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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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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本典大爷  

2008-02-26 08:14:17|  分类: 散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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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典大爷

 

李新宇

 

   本典大爷比本圣大爷年龄略小,但也差不了几岁,是我本家另一个大爷。

   由于三代之前连续几代人丁不旺,我们家在族中辈份较高,我从小就有人喊爷爷,尽管前面加一个“小”,但“小爷爷”也是爷爷。辈份高有个坏处,就是说话做事要像个长辈,很不自由,但也有好处,就是不用给人磕头。从文革后期开始,我在大年夜需要磕头拜年的长辈已经很少。除了自己的父母、伯父母之外,只有两个:一个是本圣大爷,另一个就是本典大爷。本圣大爷去世之后,就只剩本典大爷一个了。大年夜敬神祭祖的仪式结束,吃完饺子,先到隔壁给自己的二大爷磕头,然后沿着大街南去,走进本典大爷青砖夹框却并气派的大门,在院子里跺跺脚,抖掉身上的雪,然后进屋,跪在地下叩两个头。这时候,大爷就会说:“起来吧,不用磕头。”说着,茶水已经斟好,于是落座,陪大爷说几句过年的话,然后告辞。

   从我离开故乡,到大爷去世,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与他的接触似乎不过如此。有时候,还是兄弟们结伴一起去,十几个人拥进屋子,没有坐的地方,只好磕完头就走。大爷去世之后,我已不需在大年夜往前街跑,但多少年了,每到这个时刻,我总要想起他,在心里给他磕一个头。

本典大爷是书法家,从小读书写字,没有干过多少庄稼活儿。他在30岁以前已经很有名气,周围几县都知道他的行草。在我的家族中,似乎每一两代就有一个写字的。我们这一辈中是大哥振声,父亲那一辈中就是本典大爷。父亲的书法其实很不错,80多岁了,给我的信仍然是漂亮的小楷。但按照父亲的说法,他的字不如二伯父。这大概也是事实,因为在大哥振声的字还不被认可的时候,我家的对联几乎都是由二伯父写。但在本典大爷面前,二伯父与父亲一样,从来不动笔,总是本典大爷写,他们几个站在一边看。尽管常常也有“真臭!这几个字写得真臭!”之类的评论,却谁都不敢写几个好的让人看。于是大爷呵呵一笑:“臭,你能写得出来吗?”

不过,这样的情景实在不多。在桌子上铺好纸,醮足浓墨,笔走龙蛇,片刻之间挥成一幅,对于大爷来说,是难得的享受。因为他平时没有纸,有点墨也舍不得浪费。只有在过年的时候,讲究的人家都想请他写对联,他才能在那有限的几天里尽情地在纸上挥洒。他从天亮写到深夜,写好的对联没地方晾,不仅铺满了院子,而且摆到了街上,为避免被风刮走,就用木棍或砖头压住。谁家的晾干了,谁家自己卷了走,腾出地方再摆新写的。但对大爷来说,那只是一件很累的活儿,因为写对联练不出好字,用他的话说,只能练间架结构。他的字是年轻时在宣纸上练就,但在整个后半生,却少有机会再碰宣纸。大爷每天都写字,但不是在纸上,而是在桌子上;不是用墨,而是用水。在一个个冬天,在那些不用出工的阴雨日子,这就是日常生活:吃完饭,大娘收拾走碗筷,大爷就开始写字了。毛笔醮了清水,在桌子上挥舞。写完了,用抹布擦掉,稍等一会儿,待桌面变干,接着再写。大娘忙完了灶间的事,就悄悄站在他的身后。大娘说,她嫁过来第一天就为大爷磨墨,一磨就是几十年,年轻时做媳妇,重要的事就是伺候他写字。后来大爷必须下地干活,写字的时间少了;再后来大爷用水写字,就不用磨墨了……大娘这样说着,并不为自己的轻松而庆幸。

大爷就这样写字。天长日久,他的桌子与众不同了:不仅没有漆,而且桌面是凹的。在那张桌子上,大爷写了又擦,擦了又写,至少三十多年。

除了写字之外,关于本典大爷的记忆还有这样几件事:

   一是为我们买乐器。那是文革开始的前夕,族中最后一次卖了祖茔的树。祖茔里本来栽满柏树,在此之前虽然已经卖过,但仍然茂密,即使在炎热的夏季,走进去也会感觉一片阴森,无论有风还是无风,头顶上都有呼呼的风响。祖茔的树没有伐完,因为要留一些给先人遮荫。大爷说:“这是最后一次了,我们这些败家子,二十年内只能栽树,谁也不要再说卖树的事。”他没有想到,不到一年,我们的祖茔像全国人的祖茔一样不存在了。坟墓被平掉,树木被伐光,坟墓里的石头和砖头也被挖出,用于新农村基础建设。如果哪一个坟墓可能有金银珠宝,那些尸骨就要被人们翻来覆去,甚至被扔得到处都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次卖树真及时,遗憾的是没有把树全卖完。扯得有点远了,我要说的是卖树的钱。卖树的钱是在我家分的。就在算账的时候,本典大爷提议:“零头儿不分了,给孩子们买玩艺儿。”我不知道这个“零头儿”是多少,只知道第二天就派人进城,买来了京胡、二胡、月琴等一堆乐器。负责购买的人奉命把这些东西送到我家,一件件摆在屋地上,并传达本典大爷的话:这是公产,由我们兄弟保管。族中的年轻人虽然很多,却没有几个人对它感兴趣。只有我们兄弟几个,回忆青少年时代,总是离不开那些乐器。我常想的是,那时大爷的身边已经没有儿女,却想到了给孩子们买玩艺儿,这与别的一些长辈大不相同。

一是半夜里送书。本典大爷有很多藏书,有的很被珍爱,蓝布套干干净净,外面还包了包袱,常年锁在柜子里。文革开始了,要破四旧,村子里没有多少可破的,首先是把庙上的飞檐和房上的雕砖统统砸掉;接着去村头推倒了李贾氏用一辈子苦守赢来的那块刻了“圣旨”字样的牌坊;然后有人想起了戏装,那是族中的戏班用的,当然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所穿,还有年节里耍的龙和狮子,都一箱箱抬出,化为熊熊大火。而这时的姑娘和媳妇们,却有点奋不顾身,纷纷从火中往外抢,穆桂英的头饰,周瑜或赵云的帽子,都被抢了出来,摘下红缨和珠花,然后再把它扔进火里。人们一边为此兴奋,一边感到可惜。接下来就是烧书了,进行得比较文明。支书讲话,动员大家主动把家里的书拿出来,堆到中街路口上,如果哪一个不自觉,民兵再去搜查。烧书的时间定在第二天的中午。

就在这天下半夜,本典大爷把一些书装进布袋,背到了我们家。一些书他舍不得烧,但他家成份不好,担心民兵去搜,所以就搬到我们家来了。我没有起床,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与父亲悄悄说话。我突然觉得大爷很勇敢,那么长的一条街,他背了那么大一个布袋,就不怕遇到人吗?他对父亲说,自己这辈子不需要书了,可是那么好的书,好书呵,烧了可惜,“放在你这边,或许能躲过,孩子们将来或许有用”。第二天早晨,我一起床就想知道大爷弄来些什么书,但屋里屋外都没有找到,——父亲藏得很严密。当大街上高叫着要烧书的时候,父亲指挥着我们往外搬书,他自己也出出进进,俨然是积极分子,可是我知道,我们搬出去的都是一般常见的书,而珍贵的书一本也没有露面,更没有本典大爷刚刚搬来的书。直到破四旧的风潮过后,我才见到了它,主要是史书,史记、资治通鉴之类算不了什么,一套康熙年间刘统勋领衔编的御览纲鉴,32册,崭新,是我没有见过的。后来我知道,那些史书的收藏价值并不大,但在文革后期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时,所读的史书却正是它。那套书至今由我保留,仍然很新。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那位新婚第一天就为大爷磨墨的大娘。我不知道大娘认识多少字,也不知道大娘读过多少书,只是一件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概是1973年吧,大队在村西的池塘里种了藕。荷花盛开莲子长成的时候,孩子们总是乱采,把荷塘弄得一片狼藉。大队派几个年老的黑五类义务看守,不知为什么,后来却成了大娘一人的事。一个炎热的中午,我到塘边的柳树下与大娘说话,很为大娘不平,大娘却告诉我,她刚刚做了一首诗,然后就念给我听,前面的两句忘记了,记得后面两句是:“疑是前生积善事,修得今世看荷花。”

有这样的心境,什么样的日子都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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