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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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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蔡元培: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者  

2007-08-30 10:38:04|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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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者

 

 

说起中国现代教育,不能不首先想到蔡元培。这不仅因为他有幸成为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有创建现代教育之责,也必获创建现代教育之功,而是因为他的教育理念及其实践,使他真正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者。近百年来,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步履蹒跚,时进时退,令人思之不胜感慨,但蔡元培为中国现代教育所安放的基石,却久经风雨而色泽不减,日益显示出它的光辉。

 

1

与孙中山一样,辛亥革命发生时,蔡元培不在国内。大约在革命爆发一星期后,他才在德国的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并同时收到吴稚晖从英国写给他的信。他的心情异常激动,正如在给吴稚晖的回信中所说:“见吾党克复武昌之消息,为之喜而不寐。”这不是夸张的话,而是他真的一夜未合眼。他是深夜才从外地回到莱比锡的,看完吴稚晖的信,激动之余立即写了长长的回信。写完信没有上床,凌晨4点就赶往留学生聚居的柏林去了。很快,他收到了陈其美催其回国的电报,于是结束了四年多的留学生涯,取道西伯利亚,于1911年12月初抵达上海。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出掌中国的教育事业。最初的教育部只有三个人:总长蔡元培、次长蒋维乔和一位会计兼庶务。没有办公场所,孙中山说:“办公用房,需要你自己去找。”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在南京城跑了几天,最后遇到马相伯,才从江苏省都督府的楼上借到了三间空房。于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部就在这里正式挂牌办公了。因为工作的展开,人员陆续增加,但直到离开南京,教育部也只有30余人,而且连缮写员都包括在内。蔡元培后来回忆说:“我之主张,办理部务,当与办理社会事业一例:在正式政府未成立,官制未通过参议院以前,不必呈荐人员。除总次长已由大总统任命外,其余各人,概称部员,不授官职。”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除旧布新开创现代教育的事业。他们上午9点上班,工作到下午4点半,每天工作8个半小时。一切都是开始,一切都是初创,方方面面都等待着画出新的蓝图,又需要把蓝图落到实处。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尽快确立新的教育方针,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制定新的教育规程。教育部人手虽少,但在蔡元培的领导下,人们根据各自的专长,分头起草各项文件,而“苟有案牍,随到随办”,没有旧衙门的习气。

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大多清楚,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革命,是中国告别几千年的专制社会而进入民主共和国的伟大革命的组成部分。它必然要冲击专制社会的教育传统,因而必然要面对种种阻力。因为皇帝虽然已经宣布退位,而与他相适应的一整套教育体制及其思想理念却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态度温和的谦谦君子蔡元培是一位谦谦君子,甚至在许多事上都是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但是,面对旧制度遗留的教育传统,却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勇气和魄力。

1912年2月11日,《政府公报》刊出了蔡元培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此文在10日出版的教育杂志上同时发表,经过蔡元培本人修改,两个月后又发表于《东方杂志》)。在这里,蔡元培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他认为,“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从这些言论,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关于“教育独立”的思想。他说:“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武,曰尚实。忠君以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蔡元培全集》,第2卷,136页,中华书局,1984。)废除“尊君”与“尊孔”,发展体育与美育,这是他在专制时代的教育与共和时代的教育之间划出的一条界线。这个方针的实行,标志着中国教育进入现代。

教育部在短短的时间内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等30多种规章和法令,其中引人注目的有以下几点:一、小学实行男女同校;二、小学废止读经和跪拜孔子;三、修改教科书,删除与民主共和不相适应的内容;四、废止奖励出身的制度,取消贵胄学堂,将其并入普通学校;五、设社会教育司,开展社会教育……这一切,都是在蔡元培主持之下进行的。

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的时间很短,总共只有半年多,而且中间还承担了一项重要使命——担任迎袁专使。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13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呈,并推荐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参议院14日接受孙中山辞呈,15日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为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临时政府组成专使团到北京迎接。这专使的差事落到了蔡元培头上。2月21日,他带着由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健、宋教仁、曾昭文、汪精卫等9人组成的专使团启程北上。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又是注定了劳而无功的差事,一去就是20多天,最后因北京发生“兵变”而不得不改变计划,在征得孙中山同意之后,蔡元培于3月10日在北京为袁世凯举行宣誓就职仪式。直到3月18日才回到南京。

政府重新组阁,教育总长也面临重新任命。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在他拟定的内阁名单中,蔡元培仍然是教育总长。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蔡元培却极力推辞,并推荐范源濂出任教育总长。与此同时,已经卸任的孙中山也于3月15日代袁世凯向参议院提交了一份12部总长的名单,教育总长的提名也是范源濂而不是蔡元培。所以,3月18日蔡元培到达南京,虽然仍到教育部视事,却已经准备将工作告一段落,以待向新总长移交。

对于做官,那个年代的人们与当代人大不相同,虽然也有人弄权,也有人钻营,却也有不贪官位的风度和做派。比如,范源濂得知蔡元培推荐、孙中山提名要让他出任教育总长的消息,竟然闻风而逃,本来好好地住在南京,却一夜之间不知去向。最后的结果是蔡元培继续做教育总长。

可是,这样一折腾,中间就是两个多月。

4月26日,蔡元培到北京教育部就职。这时的教育部阔气多了,办公地点是铁匠胡同的前清学部衙门。上任之后,蔡元培马上动手罗致英才,开始了建设的新阶段。为了请范源濂出任次长,蔡元培两次拜访,才算把他请出了山。有人记下了蔡元培当年对范源濂说的话:“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国民党里不是寻不出一个次长;我现在请先生做次长,也不是屈您做一个普通的事务官。共和党随时可以组阁,您也可以随时出来掌邦教。与其到那时候您有所变更,不如现在我们共同负责。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听说您们党里也有其他看法,劝告您不要自低身份,给异党、给老蔡撑腰;可是,这不是为了国民党或我个人撑腰,乃是为国家撑腰。我之敢于向您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梁若容《记范静生先生》,《蔡元培全集》第2卷,160页。)

相信今天的人们看过这段谈话,会有许多感慨。

其实,蔡元培与范源濂的见解并不一致。蔡元培后来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曾经回忆说,范源濂认为“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则认为,“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但他们之间的分歧不会成为路线斗争,而是成为互补,结果是两头都抓,从小学到大学同时整顿。次长重视小学教育,就多考虑小学的事,总长重视大学教育,就多考虑大学的事。这种不同党派、不同意见的合作也足见当时人们的风貌,真正体现了现代精神。

正因为这样,教育部很快聚集了一些英才:范源濂、夏曾佑、袁观澜、蒋维乔、许寿裳、周树人、王云五、黄炎培……于是,在1912年2月的基础上,这一年的7月,在北京,又迎来了现代教育建设的一个重要时期。

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于1912年7月10日在北京开幕,8月10日闭幕,历时一个月,到会代表80余人,审议提案92件,通过了《教育宗旨案》、《小学校令案》、《中学校令案》、《专门学校令案》、《实业学校令案》、《大学令案》、《师范学校规程案》、《高等师范学校规程案》、学校管理规程案》、《教科书审定办法案》、《小学教员俸给规程案》、《教育会组织纲要案》等一系列提案,产生了一系列法规和法令。

新的教育方针以蔡元培提出的“五育方针”为基础,经过讨论,删除了“世界观教育”,成为“四育方针”,也就是德、智、体、美。在蔡元培的领导之下,会议对旧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了一套现代的教育体制。比如,鉴于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改大学预科附属于大学;鉴于高等师范学校程度太低,遂决定停办,中学师资由大学毕业生再进修教育学后充任;清季的大学设有通儒院,改为大学院;清季大学专设经科,新教育废除经科,将其并于哲学与文学之中;大学以文理科为主,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的,不得称为大学;设医农等科而不设理科的,亦不得称为大学……对于大学,蔡元培有自己的理解,他说:“学问并非学商者即为商,学政治者即为官吏,须知将来不作一事,学问亦为吾脑筋所应具之物。”(1912年9月3日在中国公学开学式上的演说,《蔡元培全集》第2卷,278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提出学校应该废止“尊孔读经”,在会议上引起极大争议,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最后的决定是:不明令废除,也不提倡,让其自生自灭。上海的《时报》在1912年7月20日曾经发表题为《论蔡元培提议学校不祀孔子》的社论,攻击蔡元培要把“数千年流传之道德学术伦理、拉杂而摧烧之”,认为他“祸我国民”。

尽管议论纷纷,困难重重,但蔡元培开了一个好头,为现代教育安放了第一块基石。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都是革命的成果,离开了革命的背景,一切都无从谈起,但是,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共和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不是蔡元培,如果不是一个具有现代教育思想的人,中国的教育就很难成为中国人进入现代的先锋,因为在那样一个时期,作为教育总长,可以大胆改革,开风气之先,也可以抱残守缺,维持历史遗留的现状。而蔡元培选择了前者,大胆改革旧教育,奠定了现代教育发展的基础。

 

2

回顾历史,一些事常常很有意味,比如,有时候历史似乎是有意要让某个人来做某件事,而让另一些人来做另一些事。开创中国现代教育这件事,似乎历史早已专门与蔡元培签约。蔡元培于1912年7月14日获准辞职。也就是说,在全国教育会议讨论那些法令的时候,蔡元培已经辞职,会议没有开完,他的辞职已获批准,会议闭幕时,他已不是教育总长。这让当时和后来的许多人感到遗憾。而且,事情又是那么凑巧,蔡元培离任之后,中国教育立即进入一个旧教育复辟和回潮的时期。作为大背景众所周知,是袁世凯的复辟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高涨。在那样一个背景上,即使蔡元培继续执掌教育部,一些东西也决不是他所能够左右的。但是,历史似乎特别钟爱蔡元培,执意把他塑造成一个现代教育体制和规范的创建者,而把破坏的事交给了别人。没让自己亲手创建的现代教育制度再毁坏在自己手里,这真是蔡元培的幸运。

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颁布《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声称:“本大总统深惟中华立国,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盖共和国体,惟不以国家为一姓之私产,而公诸全体国民。至于人伦道德之源,初无歧异。……此为申明告诫,须知家庭伦常、国家伦理、社会伦理,凡属文明之国,靡不殊途同归。惟愿全体人民,恪循礼法,共济时艰。其或倡作詖词,引人入阱,国有常刑,岂能宽纵?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纲纪之废驰,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

1912年10月7日,陈焕章、沈曾植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声称“目击时艰,忧从中来,惧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也”,因而要“挽救人心,维持国教,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陈焕章《孔教会序》,《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

1913年3月,康有为于《不忍》第1集发表《中国还魂论》,声称“今欲大拯中国,惟有举辛亥以来新法令尽火之,而复其旧。”

1913年4月27日,徐世昌、徐琪在北京成立“孔社”,宗旨是:“阐扬孔学,融会百家,讲求实用,巩固国基。”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祀孔令》,称孔子为“万世师表”,要对其“以表尊崇,而垂永远”,“以正人心,以立民极”。(《政府公报》,1913年6月23日。)

于此期间,袁世凯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提出中国应设进士、举人、秀才等“孔子学位”。

8月15日,陈焕章等上书参政两院,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要求。他们一致认为孔子学说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是维系人心、稳定秩序不可缺少的。

此后,十几年省的都督也提出了定孔教为国教的申请。

在此背景上,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当然不合时宜。9月17日,教育部致电各省,要求把旧历9月27日孔子生日定为圣节,各学校放假,向孔子行礼。

1913年10月3日,沈维礼等在上海发起成立“环球尊孔总教会”。与此同时,严复、马其昶、夏曾佑、林纾、吴芝英、梁启超等学界名流200余人发起成立“孔教公会”。

10月14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之后第四天,《天坛宪法草案》脱稿,十九条附文中加进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

1914年2月7日,袁世凯又一次通令各省,以春秋两丁为祀孔之日,行祀孔礼。

1914年5月,汤化龙出任教育总长,使复古和尊孔的潮流进一步高涨。在《上大总统言教育书》中,汤化龙认为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教育失掉了准绳,导致道德堕落,使少年徒逞意气,不尊礼法。因此,他提出了一些“补救”的措施:一、“中小学校课读全经,俾圣贤之微言大义,浸渍渐深,少成若性”,以“厚其根抵”;二、“以孔教为国教,一切均以宗教仪式行之,俾国民居于教徒之列,守孔子之言行如守教诫”,以“崇其信仰”。(汤化龙《上大总统言教育书》,《庸言》第2卷第5号,1914年5月。)汤总长得到了总统的赞赏,袁世凯将此称之为“卓识伟论”,指示教育部按此办理,立即修订修身和国文教材。

1914年6月24日,教育部通令“修身及国文科教材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指归”。因此,在蔡元培领导下制订的“壬子癸丑学制”中已经被取消的读经讲经课程又重新列入教学科目。同年12月,教育部拟定《整顿教育方案草案》,规定“中小学修身、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以保存固有之道德,大学院添设经学院,以发挥先哲之学说”。并且两次强调“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指归”。(教育部:《整顿教育方案草案》,《教育公报》第8册,1915年1月。)至此,蔡元培创立的现代教育方针被彻底抛弃,回到了尊孔读经的路上。

1915年初,新的《教育要旨》和《教育纲要》相继出台,明确要求人们效法孔孟,教员要研究理学,7月31日,教育部公布了《国民学校令》和《高等小学校令》,废止了蔡元培为教育部长时公布的《小学校令》。新的命令规定读经是公民小学和高等小学的必修科目。蔡元培时代的各种规定或被废止,或被修订,完成了一次全面的复古。

与此同时,新的教育方针正式出台,袁世凯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定“教育要旨”,“以兴学为立国之要图”,“使中华民族为大仁、大智、大勇之国民,则必于忠孝节义植其基,于智识技能求其阙”。(袁世凯《颁定教育要旨》,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册,245页。)袁世凯的教育要旨有七项:“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中国的教育以此“七项要旨”取代了蔡元培的“四育方针”。

明眼人不难看出,清末颁布的五项教育宗旨是:“尊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袁氏的要旨真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

经过这样一场复辟运动,蔡元培为现代教育打下的基础几乎完全葬送,中国教育又回到了与专制时代相适应的旧教育轨道。

但是,1912年之后的中国却已呈现了一种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趋势:虽然一切现代制度的确立都要经过种种曲折和坎坷,但公然复辟和倒行,却注定不会有好的结果。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谴责声中逝世。7月12日,范源濂就任教育总长,就职当天即宣布废止袁氏七项“教育要旨”,实行民国元年颁布的教育方针,即蔡元培的“四育方针”。接着,教育部宣布撤销袁世凯颁布的《特定教育纲要》,重新修订教育法令和法规,再度撤销了学校教育中“读经”和“讲经”的内容。

当然,新旧冲突仍然存在,抵抗与反攻没有停止。比如,1916年9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凯死后3个月,陈焕章再次上书参众两院,重提请定孔教为国教的事。1916年11月12日,100多名议员在京成立国教维持会,并掀起颇有声势的请愿活动。与此同时,康有为上书国会,张勋通电全国,要求国会定孔教为国教。张勋甚至威胁说:若不通过国教案,他们就要武力解散国会,“安见宗教之战,不于我国见之?”(《张勋等联名争孔教为国教电》,《宗圣学报》,第2卷第6册,第18号。)但是,国会并没有因此被吓倒,至1917年5月,宪法审议会议再次否决了“定孔教为国教”的提案,并删除了《天坛宪法草案》中“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因此,中国教育重新回到了蔡元培所开创的道路。

与此同时,蔡元培本人也于1917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为中国大学教育现代化而创建一个基础。

 

3

1917年之前的北大,是一个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旧学府。这大概不奇怪,因为它本来就是专制王朝留给共和国的一份遗产。它的前身是清王朝的京师大学堂,学生多是官员。大学堂堂章程明文规定:“凡京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以及外官候选,暨因事留京者,道员以下,教职以上,皆准应考入仕学馆。举、贡、生、监等皆准应考入师范馆。”罗家伦曾经谈到这样一件事,陈汉章博学闻名于世,因而京师大学堂聘他做教师,当时他已54岁,到校后却不愿做教师而要做学生,因为在他眼里,有了京师大学堂的文凭就相当于翰林。(《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因此,当时的学生进大学,只是为了拿文凭、找靠山,目的是升官发财,而没有研究学问的兴趣。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但新任命的校长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因而几乎是一切照旧,学校风气没有什么改变。

顾颉刚曾经回忆说:

 

蔡元培先生来之前,校名改了,本质并无什么变化,封建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一九一三年我考入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份,不容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如教音韵学、文学批评(《文心雕龙》)的黄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树德先生,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五千银元;当然,这样的富豪子弟数量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十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先生来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什么“最高学学府”?……(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蔡元培先生纪念集》,178页。)

 

蔡元培的到来使这所充满腐朽气息的学堂变成了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而且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中心和发源地。

事实上,无论在什么时候,面对一所大学,要他死,是容易的,要它活,也不困难,一切都取决于一个校长,以及相关的环境条件。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校长,条件再好也白搭;如果没有好的条件,什么样的天才校长也无能为力。蔡元培的幸运,就在于历史为他提供了机会,而他恰恰是个有心人,于是能在中国现代教育舞台上大显身手,成就了一番辉煌的事业。

要办好大学,有几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楚:一、什么是大学;二、大学教育的地位;三、大学教育的目的;四、如何办好大学。面对这些问题,大清的学部与民国的教育部有不同的回答;为袁世凯的教育总长汤化龙与蔡元培也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正是通过这些不同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专制传统之下的教育理念与现代教育理念的不同。蔡元培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所呈现的现代性。正因为这样,他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先驱奠基人,他的教育理念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基石。

近几年来,关于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的研究已经成果颇多,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对于他的大学教育理念的现代性的研究,却仍嫌不足。在我看来,其实也很简单,不外以下几点:

一、关于大学的性质,蔡元培认定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而不是升官发财的跳板。蔡到北大,首先要改革的,就是人们对于大学的认识和学生求学的观念。当时的学生上学只是为了文凭,所以特别欢迎政府官员到学校兼课,因为有了这样的老师,毕业后可以做靠山。这都是科举时代的遗习,蔡元培把它称作“劣根性”,认为它有碍于学生求学。因此,他一到学校,在就职演说中就告诉学生,大学不是养成资格、贩卖文凭的地方,不是做官发财的跳板,而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摒弃“做官发财思想”,抱定做学问这一宗旨,孜孜以求。就教师而言,“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而不应敷衍塞责,应付了事,更不应“委身学校而萦情部院”;就学生而言,“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这是对大学性质的匡正,也是对学生求学目的的申明。

同时,蔡元培认为教育有两大基本功能:一是引领社会,二是服务社会。

二、关于大学的地位,蔡元培认为,大学虽然要服务于社会,但它与社会的关系首先是引领,然后才是服务。他说:“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学校里养成一种人才,将来进社会做事”,不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

与这种认识相关,他主张教育独立。早在1912年2月就任教育总长不久,他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就已提出:“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什么叫“隶属于政治”呢?就是“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他知道,一些教育与政治关系密切,有些教育却应该超轶于政治,比如世界观教育和美育。1922年2月,蔡元培发表了《教育独立议》,明确提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认为教育应该超越政治、独立于政治。之所以如此,他的理由是:“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而且,教育是进步的,教会是保守的。(《蔡元培全集》,第4卷,177页,中华书局,1984。)

三、关于教育的目的,蔡元培认为是“育人”而非“制器”。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教育独立议》)他把教育目的定位于培养人的能力和造就健全人格,以被教育者自身为目的,而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培养工具。这一点非常重要,显示着旧教育与现代教育的根本区别。学校当然要注重技能教育,但技能教育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获得能力,目的还是培养健全的个人。在出任教育总长之始,蔡元培便明确提出教育要以“养成共和国健全人格”为宗旨。他曾先后在《在中国公学开学式演说》(1912)、《1900年以来教育之进步》(1915)、《读周春岳君〈大学政制之商榷〉》(1918)、《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1918)等篇中明确指出:隶属于政治的教育与超越于政治的教育,根本目的是不同的,前者使受教育者服从,易受政府驱使;而后者则是从受教育者着想,教育的目的是受教育者个人。他的这些思想最先在中国教育思想中体现了现代理念,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个人的全面发展。

他倡导以美育代宗教,其重要的理由也在于美育是超越政治和宗教的,而且,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

四、关于如何办好大学,蔡元培有一系列的见解和主张,也有经过实践而形成的一套经验。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显然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蔡元培主张学术自由,反对专制主义,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因而主张各种思想和学术派别在大学自由发展,而且允许不同思想和学术派别的人在大学任教。他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以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第3卷,211页)这种思想自由的原则,正是现代教育的标志之一。

与此同时,为了办好北大,蔡元培还创立了“教授治校”的制度。1925年,他在《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一文中曾经系统地以北京大学为例来介绍教授治校制度,并以此强调这项制度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中的意义。他认为北大原来的行政组织“形同专制政府,随着民主精神的高涨,它必然要被改革掉”。如何改革呢?“首先是组织了一个由各个教授、讲师联合会组成的更大规模的教授会,由它负责管理各系。同时,从各科中各自选出本系的主任;再从这些主任中选出一名负责所有各系工作的教务长。再由教务长召集各系主任一同合作进行教学管理。至于北大的行政事务,校长有权指定某些教师组成诸如图书委员会、仪器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等。每个委员会选出一人任主席,同时,跟教授、讲师组成教授会的方法相同,这些主席组成他们的行政会。该会的执行主席则由校长遴选。他们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双重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方面是教授会,另方面是行政会。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还是不够完善,因为缺少立法机构。因此又召集所有从事教学的人员选出代表,组成评议会。这就是为许多人称道的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第5卷,第11页)

蔡元培的一系列主张和做法显示了现代教育思想的精髓,因而为中国现代教育铺下了一块基石。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历史上,蔡元培的贡献被掩没于泥沙与灰尘之下,被遗忘了,但无论它如何被冲击,被破坏,都无损它本来的光辉。在北大百年校庆前后,我们听到了对蔡元培及其现代教育理念的声声呼唤。这,也许就是历史无法改变的最终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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