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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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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启蒙运动的目标指向  

2007-04-30 13:15:32|  分类: 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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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启蒙运动的目标指向

 

   在国家、民族或阶级至上的群体主义观念之下,要肯定一种事物的价值,就必须冠之以某种群体的名义,将其称之为爱国的、为民族的、为大众的……似乎不这样就无法证明它的意义。由于这种思维定势的作用,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五四启蒙运动的目标指向只能是国家和民族,因而无论反传统还是引进新文化,其目的都是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富强。然而,只要进入五四的历史现场,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在1980年代的中国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包括笔者本人,也是沿着他的思路开始思考这段历史的。遗憾的是,当时的李泽厚虽然提出了这一命题,却对它并未深究,对自己使用的概念也未作认真清理。所以,他一方面揭示着启蒙与救亡的冲突,并为救亡压倒启蒙而挽惜;一方面却写下了这样的结论:“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如上引陈独秀的话,这个‘最后觉悟之觉悟’仍然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进步。即是说,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9]P11-12)这不能不让人疑惑:既然启蒙的目标就是救亡,何谈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手段自然要服从目的,“压倒”之说又从何谈起?一些问题李泽厚朦胧地感觉到了,却没有把不同的思潮及其不同的目标指向作细致的梳理,而是按照1950年代赋予他的思维习惯而把各自运行的不同思想系统纳入到同一个堂皇轨道之中。因此,他一方面感到救亡压倒了启蒙,一方面却仍然把启蒙看作救亡的手段。作为1980年代的学界巨子,李泽厚的见解影响了一代人。许多学者都在这个问题上承袭了他所留下的矛盾,却很少有人对他发现的问题继续思考。

   在当时的年轻学者中,汪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认真的。但遗憾的是,在李泽厚停步的地方,他没有继续往前走,而是详细论述了启蒙之所以被压倒的必然原因,结果,就成了对救亡压倒启蒙这一“历史的必然结果”的合理性论证。而且,在李泽厚犹豫徘徊的地方,汪晖干脆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从基本的方面说,中国启蒙思想始终是中国民族主义主旋律的‘副部主题’,它无力构成所谓‘双重变奏’中的一个平等和独立的主题。”[10]于是,由李泽厚打开一角的一个问题,就这样又被抚平,恢复了过去叙述的原状。

   但是,启蒙与救亡到底是什么关系?启蒙的目标指向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把启蒙看作救亡的手段,把启蒙思想看作民族主义的副部主题,都是对五四启蒙运动的严重误解。启蒙与救亡是两个不同的思潮,也是两个不同的运动,各有其独立的思想体系和运行轨道,二者可能相遇、相交,但启蒙并不从属于救亡,更不是民族主义的副部主题。

   考察五四以降的中国,应该注意同时并存的三个主题:启蒙、救亡、翻身(或曰革命)。三个主题虽然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却各有其不同的思想基础、出发点、目标指向和逻辑理路。它是相互关联而又各自独立的三个体系,也可以说是三个不同的思潮或运动。三个主题产生于三种不同的意识:启蒙主题产生于人的意识;救亡主题产生于民族意识;翻身主题产生于阶级意识。三个主题又指向三个不同的目标:启蒙的目标是人的解放;救亡的目标是民族的解放;翻身的目标是阶级的解放。在启蒙的体系内,人的解放是根本目标,无论民族解放还是阶级解放,只要有利于人的解放,都可以被接纳,反之,则要受到排斥。也就是说,它可以接受任何思想,但前提是必须成为人的解放和人权保障的手段。在其他体系内,情况也是如此:在翻身体系内,阶级解放是根本目标,无论人的解放还是民族解放,都必须服从于它,如果不能为它服务,则必然受到排斥和打击。这一点,我们从马克思“无产者无祖国”的名言和列宁对于爱国主义的批判,从30年代左翼作家在中苏战争中“保卫苏联”的立场,从大半个世纪中对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态度变化,都可以看得清楚。在救亡的体系内,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是根本目标,无论人的解放还是阶级的解放,都只能与这一目标相一致,而不能与之相冲突。救亡要求全民族的大团结,要求全国上下一致对外,所以,它不欢迎启蒙对个人尊严和权利的强调,也不喜欢阶级斗争的鼓吹。这一点,我们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圣喻,从张之洞等人的“中体西用”,从孙中山要求人们为了国家的自由而放弃个人自由的讲话,从国民党政府在1930年代的一系列政策,也都可以看得清楚。所以,这三个体系常常处于矛盾之中,除了形势所迫,很少为“主旋律”所统一。所谓“正”与“副”,所谓目的与手段,只是单方面的一厢情愿,并非双方形成的共识。

   其实,从新文化运动足可以看到他们努力的目标。五四启蒙运动到底做了些什么?考察它关注的主要问题,大多与救亡无关,更与“反帝”无涉。翻一翻《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刊物,就可以大致看到它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孔教问题、伦理问题、女子解放问题、贞操问题、婚姻问题、父子问题、教育改良、戏剧改良、文学改革、语言改革……这些问题当然并非完全与国家无关,但是,它的解决与否并不直接关系民族和国家的存亡。恋爱是否自由,婚姻是否自主,贞操观念是否应该革除,孝道是否需要,独身主义和无后主义是否可行,如果经过学者的论证,当然都与救亡有关,但是,它首先是人生问题。人们可以把它纳入国家、民族的大话题之下谈论,但它本身并不必然指向国家和民族。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之所以主张恋爱自由,不是因为恋爱可以救国;之所以反对传统的贞操观念,不是因为节妇烈女牺牲了国家的什么资源;之所以主张妇女解放,更不是要煽动娜拉们离开家庭而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战场。从《新青年》集团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一系列相互对立的词语:“人的生活”与“非人的生活”,“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人的道德”与“吃人的道德”,“人国”与“奴隶的国度”……这正是五四启蒙运动的标志。它鲜明地昭示着人们:五四启蒙运动的目标是人,是人的解放,是人的自由和权利。

   有人说,虽然五四启蒙运动直接关心的是人,但“立人”仍然是“强国”的手段,所以目的仍然是国家。在当下中国学界,这种说法是流行的。其潜在逻辑是:因为要救国,所以立人;因为要立人,所以启蒙。于是,启蒙为了立人,立人为了救国。启蒙就这样被编入了救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不是目的,而只是救国的工具。

   所以,启蒙服务于救亡的观点若要成立,必须建立于两个基础之上:一是启蒙运动的领袖们是民族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二是启蒙运动是适应救亡的需要而发生的。然而,这两点都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并非历史事实。

   首先,五四启蒙运动的领袖们不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国家主义者,甚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爱国者。他们大多具有鲜明的个人主义倾向和世界主义倾向,并不看重国家和民族这些介于个人与世界之间的概念。他们已经具有现代国家观念,懂得国家与公民应有的关系,因而知道爱国应该是有条件的,只有国家能够保障人的权利,这个国家才值得爱,否则,爱国就是愚昧的表现。早在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前夕,陈独秀就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或谓恶国家胜于无国家?予则云,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有感于国家“不足以保民,而足以残民”的中国现实,他甚至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不暇远征,且观域内,以吾土地之广,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3](第1P118-119)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介绍过易卜生的思想:“个人绝无做国民的需要。不但如此,国家简直是个人的大害。请看普鲁士的国力,不是牺牲了个人的个性去买来的吗?国民都成了酒馆里跑堂的了,自然个人是好兵了。再看犹太民族:岂不是最高贵的人类吗?无论受了何种野蛮的待遇,那犹太民族还能保存本来的面目。这都因为他们没有国家的原故。国家总得毁去。这种毁除国家的革命,我也情愿加入。毁去国家观念,单靠个人的情愿和精神上的团结做人类社会的基本,——若能做到这步田地,这可算得有价值的自由起点。”[8](第2P484)李大钊曾有一个理想:“只要和平会议变成了世界的议会,仲裁裁判变成了世界的法庭,国际警察如能实现,再变成了世界的行政机关,那时世界的联合政府,就正式成立了。”他所要焚香祝祷的就是“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4](上卷P625-626)在《我与世界》一文中,他又写道:“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障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4](下卷P23)其次,关于五四启蒙运动的缘起,过去的叙述大都把它解释为救亡运动的派生物,因而把人的解放纳入到民族解放的主题之下。这种解释只是一种非常勉强的逻辑推论,并非根据历史事实而做出的结论。面对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处境,皇帝及其官员们的确是从救亡和强国这个中心出发考虑问题的。最先的留学生们也往往是为救国而远渡重洋的。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国将不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人已非人”也是一个事实。两个事实都是中国的真问题。人们可以产生“国将不国”的忧虑,也可以产生“人已非人”的痛感。“国将不国”的忧虑产生了救亡运动,而“人已非人”的痛感造就了启蒙运动。

   中国的启蒙主义者有着大致相同的精神背景。他们广泛地接受了西方现代知识,而且大都有留学的生活经历。他们远渡重洋,本来也许是一心为了国家,立志学成之后回国为皇上和他的国家效劳,但国外生活却不仅使他们学到了富国强兵的技术,而且使他们看到了另一种人生。对他们来说,这是痛苦的一击,也是伟大的觉醒。因为他们本来也是麻木群体中的分子,生活历来如此,早已司空见惯,并未感到生活在中国多么无法忍受,所以,他们也是开口闭口“我大清”,一心一意要为皇上重圆强国梦。但是,两种生活的比较使他们看到了一个现实:中国人活得不象人!早在王韬等人的言论中,我们就已听到了不平和叹息。在严复等人的文章中,我们已看到令人痛心的比较。至谭嗣同的《仁学》,则直言中国是“人间地狱”,发出了如此慨叹:“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11](上卷P256-257

   对于一个专制王朝来说,两种生活的对比是可怕的。当人们借助外国人的生活而发现自己和同胞生活在“人间地狱”时,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可怜的生存状况并非源自外国侵略而是源于自己国家的压榨时,当人们意识到旧有基础上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并不能改变自身命运时,一种思想就产生了: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障人的权利,而且剥夺人的权利,它的独立和强盛还有意义吗?如果一个国家像监狱,囚徒们有义务学好本领以加固监狱的高墙或制造新式刑具吗?对于留学生中的多数人来说,尽管并非来自苦难的阶层,但在西方人的生活面前,他们同样没有优越感。或者说,在西方公民的权利面前,原来或许有的“皇恩浩荡”之感很快就黯然无光了。这是大清王朝的不幸:为了强国,不得不派留学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却又无法使他们只学习外国的技术而有效抵抗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诱惑,专制制度优越性的宣传也注定了不能掩盖事实的真相。结果,派遣留学生本是为了使自身强盛,到头来却为自己培养了成群的掘墓人。从制度维新的酝酿,到排满革命的宣传,其中一大批人的最终目标已经不再是救亡,而是使中国人也应该像人一样生活。到五四启蒙运动开始之时,其领袖集团的主要成员大都已经完成了一个根本转变:他们不再以救亡为目的,而是以人的自由、独立、尊严与权利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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