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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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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郭嵩焘:帝国黄昏的醒者  

2009-10-11 19:57:46|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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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帝国黄昏的醒者

 

李新宇

 

    一般情况下,无论什么时代,都有这样一种人物:他们的思想远远走在时代前面,因而不被权威和大众接受,但他指示着前途,代表着未来。在大清帝国的黄昏,郭嵩焘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我是因为研究严复而走近他的。严复与科举无缘,所以没有“恩师”,一生中堪称他的导师的,只有郭嵩焘。严复的思想是中国现代思想的起点之一,而严复受郭嵩焘影响,因而郭嵩焘的思想也就与中国现代思想有了不可忽视的联系。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长沙府湘阴县人。幼年从父读书,11岁入湘阴仰高书院,18岁入长沙岳麓书院,曾与曾国藩等义结金兰,但他与曾国藩等人不同,有见识和才华,却并不急于建功立业。用曾国藩的话说,是“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

    说起郭嵩焘,人们往往说他仕途坎坷。但考其实际,应该算是比较顺利的:1837年,他20岁考中举人,这个年龄亦算少年得志;其后两次会试都名落孙山,因而以游幕寻找出路,在当时也算正常;1847年考中进士,这一年他30岁,正式步入仕途也不算太晚。可惜的是,郭嵩焘的双亲去世,按照当年定制,他只能回家居丧。在这期间,郭嵩焘参与了平定“发捻之乱”,是他激发了曾国藩的雄心,然后又促成了避居山中的左宗棠出山与曾联手。而且,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在军事上,他还能统兵作战,有筹建水师之功;在经济上,他推行“厘捐”、“盐捐”、“劝捐”,被誉为“湘军财神”;在文字上,他更是一流的,当时湘军集团的许多文件都出自他的手笔。

    他所表现出的才能终于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856年,他应召进京做了翰林院编修,并且得到了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由于肃顺的推举,他又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咸丰帝命他进入南书房,明言不用他操心笔墨之事,而是要他“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他是被皇帝当作帅才培养的。这一年郭嵩焘39岁,正是一个人干事业的时候。

    1858年,咸丰皇帝派他到天津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这本来是让他去锻炼一下,可是,他却与僧格林沁由矛盾而生积怨。他的想法与僧格林沁的想法总是格格不入,他又不肯顺从。最后,终于因用人失误而被抓住把柄,降职三级,仍回南书房行走。皇帝对他仍然不错,但他自己觉得没意思,以病为由,辞职还乡了。

    赋闲两年,他应李鸿章之邀再度出山,1862年出任苏松粮道,后又升任两淮盐运使。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的全力支持,郭嵩焘在两淮理财顺利。1863年秋,他又升任广东巡抚,有了一个三品顶戴。郭嵩焘在广东的政绩乏善可陈,但他在这个洋务繁剧的省份任职,却对西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开始了新的思考。可惜的是,在任职期间,他与前后两任两广总督矛盾重重,最后不得不在再次归乡隐居。这次赋闲长达8年之久。

    1875年初,闲居的郭嵩焘又被想了起来,奉诏进京,并被慈安、慈禧两太后召见,不久被授福建按察使。

    就在这时,云南边境发生了英国教士马嘉理被中国居民杀掉的事。这事件影响了郭嵩焘晚年的命运。

    在此之前,大清帝国没有外交。今天的人们常说“弱国无外交”,而当年的大清帝国没有外交却不是因为弱,而是因为强——自我感觉中的“强”。这是古老帝国的传统:外国人来,必然是来朝贡、受封或领赏的,作为处于世界中心的天朝大国,如果与各国平等交往,岂不乱了礼法?所以,在此之前,尽管西方列强一再要求与大清帝国建立外交关系,结果还是被拒绝了。

    “马嘉理案”之后,情况不同了。朝廷自知理屈,不知该如何应对,手足无措,便答应了英国的种种要求。这要求之一就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

    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自此开始,它是被迫的,“屈辱”的。而第一个承受这“屈辱”使命的就是郭嵩焘。

    当时,大清朝野都不清楚驻外大使所担负的使命,满腹经纶的大臣们也只能按照中国传统进行理解,他们见过属国派来的使臣,那是要下跪的,皇帝居高临下,对他们褒奖、安慰或训斥,他们都只能俯首称是。他们更清楚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互派王子做人质,洋人要求派常驻大使,是否与此有些相似?在人们的观念中,外国都是蛮夷之邦,是“藩属”,定期来朝贡是可以的,但决无朝廷派人驻外之理。从鸦片战争开始,虽然屡屡战败,但这种观念并未改变。朝廷上下都认为,接受外国使节住在京城已是极大的宽容和让步,再派大员到外国常驻,简直是奇耻大辱。

    仔细想来,这并不奇怪。因为互派大使的确意味着“天朝上国”地位的改变,意味着大清帝国与“夷狄”成了平等关系,从不能居高临下地给英吉利或美利坚下“恩诏”了。如果那样,大清帝国的世界中心地位就崩溃了。当然,今天的人们都知道,大清帝国从来就不是世界的中心,西方列强也从来不是大清的属国,但从未有过与各国平等交往经验的大清来说,却建构了自我中心的世界想象,形成了一种“清帝国中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不同的是,大清帝国不仅以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西方事物,而且把自我想象误认识现实,所以总是不能放下架子。所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条约中,为咸丰皇帝和王公大臣们最为痛心疾首的不是割地赔款,而是接受外国大使住在京城。

    1858年,中英天津谈判,中方代表表示:皇帝宁可一战,绝不接受外国使馆。但英国代表说:与其让北京挤满外国军队,不如让大使住在北京。咸丰皇帝反复权衡,最后才勉强同意,批准了《天津条约》。但允许外国使馆驻京的消息传来,朝廷一片痛苦和愤怒之声,大臣们认为,“岂有贡使不走之理?”面对众议,咸丰皇帝表示:外国公使在北京只准暂住,“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眷属”。如果英、法两国以条约为据,坚持让公使常驻北京,则“必须更易中国衣冠”。为此,咸丰皇帝要求改变部分条款,英、法两国却拒绝改订,声称要派军队将其公使送入北京。1860年,英法联军果然攻入北京,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才接受要求,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

    此后的十几年中,大清帝国一直满怀委屈,忍受了外国在北京驻公使的现实,却一直拒绝向外国派大使。对此,西方列强表示强烈不满,要求大清能平等地对待他们,不要把他们当成属国,也不要向他们下什么“恩诏”。但对大清的官员来说,那仍然是洋人“不识礼法”的表现。对这群不识礼法的“西夷”,现在居然要派大臣去做公使,吾大清帝国的脸面往哪里放?

    所以,没人把出任大使看作美差,而是普遍认为是一件既危险又丢脸面的事。

    郭嵩焘将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出,亲朋好友多认为他根本就不应该接这个差。因为根据历史经验,大使类似于人质,而做人质是危险的,如果人家一不高兴,也许就被杀掉了。同时,郭嵩焘此行不是去“宣威”,而是去“道歉”,实在是“有辱名节”。所以,得知消息,湖南籍京官纷纷劝他辞职,不要有辱湘人的名声。见郭嵩焘不为所动,则群起而攻之。有人为郭嵩焘编了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又因为郭嵩焘曾经上疏建议朝廷将对马嘉理一案负有责任的岑毓英议处,因而被人认为“媚洋辱国”。参加湖南乡试的秀才们甚至在玉泉山集会,要捣毁郭氏的住宅,并宣布开除郭嵩焘的湖南省籍。

    但在郭嵩焘看来,一时一地的名誉固然重要,出使也很重要,一是了结道歉之案,二是可以了解夷情,探究西洋政教之理。于是,1876年12月1日正午,英国邮船Travancore号自上海虹口码头启航。作为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外交生涯开始了。

    临行前,朝廷命他把沿途见闻记下来,送交总理衙门。所以郭嵩焘开始写他的《使西纪程》。这份日记很详细,从沿途所历国家的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但郭嵩涛没有想到,他的书立即引来了口诛笔伐。朝野上下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美化了西方蛮夷。有人认为郭嵩焘“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认为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有人认为不能用这样一个崇洋媚外的大使,应该立即召回。可惜的是,大清帝国虽然“人才济济”,却一时难以找到替换他的人,所以还是让他继续在英国呆了下去。不过,美化西方“蛮夷”的书是不容继续传播的,清廷一声令下,《使西纪程》毁版,“妖言永禁流传”。

    郭嵩焘的思想的确与众不同。

    早在1875年,郭嵩焘就在《条议海防事宜》中对洋务派“富国强兵”的战略进行了批驳,提出了“循行西洋政教”的主张。当时的开明之士为了使西洋文明进入中国,多采用“中本西末”、“中道西器”等种种妥协的方法。郭嵩焘却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从这个“本末之论”,可以看到郭嵩焘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洋务派”,不再满足于在器物和技术层面学习西洋文明,而主张要在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学习西方。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嵩焘不仅是洋务派的中坚,也是维新派的先驱。

    到英国之后,郭嵩焘开始了进一步的思考。他的思考是多个层面的,即有政治体制问题,又有经济方针问题,还有教育和文化理(即“心性”)层面的问题。他是带着自己的见解赴欧的。实地考察进一步巩固了他的见解,帮助他形成了系统的认识。他认为,洋人叩关,“惟其意在通商为利而已,亦望中国富强,而后利源可以不匮,无致害中国之心。”所以,“要在应付得法,使不致有所要挟。……先审度事理,随机以应之,不可先存猜嫌之心。”[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3页。] 面对西人叩关,当时朝廷的大多数人总是充满警惕,必欲拒之门外而后已。郭嵩焘却对西方没有敌意,在奏折、书信和日记中,反复说明自己的认识:“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其至中国,惟务通商而已。”[同上,23页。]“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两千年。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立争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他看到西方的强盛决不在于器物和技术,而是在于立国的“本”和“道”。他提醒人们:“其构兵中国,犹展转据理争辩,持重而后发。此岂中国高谈阔论,虚骄以自张大之时哉?”他反对与洋人为敌,提倡学习西洋之“道”:“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道亦反是。”[同上,39页。]

    在欧洲,郭嵩焘对西方社会的经济进行了观察,发现它与中国的不同点就在于西方国家偏重于“富民”,而中国传统孜孜于“富国”。为探究其中道理,他对西方的经济理论产生了兴趣,虚心向洋人请教,知道了“阿达格斯密斯之《威罗士疴弗呢顺士》”(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经典著作。为了一些理论问题,他与英、日等官员反复讨论,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从他的日记可见这样的记载:“中国要务在生财,宜以开采制造等事委之于民,而官征其税”;“英国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余以济国用。故其所设各官,皆以为民治事也,而委曲繁密;所以利国者,即寓于便民之中。此专为便民也,而其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197页。] “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同上,156页。]

    为了弄清这“君民兼主国政”的奥秘,郭嵩焘考察了西方现代政治。在日记中,他把议会(parliament)翻译为“巴力门”,把市政厅(mayor)翻译成“买阿尔”,写下了对它的观感和深思。光绪三年二月三十日,他“赴下议院听会议事件”,看到了“国政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的情况。并且联想到中国政治,认为这比中国政治传统中的仰仗“君德”的做法更有保障。他研究了英国从君权到民权的历史,看到了民主制度的优势。作为对中国政治传统了如指掌的读书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中国历来没有的。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家天下和专制政体中,统治者只是让百姓接受他们的意志,官员习惯于为民作主,而民众从来不能成为国家的主人。面对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西方现代政治,他说:“推原其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407页。]

    在欧洲,郭嵩焘对社会生活的等方面进行了考察。他考察英国教育,参观了英国的各类学校,认为英国的教育“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相比之下,他发现中国的教育其实是“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甚至是“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

    他还考察了英国的工业和技术。抵达伦敦不久,他就于1877年10月16日应工厂主的邀请访问了伦敦附近的一家电力厂。在参观时,主人特意请郭嵩焘参观了刚刚发明不久的电话。这是郭嵩焘第一次接触电话,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电话。电话安装在楼内,郭嵩焘让随从张德彝到楼下接听,自己在楼上与其通话。郭问:“听到了吗?”张答:“听到了。”郭又让张数数字,张依言而数:一、二、三、四、五、六、七……郭嵩焘回到住处,马上把这一切写进了日记。从郭嵩焘的日记得知,当时英国电话的传音效果尚不佳,一些字的语音不是很清晰。

    经过在英国的实地考察,他对西方的政教有了更确切的认识,对中国的传统教化也有了深刻的认识:“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郭嵩焘认识到,中国不仅在器物制度上不如西洋,而且伦理教化也远远落后于西洋。过去是中国人把四方看作蛮夷,现在是西方人把中国看作蛮夷。对于这个问题,郭嵩焘进行了反复思考,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而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陵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1]

    这一认识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中,道是文明教化的核心。从“夷夏之辨”,到“中体西用”,所要维护的不仅是传统的国体与政体,同时也在维护传统的“道”。郭嵩焘却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大清帝国在世界的新格局中已处“无道”,因而它与西方的冲突成了无道与有道之间的冲突。中国人都知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古语,也知道无道者必败的道理。郭嵩焘把自己的国家看作“无道”,而把西方列强看作“有道”,要大清帝国接受西方列强的“道”,自然无法逃避“以夷变夏”之嫌。在大多数人看来,大清帝国的政教是不能变的,与洋人相遇,只能是“以夏变夷”,而绝不能“以夷变夏”。郭嵩焘却要以夷人之道变大清之道,以夷人之法改大清之法。

    郭嵩焘的见解注定了不被接受,而且影响到他的命运。他在一片非议和攻击声中离职。1878年8月,朝廷下诏任命曾纪泽为新任驻英大使。

    郭嵩焘回国之后,朝廷连正常的回京述职也没有让他进行,就下诏准他退休了,他只能黯然回乡。他的船抵达故乡,作为二品大员,竟被七品知县所阻,而且遭到百姓的侮辱和唾骂。

    但在此时,他的思想已经作为种子在严复的心中生根发芽,等待着出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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