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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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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钱玄同的文化态度  

2007-09-09 11:15:06|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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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的文化姿态

 

 

好像是突然之间,人们对钱玄同又重视了起来。不仅已有几种他的文章的选本出版,而且六卷文集出版了,影印本的十二卷日记也出版了。这是一件好事。钱玄同这个人,是不该被冷落的。

然而,我却有些纳闷。从道理上说,我们这个年代怎么能够接受钱玄同?他的同道大概很少。尤其是在文化上,他的态度显然不合时宜。然而,他的书还是出来了。也许,在这文化大潮的边缘,还有人喜欢钱玄同并认同钱玄同?但愿人们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过激”与“偏执”而感到好玩。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钱玄同可谓一员骁将。他与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一道,打过攻坚的硬仗。在《新青年》时代,只要论及《新青年》,是不会记忆钱玄同的。然而,钱玄同的主要成就在语言学、音韵学、史学和经学。尤其是在语言文字方面,历史已经永远地记得下了他的名字。在他的名字之下,写了这么多的内容:中国现代音韵学的奠基人;中国白话语体的倡导者;第一批简体汉字的起草人;第一次汉语拼音方案的拟定人;汉字横排和自左至右书写形式的发起者;白话国语教科书最早的创编者;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元的倡导者……在短短的一生中,如此之类的事竟然做了那么多!

他的确与众不同。

关于他在语言学等方面的成就,因为不懂,不曾关心过。但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为,却曾做过一些考察。应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战士。因为他能冲锋在前,而且敢破敢立,写过许多不同凡响的文章。因为他坚实的旧学根基,对传统了若指掌,又由于他站到了时代思想的制高点上,对其面目与本质便一目了然。而且,批判起来就能够一下子抓住根本。按照一般的看法,他是偏激的,因为他说话直率,而且狠。比如,“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就像点穴一样,使旧派文人难有还击之力。

被历代文人视为经典的那些东西,无论是三坟五典还是旧诗、旧戏、旧小说,在钱玄同眼里,成了散发着臭味的垃圾,是需要清理的东西,而不是什么宝贝。作为语言学家,竟然主张废除汉字,连自己几千年传下来的文字都不要了。因此种种,以致今天说到他,几乎是异口同声,认定他过激和偏执。因此,对他的评价就成了问题。有人直言他的挖祖坟和“断根”之罪;有人吞吞吐吐,说是应该历史地、辩证地看他;有人似乎是在为他辩护,说的却不矫枉过正乃当时打破传统的需要;有人似乎很宽容,说要在特定的背景上理解他,也就是说,虽然钱玄同是错的,但在那个特定的背景上是有意义的,或者,是情有可原的。这样一来,钱玄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弄到了被告席上,即使那些辩护也不过是在考虑给他减罪,而罪,却是已经确定的。更遗憾的是,那些辩护者多以五四新文化的继承者自居。这一切使人看到,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清楚什么是新文化运动,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新文化。

钱玄同的一些主张让一些人感到诧异,让一些人大吃一惊。这情有可原,因为我们的文化离那个时代已经很远。可是,如果认真想想,又有什么可诧异的呢?许多东西初看上去都是不可思议的,比如汉字的横行书写,几千年都是竖行写,怎么可以横行写呢?当时的一些人就曾惊诧,而且,这种新写法大有崇洋媚外、叛国投敌之嫌。但在今天,却没有人再感觉诧异,也没有人说凡横行写汉字的就是汉奸。而那些没有完成的事,比如废除汉字,比如种种西化主张,就令现在的人无限诧异了。

无须讳言,钱玄同是反传统而主张西化的。这也不是他的特别之处,而是《新青年》集团的共同主张。在五四时期,若论反传统态度之坚决与激烈,大概只有鲁迅可以与他相比。

对于道教,他说:“汉晋以来之所谓道教,实演上古极野蛮时代‘生殖器崇拜’之思想。二千年来民智日衰,道德日坏,虽由于民贼之利用儒学以愚民;而大多数之心理举不出道教之范围,实为一大原因。1900年,竟演出拳匪之惨剧。吾人方以为自经此创以后,国人当能生觉悟之心,道教毒焰,或可渐渐澌灭。岂知近年以来,此等‘拳匪’余孽,竟公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大施其妖术:某也提倡‘丹田’,某也提倡‘灵学’。照此做去,非再闹一次‘拳匪’不止,非使中国国民沦于万劫不复的地位不止。”[①]

对于孔家店,他说:“孔家店真是千该打、万该打的东西;因为它是中国昏乱思想的大本营。它若不被打倒,则中国人的思想永无清明之日;穆姑娘(Moral)无法来给我们治内,赛先生无法来给我们兴学理财,台先生无法来给我们经国惠民;换言之,便是不能‘全盘受西方化’;如此这般的下去,中国不但一时将遭亡国之惨祸,而且还要永远被驱逐于人类之外!”[②]

对于中国传统,他的话可谓一语中的:“这种种糟糕的道德与思想,可用一言一蔽之曰,‘不拿人当人’。他们不拿别人当人,也不拿自己当人。”[③]

那么,怎么办?出路何在?他认为:“所谓根本改革者,鄙意只有一条路可通,便是先生所谓‘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我坚决地相信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人所私有,不过欧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惟有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之内赶上……万万不可三心两意,左顾右盼,以致误了前程,后悔无及。”[④]

因此,钱玄同极力推进现代化。而且认定现代化就是西化。他反复地说:“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实在是现代的世界文化,并非西洋人的私产,不过西洋人作了先知先觉罢了。中国人要是不甘于‘自外生成’,则应该急起直追,研究现代的科学、哲学等等。若要研究‘国学’,尤其非懂得科学方法不行(这还是说‘起码’的话。其实不懂得现代的新文学,决不配整理中国的旧文学;不懂得历史学,决不配整理中国的经、史,其他类推)。我们今后对于‘国学’,只应该做‘整理国故’的事业,绝对的不应该再讲那什么‘保存国粹’、‘宣扬国光’这类废话了。我们要使中国人都受现代文化的洗礼,要使现代世界文化之光普照于中国,要使中国人都可以看现代的科学、哲学、文学等等书籍,则非将它们用国语翻译或编述不可。”[⑤]由此可见,他的文字改革,也是服务于这一大目标的。

关于文化的发展目标,钱玄同方向明确,说得也很明白。他甚至说:“我也很爱国,但我所爱的中国,恐怕也和大同世界一样(实际上尚未有此物,这便是‘欧化的中国’这句话,老实人若要误解,尽管请误解,我可不高兴负解释的责任)。至于有些人要‘歌颂’要‘夸’的那中国,我不但不爱它,我对于它极想做一个‘卖国贼’。卖给谁呢?卖给遗老(广义的)。他们爱磕头,请安,打拱,除眼镜,拖辫子,裹小脚,拜祖宗,拜菩萨,拜孔丘,拜关羽,求仙,学佛,静坐,扶乩,做古文,用‘夏历’,说‘中国道德为世界之冠’,说‘科学足以杀人’……爽性划出一块龌龃土来,好像‘皇宫’那样,请他们攒聚到那边咬干屎橛去。腾出这边来,用‘外国药水’消了毒,由头脑清晰的人来根本改造,另建‘欧化的中国’岂不干脆!讲到救国,我极愿意——也只愿意——‘救救孩子’,救救那‘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而已,其他则不敢闻命。”[⑥]钱玄同的这段话,可以提醒那些把启蒙混同于救亡的人,也可以提醒那些把启蒙看作救亡手段的人。要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就在于它不再像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那样为救亡而努力。他们的目标是“救救孩子”,也就是“救人”。他们可以爱国,但有条件,就是成为现代国家,而现代国家的标志就是百姓成为人而不再是奴隶。

钱玄同从事启蒙运动,决不以救亡为目的,因为他认为救亡不应该是目的。他说过:“从前倡言革命的人们(孙中山吴稚晖数先生除外),其目的仅在救亡。救亡固然是极应该的,但革命的目的决不在此。以此为革命的目的,实在是根本大错误。若因救亡而革命,则转亡为存以后便可以不革命吗?假使中国现在国势还是很强,武力足以御外,便可以不革命吗?假使中国国势虽弱,武力虽不足以御外,而别国也与我们同样的不济,或他们没有侵略我们的野心,我们便可以不革命吗?我以为现在的中国,无论国强国弱,国危国安,国存国亡,革命总是不可以已。吾人一息尚存,革命之志总不容少懈。何以故?以中国人为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故。至于一时的国势危殆,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以此为革命的目的,直所谓目光如豆,宁有是处!”[⑦]他说的革命,是思想上的革命,是文化上的革命。

正因为这样,在新文化运动退潮之际,他坚持启蒙,对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进行思考,对救亡和革命进行思考。他说:“编‘内除国贼’这句口号的人所谓‘国贼’,当是指军阀政蠹而言。军阀政蠹自然是国贼,但我觉得不值得特别去提他们,因为他们非由在降,非由他出,固来自田间也。军阀政蠹一旦倒了运,与普通国人固无以异;普通国人一旦走了运,还不是十足道地的军阀政蠹吗?那么,不唤醒国人,不改良国人,而徒沾沾焉惟军阀政蠹之是詈,真舍本逐末之论也!”[⑧]

在五四时期,钱玄同有许多与政治有关的言论。这些言论多与文化有关,但又涉及国体、行政等政治问题,表现着他对政治现实的某些不满和变革的愿望。同时,之所以有所不满,又因为有理想的比照。比如,他曾这样提醒人们:

 

既然叫做共和政体,既然叫做中华民国,那么有几句简单的话要奉告我国民。

民国的主体是国民,决不是官,决不是总统。……

国民既是主体,则国民的利益须要自己在社会上费了脑筋、费了体力去换来。公仆固然不该殃民残民,却也不该“仁民”“爱民”。公仆就是有时僭妄起来,不自揣量,施其“仁爱”;但是做国民的决不该受他的“仁爱”。……

既在二十世纪建立民国,便该把法国、美国做榜样。一切“圣功”、“王道”,“修、齐、治、平”的鬼话,断断用不着再说。[⑨]

 

统观此类言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保卫民主共和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钱玄同不愧为共和卫士。

作为共和理想的卫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的时候,在旧文化借着民族主义而回潮的时刻,他仍然坚持新文化运动立场,对种种文化潮流进行了抵抗。他说:“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在共和国体之下而说什么‘君为臣纲’,什么‘君臣之伦’,什么‘忠君’的话,的的确确是鼓吹造反!!!至于父子夫妇等等,仅仅是名称的不同,而人权彼此完全一样,在共和国体之下而说什么‘父为子纲’,什么‘夫者妻之天’的话,也是等于造反!!!你们用专制时代的旧道德来束缚压迫共和时代的国民,你们未见得因此而得到什么好处,而我民国被你们这一捣乱,岂独国体动摇,简直成了‘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世界。”[⑩]这种思想,是陈独秀在1917年反复言说过的。而此时,陈独秀早已不再顾及新文化建设,在新文化的阵地上,只有很少几俱仍然在坚守。钱玄同是坚定的一个。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

 

民国与帝国,虽然只差了一个字,可是因为这一个字的不同,它们俩的政治、法律、道德、文章,不但相差甚远,简直是背道而驰的。帝国的政治是皇帝管百姓,民国的政治是国民相互的一种组织;帝国的法律是拥护君上而箝制臣下的,民国的法律是保障全体平民的;帝国的道德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民国的道德是“兼爱”;帝国的文章是贵族的装饰品,讲究屁款式,鸟义法,民国的文章是平民抒情达意的工具,应该贵活泼,尚自由。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帝国民国一切文物制度,可以说是无不相反。要民国,唯有将帝国的一切扔下毛厕;要帝国,惟有将民国的一切打入死牢:这才是很干脆很正当的办法。[11]

 

历史非常不幸,到钱玄同主帝话时,民主共和之路真的已经快要走到头。

有孙少荆来信,说首先要弄清的是人的问题,反对动不动就乱说什么爱国救国。钱玄同说:“先生所说的‘不要人还没有弄清楚,便去胡乱谈政治、法律、爱国、救国’,这实在是极精当的议论,我佩服得很。那些圣人贤人,要是专门吃饭,我们尽可任他去。所可恨的,他于吃饭之外,还要逼住我们去做那先王的留声机器。我们要是偶然良知发现,想要做‘人’,他们便说我们大逆不道,‘宜正两观之诛’,那我们自然不能不竭力的反抗他了。”[12]在这里,可以看到他思想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并不是什么爱国、救国之类,而是人。由于长期处于种种群体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在一般人那里,无论任何事物,好像只有与救亡有涉,才是有意义的。但是,在真正具有了现代理念的新青年集团,人们却不再那样认识问题。

在当时,一些浅薄的人认为中国人如果说外国话,就成了洋奴。他说:“若说中国人用了外国文做第二国语,便不免要做洋奴,将为印度波兰朝鲜之续。这种议论,是二十年前的老新党发的,实际上初不如此。要知道人而肯做洋奴,一定是脑筋简单,知识卑下的缘故。据我看来,有了第二国语,才可以多看‘做人的好书’;知道该做‘人’了,难道还肯做‘洋奴’吗?”[13]

陈百年提出,要把每年1月1日的新年祝贺废止,改为10月10日做中国国民做“人”的纪念。钱玄同极为赞同。他说:“若从中华民国自身说,他是公历1911年10月10日产生的,那一日才是中华民国的真纪元。就中国而论,这日是国民做‘人’的第一日;就世界而论,这日是人类全体中有四万万人脱离奴籍,独立做‘人’的一个纪念日。这真是我们应该欢喜,应该庆贺的日子。”[14]

他的一切思考,都是为了这个根本的目标:脱离奴籍,独立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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