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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拥有三样东西:一报一刊一大学。

 
 
 

日志

 
 

想起了陶愚川  

2007-07-05 08:58:48|  分类: 散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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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陶愚川

 

 

   几天来,总是想起陶愚川。

   陶愚川的大半生孤独、寂寞,像幽灵一样悄悄活在角落里。然而,他是红火过的,记得是1985年前后,先是从山东的《大众日报》开始,然后是全国,出现过不少关于陶愚川的报导。于是他一下子成了名人,而且似乎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那些报导的标题大都带有“丹心报国”之类的字样。可是,无论记者们怎样妙笔生花,也无论媒体怎样追踪,陶愚川依然是默默无语,好像这一切都与他无关,报纸上看不到他说的话。据说,有人把那些报纸送到他家里去,他也依然是一脸的木然,表情并无什么变化。

   根据一般的看法,陶愚川是个性情有点奇怪的人。我想起这个既奇又怪的老人,就想写一点关于他的文字。然而,写下上面的一段之后,才猛然意识到,这篇文章也许很难写成,因为我与他既非师生,也非朋友,没有与交谈过,更谈不上深入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写这篇文章?是否继续写下去,我实在有点犹豫。也许应该先了解一些情况、寻找一些资料再来动笔吧?

   遗憾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已经找不到真正了解陶愚川的人。他孤身一人,没有妻子儿女,真正是身后萧条。本来,在他去世之后,还有一个哥哥健在。大名鼎鼎的陶百川,抗战时期在重庆做《中央日报》总社社长的陶百川,在台湾做过“总统文化教育国策顾问”的陶百川,著有《中国劳动法之理论与实际》、《比较监察制度》、《监察制度新发展》、《台湾要更好》、《台湾怎样能更好》、《人权呼应》等一系列著作的陶百川,就是他的哥哥。但是,陶百川在台北,而且于2002年去世了。他这位哥哥真可谓高寿,生于1901年,死于2002年,享年102岁。可惜的是,即使他活着,对他的弟弟也所知甚少。因为他们分手已经半个多世纪,分手之后即被海峡所阻,从此再无来往。陶愚川拒绝与人交际,更不会对谁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这样说也许有点武断,但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谁是陶愚川的朋友,也没有发现谁对陶愚川有所了解。没有人回忆过与他的交往,也没有人透露过从他嘴里说出的只言片语。所有关于他的事几乎都是传说,所有关于他的文章都来自这些传说,而没有来自他本人的第一手资料。想起陶愚川,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迷:在长达半世纪的岁月里,陶愚川没有对人说过话吗?

   当然说过。那是在路上遇到他,向他问好,他点头说:“好,好。”可是,除了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对人说过什么吗?看来没有。在漫长的岁月里,他的嘴一直闭着。

   最先对陶愚川感兴趣,是因为人们对他的议论。议论的主要内容不外几个方面:

   一是他精通英语、日语等几种外语,却常年不说话。除了在课堂上,一般听不到他说话。

   二是别看他看上去灰头土脸,其实是个“情种”,年轻时在美国留学,与一位英国女子相爱,有情人未成眷属,以致终身不娶。

   三是他的工资级别很高,是当时曲阜师范大学教授中工资最高的,他却每月只领几十元的生活费,其他统统不要。

   除此之外,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些生活细节。比如,他在街上买一只烧鸡,在路边蹲下来就吃,剩下的不用包装,就直接装进衣袋里。再比如,他常常到西关街道上去玩,在巷子里,胡同口,蹲着,或弯着腰,与那些只有三五岁的孩子说话,看他们玩玻璃球,一呆就是大半天……

   听着这样的议论,当时心中就想,这样一个怪人,是应该认识一下的。很快,在校园里的一条偏僻的小路上,有人指给我:那就是陶愚川。他中等个头,身材略显瘦小,年纪似乎并不老,腰也不算弯,给我的第一印象却只能用一个字形容:灰。头发是灰色的,布满皱纹的脸是灰色的,一身旧衣服肯定不是蓝色或黑色,也是灰色的,整个人都灰暗无光。他行动迟缓,面无表情,踽踽独行,眼睛似乎看着地下,又似乎什么也没有看。后来,当他坐在轮椅里让人推着在校园里转的时候,我曾看到他仰头望着蓝天。但在刚刚认识他的几年中,每次看到他,几乎都是同一个样子,目光向下,似乎永远不会被周围的什么东西所吸引。

   刚毕业的一段时间,我和几位同时留校的同学一起在教工食堂就餐,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陶先生。他不在食堂的餐厅就餐,而是把饭菜拿回寓所去吃。他来了,仍然是一身灰色的旧衣服,灰色的头发,灰色的脸,左手抓一只破旧的茶缸。茶缸的搪瓷已经有几处碰掉,露出斑驳的黑色。他静静地排队,有时候会等上十几分钟甚至半小时。偶尔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排在他前面的人忽然回头发现了他,就往旁边一闪,让他先买。但这种情况并不多,因为大多数年轻人并不认识他,或者虽然认识也无交往,自然犯不上对他礼让。可是,当偶尔有人礼让的时候,陶先生必定是一脸的惊恐,决不接受这份礼让。

   他拿饭的方式也很特别。我们在餐厅用餐,一般至少用两只碗:一只盛菜,一只盛饭或馒头。买饭回家吃的先生们至少要带两样工具,常见的方式是用菜盆盛菜,用袋子装馒头。陶先生却只用一只茶缸。八十年代初的食堂里没有很贵的菜,一般的猪肉炒白菜之类都是两角钱,一份“把子肉”四角钱。陶先生常买的是两角钱的菜。他把菜装进茶缸,然后再买馒头,也装进那只茶缸。无论茶缸里是炒菜还是炖菜,汤少还是汤多,馒头都是一样装进去。然后抓起茶缸,慢慢地转身往回走。对于茶缸,我们一般是“端”,而陶先生不是“端”,而是“抓”,也就是五个手指头努力分开来,从茶缸的上面抓住茶缸的口,而手掌正好把口盖住。我想,这大概是先生多年积累的特别经验,肯定是有用的。

   我跟陶愚川先生在一个大院里生活了二十年,——从1978年我考入曲阜师范学院,到1998年陶先生去世。在这二十年中,我先后跟他打过几次招呼,却一直未能交谈。记忆极深的是第一次。那时我刚刚毕业留校,因为在《胡适来往书信集》中看到了他与胡适的通信,好奇于身边有这样一个人物,于是打定主意再遇到他时上前打招呼,然后找机会去拜访他。为了这一愿望,我在开饭时早早到食堂去等。那是一个中午,在我等了很长时间之后,陶先生终于来了。我急忙迎上去,在距离两米的地方站住,恭敬地喊了一声“陶先生”。他也站住了,似乎有点吃惊,却只是抬起眼皮,疑惑地看了看我,然后垂下眼皮就从我身边过去了。留下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我想:他也许怀疑自己听错了,也许不敢断定我是在喊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我似乎应该继续追着他跟他说话。但我知道,那是肯定不会成功的,因为我已经知道陶先生的风格,如果你有学术上的问题,前去请教,他是乐于帮忙而且诲人不倦的,但如果你没有问题,只是好奇,或者想套近乎,他就会拒你于千里之外。有人从广州到山东,专程前去拜访他。他开门见山,问人家有什么问题。人家慕名而来,并没有准备什么问题。而陶先生似乎有铁的原则,如果没有学术上问题可谈,那么恕不奉陪。陶先生是研究教育史的,我研究的是文学,在他研究的领域内,我自然提不出问题。而我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却又不能贸然提出来。因为他与胡适的通信,他在1930年发表的文章,在当时都还极为敏感,如果没有深交,是不宜贸然相问的。这一次的失败,也许正因为我自己“心中有鬼”,而且目的也实在“不可告人”。

   后来,我曾多次为是否争取走近他而犹豫。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思想状况,不知道跟他谈起那些往事会在他的内心引起什么样的反响。年复一年,看着他越来越老,直至坐在轮椅里有气无力。我一次次想去拜访他,又一次次打消了念头。直到1998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才意识到,又一个写满秘密的内心再也无法打开了。

   也算是盖棺论定吧,陶愚川先生的内心一定是个富矿,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同时,他的内心又是埋藏最深、保密最成功的。

   陶先生的比较教育史是徐文斗先生帮助整理的。原稿写在6分钱一个的那种小学生用的练习本上,大多是用原珠笔写的。那段时间里,徐先生也曾叫苦不迭,因为陶先生的原稿常常没有标点,引文也大都是凭着记忆写下来的,虽然内容大致不错,但核对和校改很费功夫。也是在那时候我才知道,陶先生写过一部《中国教育史》,洋洋300万字,分为九卷。他在美国学的是教育学,而在1950年之后,却一直在教英语和历史,真是教非所学。但他还是默默地写成了300万字的巨著,而且是第一个以比较的方法研究教育史。可惜的是,他的这部手稿在文革中遗失了,再也找不回来。说起这些,人们常常会赞美陶先生的毅力,执著于学术建设的精神,等等,但我想,这大概不是什么毅力,更不是什么“赤心”或“丹心”。它所体现的,不过是一个读书人的孤独和寂寞。试想,当一个人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不能与人交往,不愿张口说话的时候,除了学术研究,他还能做什么?对于陶先生来说,写那么多东西,也许只是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他在写作的时候是否考虑过出版,是否有什么目的,还是个疑问。但从他写作所用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本子,从他常常连标点也懒得点,从他从不查对引文而仅凭记忆写下意思,很难想象他是为出版而写作的。

   陶先生在整个后半生都牢牢闭着嘴,竭力避免与人交往,内心不对任何人打开。即使在文革结束后的二十多年,也依然如此。他封锁了自己的内心,就像为一只保险箱上了锁,然后销毁了密码。在这方面,他是一个成功的典范。据说,在文革中,陶先生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甚至乐得逍遥,有一阵甚至一个人跑到杭州图书馆去查资料、搞研究。这一切,大概都利益于他的隐藏。他什么话都不说,跟谁都没有来往,为了避免被人怀疑偷听敌台,他甚至连收音机也不要,也就没有罪行可供揪斗和批判。可在事实上,陶先生的“历史问题”是严重的。写给胡适的信,当时还沉睡在北京的某一只无人问津的箱子里,可能无从查找,但如果翻开1930年的《民国日报》,在86日的第3版上,便可以看到赫然的标题:《如何突破现在普罗文艺嚣张的危机》,署名正是“陶愚川”。如果当年的红卫兵知道这一切,攻击左联,攻击鲁迅,反对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反党,反革命,都有足够的证据。但是,他没有了声音,没有了色彩,没有了人际关系,使自己从时代生活中消失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很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又很失败。成败得失实在很难估算。

想起陶愚川,我的眼前总是晃动着几个不同的形象:那个激扬文字声讨普罗文艺的年轻大学生,那个在美国与英国女郎热恋的中国青年,那个雄心勃勃的《前锋》的编辑,那个动不动就不辞而别的孤傲之士,与后来那个用帽子托了一堆熟肉的人,那个蹲在路边啃烧鸡的人,那个踽踽独行与任何人都不来往的人,是同一个人吗?人的变化如此之大,是因为造化的力量过于强大。然而,这变化在一个人的内心是怎样完成的?它所经历的是怎样的沧桑?老人去世之后,已经无人能够回答。他拒绝了婚姻,没有让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真是因为对过去恋人的痴情吗?如果不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绝望?他没有亲朋好友,心灵不对任何人打开,但他真的不孤独吗?当他在小巷中跟那些三五岁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到底说过什么?想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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