的。本来,因为专业领域所限,我很少读到那样的报刊,但因为近两年的《中国文史精华年选》每年都选我一篇拙文,收到样书,就看到了这样的好文章。作者林雪是我很不熟悉的名字,文章的题目是《我向中央讲实情——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访谈录》,其中写道:1962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到北京参加会议。会前他就收集了许多材料,准备趁机向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反映情况。文章中有这样的片断:

 

在三天的小组会上,平时敢说真话的廖伯康基本上没有发言,他知道,在这样人多嘴杂的地方说话不合适。这个情况引起了耀邦同志的注意,他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

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在前门饭店偌大的一个会议室里,只有他和廖伯康两人对谈。廖伯康努力控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平静地说,胡耀邦也平静地听,平静地记,只是不时停笔插话,说某个问题安徽有,某个问题甘肃有,某类事件河南发生过……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人们都很敏感,廖伯康隐约觉得胡耀邦同志似乎有点为四川那位主要领导辩护,情绪陡然低落,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令廖伯康没有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目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1962年6月28日下午,廖伯康和于克书乘专车来到中南海中央书记处的一间小会议室。入座后,尚昆同志对廖说:“听说你反映情况有顾虑,有什么顾虑呵?……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讲实情。唉!不怕官,只怕管嘛,我要处在他那个位置,我也怕。最近我还找了一位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他环顾左右而言他,同我打太极拳,你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

……

杨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细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呵!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手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我看文件是要贯彻执行,所以我要研究文件。……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总数是7215.7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的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看来,当时情况中央并非不知道,上上下下的干部中,也并非没有关心百姓死活的人。但是,像杨尚昆、胡耀邦这样的领导,要了解一点情况,却是那样困难,那样小心翼翼。而且,了解了情况又怎么样呢?手中的权力不足以扭转大局,甚至了解的情况也不得公开。就是这位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廖伯康和他的同志们,不久之后就成了“反党集团”,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直到1982年才得以平反。

关于那场饥荒,曾经长期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但在刚刚过去之际,刘少奇就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位国家主席因此而惹下大祸。但到了1998年,金辉教授考察当代几十年大量的气象、水文、灾荒资料,却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风调雨顺的三年”。中国这么大,哪一年都有自然灾害,但与1959年之前和1961年之后相比,那三年应该算是风调雨顺。

直到今天,说起那三年,还有人不假思索地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样说话的人并非故意与刘少奇对着干,也不是不承认新的研究成果,而是一种虚假的概念形成之后,常常会这样长期影响着人们的语言,而语言又巩固了曾经流行的虚假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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