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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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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高一涵与《青年杂志》  

2007-09-29 10:22:00|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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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涵与《青年杂志》

  

1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这就是后来影响巨大的《新青年》杂志。因为它的创刊,新文化运动徐徐拉开了大幕。《青年杂志》的“社告”写道:

 

一、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

二、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

……

 

这是《青年杂志》的创刊宗旨。这种宗旨,体现在杂志发表的文章中,自然,也体现在作者队伍身上。

《青年杂志》创刊之初,作者队伍很小,常出现的就那么几个人:陈独秀,高一涵、李亦民、刘叔雅等。除陈独秀外,高一涵无疑是当时的台柱子。

高一涵生于1885年,原名永浩,别名涵庐、梦弼、笔名一涵。安徽六安县南官亭人。幼时聪颖好学,13岁即能诗善文,14岁考中秀才。1910年毕业于“安徽高等学堂”,次年赴日本,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法。1916年7月回国,担任《晨钟报》编辑。1918年入北京大学,在编译委员会工作,兼任中国大学、法政专门学校教授。《新青年》实行轮流主编制,他是主编之一。同时还参与了《每周评论》、《现代评论》,《努力月刊》等刊物的工作。

他与陈独秀、李大钊都是多年的朋友,却没有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活动,直到1926年,才由李大钊、高语罕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去武昌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法科委员会主任委员、总政治部编译委员会主任等职。但由于清党,很快即去上海,任上海法政大学和吴淞中国公学教授、社会科学院院长。1931年进入政界,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35年任两湖监察使,抗战时期曾去兰州任甘宁监察使,抗战胜利后仍回武汉任两湖监察使。1949年后,历任南京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江苏省司法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著有《政治学纲要》、《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等;翻译有《杜威的实用主义》、《杜威哲学》等。1968年病逝于南京,葬雨花台公墓。

参与《青年杂志》之时,他仍在日本留学。但杂志几乎每一期都有他的文章,有时一期就有两篇,或者更多。第一卷出了6期,高一涵发表大块头的文章8篇,分别是:

1卷1号:《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

1卷2号:《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

《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

1卷3号:《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

《民约与邦本》

1卷4号:《国家非人生归宿论》

1卷5号:《自治与自由》

……

从文章的题目可以看到,内容非常集中,而且体现着他在日本所学专业的特色。其中三篇是连载,谈的是“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此外“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概略”、“民约与邦本”、“自治与自由”、“国家并非人生归宿”。这些文章所阐述的,都是现代国家理念。而这正是《青年杂志》的努力方向。《青年杂志》的办刊宗旨,在他的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高一涵当时真是陈独秀思想的积极支持者。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那些主题,大多在他那里得到了很好的阐发。正是高一涵的加入,使《青年杂志》一开始就显示了同仁刊物思想上的一致性和群体作战的特色。

 

2

综观高一涵的8篇长文,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共和国与专制国的区别,以及对共和国基本原理的阐述。

在三期连载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长文中,高一涵于文章开篇首先说明的是共和国与专制国家的不同。他说:“专制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专在主权者之一身;共和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则在国民之全体。专制国本建筑于主权者独裁之上,故国家之盛衰随君主之一身为转移;共和国本建筑于人民舆论之上,故国基安如泰山,而不虞退转。为专制时代之人民,其第一天职,在格君心之非,与谏止人主之过,以君心一正,国与民皆蒙其庥也。至共和国之政治,每视人民舆论之为运施,故生此时代之人民,其第一天职,则在本自由意志Free will造成国民总意General will,为引导国政之先驰。”

在对共和国与专制国家进行区分之后,他又说“今于述青年自觉之先,首当陈述共和国家为何物。夫共和云者,有形式,有精神。”形式是什么呢?他讲了两点:一是共和国体,它与君主国体绝然相反,国家主权“实存于有官智神欲合万众之生以为生之创造团体”,即在于全体国民。二是共和国家之元首,“其得位也,由于选举,其在任也,制有定期,非如君主之由于世袭终身也。此义虽浅,然用以区别共和国体与君主国体之形式,夫故朗若列眉。”关于共和国的精神,高一涵解释说:“共和原文,谓之Republic。……就法律言,则共和国家,毕竟一律平等,一切自由,无上下贵贱之分,无束缚驰骤之力,凡具独立意见,皆得自由发表,人人所怀之意向,蕲求感情利害,苟合于名学之律,皆得尽量流施,而无所于惧,无所于阻。就政治言,使各方之情感思虑相剂相调,互底于相得相安之域,而无屈此伸彼之弊,致国家意思为一党一派一流一系所垄断。故民情舒放,活泼自如,绝不虞抑郁沉沦,以销磨其特性而拘梏其天机。”“国家之与政府,划然判分,人民创造国家,国家创造政府,政府者立于国家之下,同与全体人民受制于国家宪法规条者也。执行国家意思,为政府之责;发表国家意思,则为人民之任。”

在《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中,高一涵说:“向也国家剥夺人权,因亦讳言小己之自由。国民多为无权利之奴隶,所谓自由公民,仅少数耳。……今也国家一视同仁,凡属人类,均享人权。”“以人民为国家之牺牲品,若主人之豢畜犬豕麋鹿然,视人若物,剥尽其权,此太古国家之盛衰兴废,所以视政府之智愚贤不肖,而其奕如响也。今者国本在民之理,大阐明于西方,举国家全力,保护人民之权利。”

关于国家权力的范围,他说:“立宪国家之第一要义,即在限制其政权,而范围之于法律之中。国家违法,与人民违法,厥责维均。盖国家人民,互相对立,国家权力,仅能监护人民之举动,防其互相侵害,无间于物质精神,国家均不能以自力举行之。国家可高悬奖励学术技艺之典章,而不能以其权力自图其发展;国家可颁布奖励生产企事业之命令,而不双胞胎自任勤劳、自冒危险。其所能立者,则立于人民之后,赞助人民自为之耳。”

面对西方现代国家及其理念,以及人民的政治权利逐步扩大的历程,高一涵不能不想到中国的现状。他不无感叹地指出:“回顾吾邦,事事返古,出死力以排除近世国家原理。似惟民主义能行万方者,独不能行于吾国。非持数千年前陈言古义,逆系人心,则其群必将立涣。凡其制为吾史乘中所未经见,即当视作异端左道,百计驱除。一若国国皆循进化大势以前趋,独吾一国必遥立于天演公例而外,逆进化之大势而退转。自由平等人格权利,在他国视为天经地义,倾国家全力以保护之者,在吾国必视为离经叛道,倾国家全力以铲除之。他国已入于一治不乱之时者,吾国必永罹一治一乱之劫。犹曰:此吾国历史之特征也,此先王之微言大义深入人心也,此亚洲民俗不能强合欧美也。囚心于虞夏商周,定睛在三皇五帝,迷身于一朝一代历史现象之中,举其比例参勘观察会通之官能,屏而不用,则迷于一国史迹,更何待言。”

在《民约与邦本》中,他说:“往古政治思想,以人民为国家而生,近世政治思想,以国家为人民而设。”“宪法由国家主权而生,非以限制国家自身之权力,乃以限制国家机关之权力。即规划政府对于人民布政运权之范围者也。”他清楚地告诉人们,宪法是限制国家机关的,而不是限制人民的。国家主权在民,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履行职责,人民就可以换一新政府。“古今国家观念之根本差异,即在此主权所在之一点。”

 

3

共和国的建国理念和基本规则明了之后,作为共和国公民,就应该有必要的自觉,摆脱专制君主统治之下那种完全被动状态的状态。共和国虽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但政府侵权是可能的,公民的权利仍然需要自己捍卫。高一涵说:“欲政府不侵我民权,必先立有凛然难犯之慨;欲政府不侮我人格,必自具庄严尊重之风。”

大变革时期进步的思想者都是理想主义者,高一涵像陈独秀一样,不承认现实的一切是不可改变的,不是在特殊国情的基础上思考问题,而是认定一个目标之后,就要努力向前推进。他告知青年:“政治之事反诸物理,乃可以理想变事实,不可以事实拘理想者,惟其可以理想变事实也,故吾人须先立当然之理论以排去不然之事情,惟其不可以事实拘理想也,故吾人应超出已然之现象,而别启将然之新机。”(《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1卷1号。)他鼓励青年应该“不耸起双肩,自负此责”,担当起文明进化的重任。

高一涵认为,要担负起这份责任,最根本的就是改造道德。他说:“古之所谓道德者,泰西则迷信宗教之威势,东亚则盲从君主之权力及先王之法言。自混沌初开以来,民智浅陋,茫不知人道之本源。言论思维,全与宗教相混杂,以为天地万物,一造于神,人生良心上之制裁,惟有托诸神意。”他指出,道德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应该随时改造的。“道德而不适时势之用,则须从根本改造之,无所惜也。”他论述道德的进步,把古代道德与现代道德进行比较:“古之道德重保守,今之道德贵进取,古之道德拘于社会之传说,今之道德,由于小己之良心,古之道德,以违反习惯与否,为善恶之准,今之道德,以违反天性与否,为是非之标,古道德在景仰先王,师法往古,今道德在启发真理,楷模将来。古人之性,抑之至无可抑,则为缮练。今人之性,扬之至无可扬,乃为修养。此则古今道德之绝对反对者也。”(《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1卷1号。)

 

4

根据西方政治学说,高一涵把自由分为天然自由(Natrralliberty)和法定自由(Civilliderty),他说:“青年之戒,第一在扶墙摸壁,依傍他人,第二在明知违性,姑息瞻依。自贼天才,莫过于此二者。”他希望青年摆脱古人的羁绊,“自我作圣”,“纵横一世,独立不羁,而以移风易俗自任”。

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他没有忘了,自由是有限制的,更没有忘记保卫个人权利与尊重他人权利的关系。他说:“顾自由要义,首当自重其品格。所谓品格,即尊重严正,高洁其情,予人以凛然不可犯之威仪也。然欲尊重一己之自由,亦必尊重他人之自由,以尊重一己之心,推而施诸人人,以养成互相尊重自由权利之习惯,此谓之平等的自由也。发扬共和精神,根本赖此。”保卫自己的权利,尊重别人的权利,人人明白这一点,共和精神可以保障。

他指出,共和国有三条金科玉律:“(一)须有敬重少数意见与独立意见之雅量,不得恃多数之威势,抹杀异己者之主张。(二)多数舆论之起,必人人于其中明白讨论一番,不得违性从众,以欺性灵。(三)凡所主张,须按名学之律。……政府抹煞他人之自由言论,固属巨谬,即人民互相抹煞自由言论,亦为厉禁。”

高一涵指出,在独立生计时代,自耕自食,自织自衣,故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但到了今天,生产需要分工合作,生活需要互通有无,人们无法孤立生存。所以个人需要社会保障,自然也需要服务于社会公益。这就是现代生活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但是,因为这种关系,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却往往要受侵害。高一涵指出:“损社会以利一己者固非,损一己以利社会者亦谬。必二者交益交利,互相维持,各得其域,各衡其平者,乃为得之。故今之为社会谋公益者,第一须取自利利他主义。自利利他主义,即以小己主义为之基,而与牺牲主义及慈惠主义至相反背者也。”

高一涵主张“自利利他主义”,而且明确认定以“小己主义”为基础。这里的所谓“小己主义”就是个人主义。对于“自利利他主义”,高一涵解释说:“何言乎自利利他主义,必以小己主义为始基也?共和国民其蕲向之所归,不在国家,乃在以国家为凭藉之资,由之以求小己之归宿者也。国家为达小己之蕲向而设,乃人类创造物之一种。以之保护小己之自由权利,俾得以自力发展其天性,进求夫人道之完全。质言之,盖先有小己后有国家,非先有国家后有小己。为利小己而创造国家,则有之矣;为利国家而创造小己,未之闻也。”与西方国家相比较,他批判了中国传统:“吾国数千年文明停滞之大原因,即在此小己主义之不发达一点。在上者持伪国家主义,以刍狗吾民,吾民复匿于家族主义之下而避之。对于国家之兴废,其爱护忠敬之诚,因之益薄,卒至国家、社会、小己交受其害,一至于此。”他认为,今日青年应当努力以与旧习俗相战,以独立自重之精神,发扬个人之能力,追求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国家社会举为小己主义所筑成。此不佞所以以小己主义为自利利他主义之起点也。”

高一涵主张“小己主义”是相当彻底的,为此,他反对牺牲主义和慈惠主义,认为牺牲和奉献是最不道德的。

在《国家非人生归宿论》中,高一涵强调指出:“国家者非人生之归宿,乃求得归宿之途径也。人民国家,有互相对立之资格,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亦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国家对于人民亦有义务。国家得要求于人民者,可牺牲人民之生命,不可牺牲人民之人格,人民之尽忠于国家者,得牺牲其一身之生命,亦不得牺牲一身之人格。人格为权利之主,无人格则权利无所寄,无权利则为禽兽为皂隶,而不得为公民。”他说的人民最终落实到公民个体,他说:“吾人爱国之行为,在扩张一己之权利。”“小己人格与国家资格在法律上互相平等,逾限妄侵显违法纪。”他认为,不明白这一点,不明白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美其名曰爱国,乃自剥其人格,自侪于禽兽皂隶”。

他的这些见解与陈独秀当时的见解基本一致,努力方向也是一致的,都在试图为共和国培养现代公民。为培养现代公民,首先强调的就是权利意识。这正是新文化运动最先确立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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