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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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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硝烟中的迷失(中)  

2007-12-24 10:08:10|  分类: 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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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中的迷失[中]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话语

 

李新宇

 

二、大众化传唤中的沉没

   文学既然要全面地服务于抗战,就要首先致力于唤起千百万民众的抗战热情。要唤起民众抗战的热情,就必须适应宣传对象的要求。于是,如何使文艺创作被大众所喜闻乐见成为文学的当务之急。在形式上,要为大众喜闻乐见,就不能不考虑旧形式的利用。因此,如何利用民族旧形式就成了一个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由此引起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是20世纪文学史上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它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建树,但产生的影响是重要的,甚至改变了20世纪文学的发展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在听命于权威话语而服务于抗战的过程中没有完全丧失自身,是由此而来的旧形式的利用和大众化使文学走向了彻底丧失自身的道路。知识分子话语在与权威话语的矛盾和斗争中没有完全失落,但在迁就和迎合民间话语的过程中却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沼泽。

   抗战一开始,文坛就响起了大众化的呼声。来自文坛内外的力量都纷纷呼吁文学走向民间,走向大众,实现大众化。我们知道,文艺大众化问题不是抗战开始后才提出来的,而是早在三十年代初期上海的作家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大众化的讨论中,鲁迅曾经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他担心文艺会因此而俯就大众,会成为“大众的帮闲”。抗战开始之后,这个问题重新提出并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必然的。正如茅盾所说:“本来文艺大众化运动应当和国语运动联系起来的。但是目前我们讲大众化,却不能拘泥于这个理论。我们现在十万火急地需要文艺来做发动民众的武器,我们不能等待到大众学会蓝青官话那一天。”(6)“因为在全面抗战的今日,我们的作品如果还是只能达到最少数的知识青年群中,就是文艺这武器尚未充分发挥它的力量!”(7)

   为了宣传而要求文艺通俗易懂以便能够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这是必然的,也是无可非议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民族处于危急的关头而文学不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化。也无法想象作家们会完全拒绝以通俗的形式为战争服务。但是,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委员长或者他的宣传部对文艺提出的战时要求,而是一些文人对文学提出的主张。一些人甚至认为:“在抽象的理论上,非大众的抗战文艺是不能存在的。抗战的文艺同时必然是大众的文艺。”(8)“现在,面对着这样紧张的局势,我们应该严重地提出:‘大众化’是一切文艺工作的总原则,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必须沿着‘大众化’底路线进行,在文艺工作底范围内,应该没有非大众化的文艺工作,更没有反大众化的文艺工作”。(9)

   要求文学全面大众化,旧形式的利用产生的后果已经不必细说。民间旧形式的基础上产生不出现代的文学作品,它导致的必然是文学艺术水平的严重退步。这种退步在宣传性的作品中不可避免,任何人都不应该对其苛求,但为宣传而粗制滥造却不应该成为艺术的标准。文学应该努力向着高水平发展,不应该放弃对艺术水平和深度的追求。然而,一些很有影响的人物却干脆主张彻底放弃文学的艺术水平要求,彻底放弃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单纯以服务于抗战宣传为标准,甚至直接反对对艺术水平和理论深度的追求。郭沫若在《抗战与文化问题》中说:“抗战所必须的是大众动员,在动员大众上用不着有好高深的理论,用不着有好卓越的艺术--否,理论愈高深,艺术愈卓越,反而愈和大众绝缘,而减弱抗战的动力。”周扬在《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中也说:“我们现在所要求于作家的就是用这种大众化的小型作品敏速地去反映当前息息变化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离开实际,关起门来去创造什么‘伟大的作品’。”虽然这时候的郭沫若已经是第三厅的厅长,与权威话语的合流使他不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正如他在1926年穿着国民革命军的军装向青年发出做革命文学家的号召一样,本身已经不是知识分子的声音。然而,由于他的身份毕竟不同于张道藩等国民党官员,其消极作用是更明显的。

   民族形式的讨论涉及的不仅仅是形式问题。文学要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决不仅仅是形式问题的解决所能够达到的。要实现大众喜闻乐见的目标,就必然要迎合大众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必然导致文学现代性的丧失。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的要求与现代性的目标是格格不入的。原因很简单,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动的,作为一种被动的现代化,其动因不是本土新的文化因素的生长而是外来文化的冲击,而最先接受外来文化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民间大众。所以,现代性主要由知识分子话语承载而不是存在于民间文化之中。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现代性没有在民间大众中扎根生长。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大众话语在文化性质上有着本质的差别。前者是外来的,后者是本土的;前者是现代的,后者是传统的。五四新文化之所以新,就新在它以西方思想武器反传统,新在它的非本土的现代性质。因此,要求民族化,就不能不意味着对知识分子话语的否定,就不能不意味着对现代性的否定和对传统性的弘扬,也就不能不意味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精神的背离。民族化和大众化是相互联系的,民族化必然导致大众化,大众化也必然带来民族化,两者都可以导致传统的复归,也必然导致五四知识分子话语精神核心的颠覆。

   这不是逻辑推论的结果,也不是主观臆测性,而是民族形式讨论中已经表现出的倾向。最有代表性的是向林冰的观点。他对五四文学的否定和对传统的张扬无须在此重复,需要注意的是它事实上是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瞿秋白等人观点的继续。但不同的是30年代的讨论因其集团的性质而只是一种自由言论的表达,不能构成对文学的全面影响,而在抗战的新形势下,它却借国家权威话语的力量对文学发出了共同的号令。

   其实不难明白,只要从政治和军事的实用主义出发,任何批判国民性的行为都是不明智的。任何一个实用主义的政治家和军事将领都不会指着即将奔赴前线的士兵批判他们的阿Q主义。这正是启蒙主义思想家和实用主义政治家的不同之所在。由于抗战的时势,文学对民众落后精神面貌的表现已经不合时宜。陈伯达在《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一文中说:“我们在文化上反对独断,反对迷信,但对于那迷信任何独断,迷信任何宗教的同胞,我们不但不应反对他们,而且要尽力避免刺激他们的宗教感情”。(10)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喜欢看”成了唯一的目标。如何讨大众欢心,顺应大众心理而鼓动他们的热情和不怕死的精神,成了艺术的全部奥秘。为了大众喜闻乐见,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全面地迁就和适应大众,不能适应大众的东西都要受到怀疑和批评。早在抗战开始不久,就有人指出老舍发表的京戏《忠烈图》中“讲到贞操观念的部分,虽然是对的,但是却容易引起大众的反感”。(11)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无法再继续五四启蒙主义的精神,尽管洛蚀文等还没有忘记启蒙主义,还不愿意让文艺一味地迁就和迎合大众,但文艺迁就和迎合大众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尽管很多人对大众化的理解还不是迎合大众,但在大众化的含义中硬要加上化大众的内容,这不过是一些不愿意彻底放弃五四启蒙主义精神的文学家的一厢情愿。当大众化这一口号提出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注定了它后来在半个世纪中流行的解释:“变得跟广大群众一致,适合广大群众需要”。这是至今流行的《现代汉语辞典》中对“大众化”的解释。我们不必怀疑辞典的解释是否正确,最流行的辞典采用的必然是最流行的解释。半个世纪以来,每当强调文学的大众化的时候,总是要求文学实现这种解释。就从词意上说,“大众化”这一概念本身就无法包容启蒙主义的“化大众”的内容。所以,这个问题必须清楚,大众化方向与启蒙主义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可惜直到今天有些研究者仍然把大众化与启蒙主义作极为有害的混淆。

   作为大众化的理论前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对当时大众/民族精神状态的误识。我还无法断定一些解释是政治家式的为调动群众积极性而以赞美的方式调动其力量,还是真的由于眼睛的问题而看到了虚幻的景象。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症结--由于民众的抗战热情,便误以为民族的精神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改善,用一种相当普遍的表述方式就是:“战争使民族得到了新生,使人民大众广泛的觉醒。”(12)周扬是这样表述的:“要描写抗战,首先就要描写在抗战的具体环境下行动着的一个个的中国人。而这是一个怎样变化万端令人惊异的环境呵!在这个环境之下,人又是变化得怎样的迅速呵!昨天还是落后的,今天变成了进步的;昨天还是愚蒙的,今天变成了觉醒的;昨天还是消极的,今天变成了积极的。革命时期必然地伴以人类心灵上的深刻剧烈的变化,只适合于社会停滞期的艺术家的那种静的看法现在是完全不适用了。我们的现实中正涌现着新的人,新的抗日英雄的典型。我们不能把他写成平时的人一样,因为抗战的不平凡的环境已经使他变质;……中国新文学中可以称为不朽的典型的,只有鲁迅的阿Q。在这个可笑又可悯的人物身上,反映出了中国农民的软弱的黑暗的一面,因为中国的农民性和落后性,他又被视为中国国民性的代表者。现在,阿Q们抬起头来了。关于觉醒了的阿Q,值得写一部更大的作品。”(13)阿Q既然已经觉醒,并且成为时代的英雄,当然不再需要鲁迅式的启蒙主义,当然不再需要知识分子去批判他们。所以,虽然在理论上有时也谈及文艺教育大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已经是只有赞美和迎合。而且,这时的所谓教育也不再是启蒙主义所强调的使被教育者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人的主体地位,而是教育他们如何服从战争的需要,鼓励他们战斗的勇气。这样的教育是启蒙主义还是蒙昧主义是不难识别的。

   在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中,国家权力话语和民间话语又一次联手扼制着知识分子话语。在其开始,是战争的要求使文学走向民间。然而,迅速生长的民间政治力量迫使知识分子向民间大众认同。两种力量同时要求文学走向传统,也同时要求文学走向民间。不过虽然要求相同,目的却绝不相同。占据国家权力地位的政治要求走向传统,去张扬传统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去弘扬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这从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中即可看到;民间的政治力量希望文学表现统治者的腐败和大众的疾苦以助长反抗情绪。然而,无论目的多么不同,他们都要求文学走向传统的同时走向民间。这导致了民族形式的胜利。民族形式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国家权力的胜利,也是民间大众话语的胜利。抗战前期真正胜利的是国家权威话语,而抗战后期真正胜利的是民间政治话语。前期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后期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大众文艺运动。

   有必要注意国家权威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联合这一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在此之前,最为对立的是这两种话语。因为在这两种话语之间存在着两种政治力量的激烈较量。它们能够迅速统一起来,原因就在于两者之间本来就具有更多的可联合性。其对立主要是政治上的,虽然阶级立场对立,进行着压迫与反压迫、翻身与反翻身的较量,但在文化基础上,却都坚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反抗西方现代文化。所以,在反对五四和扼制知识分子话语方面,二者很容易地统一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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