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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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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特别国情论”小史  

2008-03-27 18:53:13|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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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国情论”小史

 

李新宇

 

在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过程中,有一种不时出现的论调,可以称作“特别国情论”。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强调国情的特殊性,并以此抵制外来的体制和理念。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自然会有自己的特别国情,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取其当取,拒其当拒,似乎合情合理。然而,考察“特别国情论”的历史,却很容易发现某种规律,它不仅有趣,而且可以启发我们对问题的认识。

 

1

最先的特别国情论者是清王朝中的保守派。根据1944517日《新华日报》社论《民主即科学》中的说法:“当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务运动,主张学外国人造枪炮、办工厂的时候,曾遭受激烈的反对。反对者并不能否认外国的确靠了枪炮机器而比中国强,但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我对洋务运动初期反对派的言论所知甚少,也没有去核对,但我想,这大概是无须怀疑的事实。

接下来的特别国情论者是人们更熟悉的,它来自维新运动中的保守派,应该以慈禧太后为代表。在维新派主张变法的时候,反对派的理由之一就是洋人的那些东西不适合中国国情。那么,中国国情是什么?从那些守旧大臣的奏折中,从太后的懿旨中,从张之洞《劝学篇》中,人们都可以看到,最根本的问题是皇帝的崇高地位和绝对权威,其次则是整个统治集团的利益和维护这利益的“祖宗之法”。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之说,宪法、议院、选举之制,甚至废科举、兴学堂,开始时都曾因不合国情而被拒绝。但到最后,科举制废除了,洋学堂开办了,议会组成了,而且预备立宪,一件件都成了现实。人们这才知道,原来一些事并非不合国情,原来那特别国情也并非一定要去适应,原来那特别国情也并非不能改变。所谓不适应中国国情,往往只是推三阻四、拖延时间罢了。

现在一些人对清末新政非常看好,甚至深深抱怨辛亥革命打乱了现代化进程。但是,清末新政之所以没有实现,原因大概不只是革命捣乱,而是清王朝缺少必要的诚意和积极性。五大臣出洋考察之前,已经成为改革派领袖的慈禧太后对是否立宪一直迟疑不决,因为她怀疑立宪是否适合大清国的国情。因为大势所趋,当时已经没有人公开说立宪不好,但清王室从老佛爷到王公大臣,哪一个真正愿意实行?反对立宪的真正原因人人明白,但说出来的理由却是国情。在1906827日和28日的御前会议上,荣庆、铁良、瞿鸿机等人反对立宪,理由仍然是:民智低下,应首先整饬纪纲,综核名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数年之后再徐议立宪之事。慈禧太后说得明白:“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其关键在于是否“果无妨碍”,若有妨碍,就是不合大清国情,若无妨碍,就是适合大清国情。后来之所以决定预备立宪,一是形势逼迫,二是相信了立宪有益无害。可是,它果真无妨碍吗?一场重大的制度变革,怎么会“果无妨碍”?这一点,老佛爷其实明明白白,所以,立宪只是“预备”,决不立即实行。其理由,仍然是民智低下,国情不适。

面对清王朝的立宪,当时的革命报刊揭露说:“一方曰国家预备立宪,一方曰国民程度不及;一方为庶政公诸舆论,士民应准陈言;一方为禁止集会言论,毋许干预政治。”《钦定宪法大纲》出台之后,革命报刊对其进行声讨:“全曰保障君主大权,对于民权之伸张固全属空文”。

清王朝的立宪因为特别国情而一再拖延,终于没有完成。而等待他们的,是武昌起义的枪声。有意思的是,到了最后的退位诏书,终于不再强调国情特别,而是承认“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据故宫档案照片。)所谓国情的特别之处,一夜之间竟然统统改变了。

 

2

特别国情论的第二次热炒是袁世凯准备称帝时期。

1915年8月,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无研究政治之能力”,辛亥革命“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并且认为“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盖中国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

古德诺并不是复古主义者。他认为,由民主立宪改为君主立宪,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不引起国民及列强之反对;二是君主之继承不能由君主自己说了算;三是政府需预先精密计划。他说:“盖中国如欲于列强之间处其相当之地位,必其人民爱国之心日渐发达,而后政府日渐强固,有以抗外侮而有余。然苟非中国人民得与闻政事,则爱国心必无从发达;政府无人民热诚之赞助,亦必无强固之力量。而人民所以赞助政府者,必先自觉于政治中占一部分,而后乃能尽其能力。故为政府者,必使人民知政府为造福人民之机关,使人民知其得监督政府之动作,而后能大有为也。”当年,《申报》记者曾就古德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询问梁启超:“筹安会一派谓古德诺博士实倡此说,而本记者前访古德诺博士,则谓并无此主张。先生与博士夙交好,尝与论及否?”梁启超答道:“此次博士重来,曾一见访,吾适在天津,未获相见,惟常有书致宪法起草会,所言皆就国民宪法立论,未尝他及也。”

因此,古德诺是否有心在中国鼓吹复辟帝制,大概不易轻易做结论。但是,古诺德对中国问题的主张是明显的,他在学理上支持了袁世凯。复辟帝制也许不是他的主张,但他的见解给人提供了方便,中国那些留恋帝制的人们以国情为由上演了一场复辟帝制的丑剧。

既然复辟以国情论为其理论基础,保卫民主共和的人们就必然要对这种论调进行抨击。1914年11月10日,李大钊在《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发表《国情》一文。他说:“自临时约法为集矢之的,而世之谈国情者众。夫衡宪典于国情,宁非可尚者,而以客卿论国情,则扦格之处恒多。纵其宅心立言,力辟国拘,而欲以诚挚自贡,虑其所谓国情者,究属皮相之见,不叶于实象,所向愈切,向去愈遥。”他认为,古德诺氏论国情,必宗于美,是美洲人眼中的中国国情,未必是中国国情。因为古德诺认为中国人重视家庭,淡于政治,自古以来没有选举制度,所以难行共和,李大钊说:“夫前之漠然于政治者,以国家权力之及乎其身者轻耳,今则赋重于山矣,法密于毛矣,民之一举一动,莫不与国家相接矣!纵悬厉禁以之,民亦将进索政权而不顾,乃谓其不习于代表政治,退抑之使仍听命于行政者意旨之下,此实逆乎国情之论也。”面对古德诺的言论,他说:“言国情者,必与历史并举,抑知国情与历史之本质无殊,所异者,时间之今昔耳。昔日之国情,即今日之历史;来日之历史,尤今日之国情。谈宪法者,徒顾国情于往者,而遗国情于近今,可怪也。吾以为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尤为要,盖宪法为近今之国情所孕育,风云变色,五彩旗翻,曾几何时?汉江之血潮未干,盟誓之墨痕宛在,共和政治之真义,尚未就湮,人且弃之若遗。如古德诺氏者,至不惜掘发欧洲古代之文辞故事于亡国荒冢之中,以章饰新约法,谓国家即帝国其质,元首即终身其任,亦无妨于共和之修名,惜氏所知者仅于Republic之一字耳。”他认为,外国人谈中国国情,是极不可靠的。

1916年5月发表于《民彝》创刊号的长文《民彝与政治》中,他又说:“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而专制之政与君主之制,如水与鱼,如胶与漆,固结不解,形影相依。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望也。”

1915227日,胡适在《致新共和国周报》中写道:“贵刊记者对于中国国民自治和自我发展能力之估计偏执一端。该君指责说:‘有人把共和国视作东方复兴之例证,事实上该共和国是注定要惨遭失败的……以一先进国家之标准来衡量中国,是完全不够格的。她不具备自我发展之能力。’然余亦要提醒该君,像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其改革决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奉劝他多读一些书,譬如约翰·菲斯克的《美国历史的关键时刻》,如此他便会明白:即使是像美国这样一个共和国,也不是单凭一项突然颁的、神奇般的法令即可建成。试想一想,美利坚合众国在沮丧的十三州邦联宪法时期,其遭受之重创则比中华民国所遭受的更甚。辛亥革命发生于公元191110月,创立共和国至今还不足三载,岂能说已决无希望!”

1915818日,在古诺德的文章发表、筹安会公开鼓吹帝制的时刻,在美国的胡适写了《中国与民主》,不仅对袁世凯的复辟行为进行抨击,对当时已经通过的总统选举法表示反对,而且坚决地维护中国的民主道路。他说:“不管袁总统之独裁达到何等程度,他还有一般的常识,知道应该避免使用某些‘字词’,因为那会遭致青年一代之反对。尽管这些青年完全不知道共和主义到底是什么,但他们梦想共和却是由来已久。袁总统曾公开声称,他决无称帝之野心,甚至还将几个企图鼓吹帝制之人削职。倘使袁先生真如西方评论家所形容的那样,他是一位精明之政治家,那么,他就该明白,只要他采取帝制,立刻就会在全世界人面前信誉扫地,言行不一,甚至极有可能遭致暗杀之危险。”中国从来没有过民主,所以中国人不熟悉民主。面对这一基本事实,也就是基本国情,一些人认为,既然中国人不熟悉民主,中国就不能实行民主制度。但在胡适看来,如果不实行民主制度,怎么能保证领袖不把民众训练成专制统治下的奴隶?他写道:“不管袁先生当不当皇帝,这并不影响少年中国之进程。少年中国正在为中国建立真正之民主而努力奋斗。它相信民主;而且相信:通向民主之唯一道路即是拥有民主。统治是一门艺术,照此,统治需要实践之锻炼。倘若余不开口说英语,那余决不会讲英语。倘若盎格鲁-撒克逊人从不实行民主,那他们决不会拥有民主。这是一种政治哲学,古德诺教授之流是不会理解的。古德诺教授和许多其它善意之制宪权威认为,东方人不适于民主政体,因为他们从不曾有过。与此相反,少年中国认为,恰恰因为中国不曾有过民主,所以她现在必须拥有民主。”

他写道:“悲哉,呜呼!保守派与反动派皆已在外国评论家那里,找到了热心之支持者,而这些支持者,既无一丝诚意,亦无一点耐心。他们已经在一批伟大的制宪权威之中找到了自己之代言者,诸如日本之有贺教授、美国之古德诺教授。有贺教授反对少年中国尚可理解。可是,当一位来自美利坚合众国之大学者站出来宣称,东方人就其历史与传统来说,不配享有代议制民主政体时,这个打击无疑是很沉重的,是致命性的。这些大学者们用他们的‘权威性’意见,炮制了这部中华共和国之新宪法。此刻由于他们的功劳,中国皇帝将要为他们授勋颁奖。”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个中国少年的痛苦。这沉重的打击,实在让他难以忍受。8月29日夜,胡适又作一文,“专论古德诺与中国之顽固反动(Goodnowand ChineseReactionism)”,他说:“古氏在此邦演说作文,均言中国人无共和之程度,其说甚辩,足以欺世。又以其为一国名宿也,故其言为人所深信,于我国共和前途殊有影响,不可不辨;故乘此时机作此文攻之”。

就在此时,《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写道:“按筹安会诸人所持国体变更之理由:一曰,共和国家,不若君宪国家之易致富强。使此理而果真也,则西班牙、意大利之富强,应驾法、美之上。予觉诸人之主张君宪,不若辜鸿铭之劝欧人之毁坏宪章,改奉中国孔子春秋尊王之教,更觉切中时弊也。一曰,按诸中国历史国情,前此未有民主,今之共和,仓卒定之,未经国民之讨论也。窃以事物更变,必有其朔,亦未闻何去何从之共和,乃国民从容讨论之所改定也。一曰,人民程度,不适共和,欲救中国,厥惟君宪。立宪非君主不可,君主非立宪不可。窃以立宪政治,非易业也。人民程度,果堪立宪,而谓之不适共和,诚所不解。救中国非君主不可,谨闻命矣。公等皇皇,当不逾三月。惟‘非立宪不可’五字,望杨度勿忘今日之言……”

在《袁世凯复活》中,陈独秀又说:“呜呼!欧洲自力抗自由新思潮之梅特涅失败以来,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狂奔追之,犹恐不及。乃袁世凯以特别国情之说,阻之五年,不使前进,国人不惜流血以除此障碍矣;不图袁世凯二世,又以国粹礼教之说,阻吾前进,且强之逆向后行。国人将何以处之?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而皆为尊重国粹国情之袁世凯一世、二世所不许。长此暗黑,其何以求适二十世纪之生存?”

在《答毕云程》中,陈独秀又说:“国人进化之迟钝者,正以囿于现象之故。所谓国粹,所谓国情,所谓中西历史不同,所谓人民程度不足,所谓事实上做不到,所谓勿偏于理想,所谓留学生自海外来不识内情,是皆囿于现象者之心理也。一切野蛮风俗,皆因此等心理而淹留。一切文明制度,皆为此等心理所排弃。亡中国者,即怀此等心理之人耳……”

1919年2月,景耀月发布他在国民制宪倡导会上的演说,认为宪法要按照一国的历史、习惯、民情、风俗而特别制定,不可模仿欧美的成法。对此,陈独秀针锋相对地写道:“我看什么共和,什么宪法,都是欧美人特有的制度。按照我们中国的历史、习惯、民情、风俗,都不必勉强学他。我劝景某还是拿古德诺‘特别国情’的话头,去鼓吹帝制罢,何苦谈什么共和国的宪法呢?”

 

3

关于特别国情的第三次大规模强调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之后。因为不愿接受现代文明的全部规范,而要对其有所选择,也就是说,要有选择地现代化,特别国情又一次被抬了出来。国民党以一党专政取代多党竞争,以训政剥夺公民的政治权利,以三民主义统一人们的思想,这些逆现代化历史而动的举措都需要理由。他们找到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国情特殊。

1935年,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此时此地的需要”为由,反对模仿西方,拒绝全面现代化。宣言说:“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长,但地非英美的中国应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并且中国现在是在农业的封建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交嬗的时期,和已完全进到工业时代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所以我们决不能赞成完全模仿英美。除去主张模仿英美的以外,还有两派: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但其错误和主张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轻视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他们又说:“为了此时此地的需要,我们反对守旧,为了此时此地的需要,我们亦反对盲从。我们深知文化不和时代的需要结合,固会发生时代的错误,文化不适应地域的条件,也会发生地域的龌龊。现代中国人既不容迷恋过去的残骸,也不容崇拜异地的偶像。外来文化果足为我们营养的资料,自当尽量吸收,但必须根据此时此地的需要,加以一番审慎的选择。倘竟不顾时地的条件,贸然主张全盘西化,岂但反客为主,直是自甘毁灭!”十教授的意见看上去十分公允,一点也不极端,但说来说去,要害就是不能全盘模仿西方。为什么不能模仿?他们却吞吞吐吐,无法表达清楚,其实很明白,因为蒋介石进行的制度创新与西方的民主制度距离甚远,当然不能容许以西方模式对其进行衡量和评判。

对于十教授的宣言,一些人给予了批判。张奚若等人指出,其要害不过是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改换为二民主义,即只讲民生主义和民族主义,而不讲民权。其实,这也是一个规律,在慈禧太后和袁世凯那里不受欢迎的东西,到了蒋介石那里仍然是不受欢迎。在整个蒋介石统治时期,特殊国情的强调往往都指向一个目的:不愿改变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一致反对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现状。

所以,不仅自由主义者对其进行批评,一些左翼人士也对它进行过激烈的批判。1939年,艾思奇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中指出:近代中国的反动思想有一个特殊的传统,就是“闭关自守主义”。“在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思想的逆流是采取各种各样的姿态出现,随着革命发展的阶段的不同,随着客观条件的不同,这种思想也以不同的形式来和进步的革命思想与革命势力实行对抗。然而不管它的外表形式怎样千变万化,它的基本内容仍不外是这样的: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煞人类历史的一般的规律,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只能依循着中国自己特殊的规律,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中国自己的道路是完全在一般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外的。”艾思奇认为,这种国情论是反动派的一种基本战术,也是一种“狡猾无耻的战术”。“它并不是从正面来反对革命,反对中国的进步和改革,它在表面上好像并不是直接反对中国广大人民求解放求自由的要求,而只是反对外国的东西。它首先用一种混淆是非的方法,把中国的革命运动及革命思想形容作纯粹舶来品,把后者描写成不适合于中国甚至于对中国有害的东西,然后掉弄着各种各样的狭义的爱国主义的言词,来对它施以攻击。这种狡猾无耻的伎俩的秘密,是在于把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当做当然的国情,在于保持这种旧的国情。”

1944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民主即科学》的社论,也曾明确指出:“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80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中国人倘过民主自由的生活,就会出乱子,所以民主只是适用于外国,不合国情,岂不是同样荒谬么?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械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

1946年1月24日,《新华日报》社论中又说:“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致使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民主的人,更以此为借口,企图拖延民主的实行。”“现在中国人民文盲太多,进行选举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但是,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地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文章并且以“豆选”为例证明:“这些方法的创造证明了只要有实行民主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

 

   回顾这个问题的小史可以看到,一些人信仰不同、主义不同、所打旗号也不同,但一旦到了某种位置,就很喜欢启用这种理论。而这种理论经过反复使用和有识之士的反复揭露,其招数已广为人知,所以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常常起到一种类似于戴了脸谱登台亮相的戏剧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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