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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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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严复与郭嵩焘  

2009-10-17 08:00:15|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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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与郭嵩焘

 

李新宇

 

    一个人的成长不是偶然的,而是需要条件,思想家也是如此。

    在伦敦,严复结识了大清帝国驻英公使郭嵩焘,并且得到他的青睐,与之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

    严复与郭嵩焘,年龄、身份和地位都相差甚远。严复生于1854年,当时还是一个23岁的毛头小伙子,郭嵩焘生于1818年,当时已是60岁的老人,朝廷二品官员。但他们二人一见如故,而且越走越近,成为“忘年交”。严复后来把郭嵩焘称作“生平第一知己”。

    严复受到郭嵩焘的赏识,开始自然是取决于他的表现,比如学习勤奋,知识渊博,思维敏捷等。但更重要的,还是他对世界、对时势的见解。换句话说,是年轻的严复口无遮拦的谈吐,让思想上高度孤独的郭嵩焘感到欣慰,因而把他看作同道。

    当时清国驻英使馆刚刚设立,郭嵩焘的外交事务并不太多,严复和他的同学们到达伦敦之后,节假日无处可去,便成了使馆的常客。郭嵩焘也高兴与年轻人交谈。

    关于严复与郭嵩焘的交往,早先的记述都很简略:

    《清史稿》说:“侍郎郭嵩焘使英,赏其才,时引与论析中西学术同异。”

    严璩的《侯官严先生年谱》说:“湘阴郭侍郎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见府君而异之,引为忘年交。每值休沐之日,府君辄至使署,与郭公论述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

    郭廷以先生编《郭嵩焘先生年谱》,写下了这样的话:“先生尝与严宗光(复)论析中西学术政治之异同,往往日夜不休。……究在何时,不详。”[1]

    在郭嵩焘日记发现之后,细节就不难看到了。根据郭嵩焘日记,他们的交往应该是从1877年5月13日开始的,也就是严复到达英国的第三天。这群留学生跟随李凤苞到使馆拜见郭嵩焘。当时,郭焘嵩对严复并无特别印象,日记只是记下了“李凤苞带学生十二人来见”。此后的几个月,他们并无来往,但郭嵩焘显然已经知道这个名字,因为在他在与英国方面交涉的文件中,多次写下了“严宗光等”。根据钟叔河先生的研究,郭嵩焘此时对严复已有初步了解。

    二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是从1878年2月2日开始的。这一天是光绪四年正月初一。进入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六名中国学生一道来到坡兰坊(Portland Place)45号的使馆给郭嵩焘拜年。郭嵩焘亲切接见了他们,并设宴款待。席间,郭嵩焘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学习情况,他们认真做了回答。严复的谈吐引起了郭嵩焘的注意,是因为他讲到了自己上课时发现的情况:在英国教官上的“野战筑城”课上,他们所有的学生都要为自己挖一个单人掩体,“人执一锄,排列以进,限一点钟筑成一垒,约通下坡凡三尺,可以屏身自蔽。至一点钟而教师之垒先成,余皆及半,惟中国学生工程最少,而精力已衰竭极矣。”严复认为,中国学生之所以挖得特别慢,原因就是从小不锻炼,所以身体素质特别差。从这样的上课情况,严复发现了中国教育的差距。郭嵩焘一边聆听,一边赞叹,把严复的谈话写进了日记,并且评论道:“严又陵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

    同年3月12日,郭嵩焘在日记中记下了严复对张自枚(字力臣)《瀛海论》的批驳。张在文章中认为中国不宜修铁路,也不应造机器,理由是铁路和机器都会导致人的懒惰和淫侈,败坏民风。严复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西方有,中国不必傲以无;西方巧,中国不必傲以拙;人既跨骏,则我不得骑驴;人既操舟,则我不得结筏。”郭嵩焘对此大为赞赏,认为“只此数语,掉磬已尽”。郭大使的确很兴奋,因为面对这样的青年,他似乎找到了同道。

    1878年4月9日,是郭嵩焘61岁生日。严复等6人前往使馆祝寿,郭嵩焘留他们一起吃饭。严复滔滔不绝,向郭嵩焘讲述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因为受到赞赏,第二天严复又独自一人到使馆与郭继续谈。两人论及国事,严复认为:“中国切要之义有三: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趋向。”郭嵩焘把这话写进了日记,并且评论说:“可谓深切著明,鄙人生平所守,亦不去此三义,而以是犯一时大忌,朝廷亦加之贱简,谁与知之而谁与言之!”[2]由此可见,郭嵩焘至此已把严复引为后生知己。

    几番往来,两人成了忘年交。严复常到使馆去,而郭嵩焘无不接见。

    1878年5月30日,郭嵩焘亲自到格林尼治看望留学生,“先至严又陵寓所,又陵出示测量机器数种。”严复还给郭嵩焘讲了牛顿见苹果落地而悟出地心吸力的事。郭嵩焘这天的日记很长,写了两千多字。

    郭嵩焘对严复的好学非常欣赏,并嘱咐他把所见所闻写进日记。严复三天后就向郭嵩焘出示了自己的《沤舸纪经》,郭嵩焘认真批阅,并且做了节录,如“论扬子江沙线”、“英医言养生”、“铁船之弊”、“论炸药力”等。这应该算是严复早年著作,但没有留存下来,却因郭嵩焘的节录而保存了一些片段。

    1878年6月,严复等人通过皇家学院的考试,结束了课堂学习。按照计划,下一学年将上军舰实习。郭嵩焘照会英国方面,方伯谦、何心川、叶祖圭、林永升、萨镇冰5人按原计划上军舰实习,而严复则在海军学院继续学习。

    那个假期是轻松而愉快的。严复和他的同学们游览了欧洲不少地方。7月初,郭嵩焘应邀参观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他又把严复等人带了去。

    7月8日,郭嵩焘在日记中记下了与严复的谈话。严复从博览会带回了一份《修路机器图说》,根据资料向郭嵩焘介绍了西方修建立交桥和改善道路交通的情况。其中说到:“火轮车、马车道路,交互上下,不相悖害。城镇行者如织,并出车路两旁,铺石高寸许以示别。长途因火轮车之利,无担负者。”由严复的介绍,郭嵩焘立即想到了立交桥背后的政治制度,他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西洋于此穷极推求,而国家不敢擅其威福,百官有司亦不敢求便其家。即平治道途一节观之,而知天维地络、纵横疆理,中国任其坏乱者,由周以来二千余年无知讨论,此亦天地之无如何者也!”[3]

    郭嵩焘也曾详细考察英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卫生各领域,对英国的“君民兼主国政”、民选市长、政府办事要顺从民意等特别感兴趣。他希望把这些先进的政治制度引进中国,自己却年事已高,而且仕途坎坷。看到这个24岁的年轻人有非同一般的清醒和过人识见,在郭嵩焘的内心深处,不能不怀有厚望。

    可是,郭氏担任公使的时间太短了。

    郭嵩焘到职后不久,按照朝廷规定把自己从上海到伦敦51天的日记《使西纪程》寄送总理衙门。可是,书刚印出,就引起了一场风波。编修何金寿弹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使西纪程》因此被毁版。郭嵩焘是8月18日得知这一消息的,心情郁闷而气愤。

    更让郭嵩焘气愤的是,他的副手刘锡鸿也乘机落井下石。他这位副使,本是郭嵩焘自己挑选的,但郭嵩焘不知道,这位副使另有使命:随时监督和揭发郭嵩焘。得知朝中有人有发难,刘锡鸿马上为之补充“罪状”。比如:有一次参观炮台,天气突然变冷,一个英国人把自己的大衣披在了郭嵩焘的身上。这本是英国人对大清国使节的爱护,而且由此可见郭嵩焘跟英国人所处的良好关系,但刘锡鸿认为这是有辱国格的事:“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再比如:巴西国王访英,巴西驻英使馆举行茶会,郭嵩焘应邀参加。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外交事务中的起码礼节,但刘锡鸿却愤怒地表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再比如,出席白金汉宫的音乐会,郭嵩焘也像洋人一样频频翻阅手中的节目单。身为大清国公使,怎能与洋人一样呢?

    面对北京的弹劾和自己副手的发难,郭嵩焘决定辞职。9月11日,他向北京提出辞职。朝廷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让他又延长了一年。到1878年8月,朝廷任命曾纪泽驻英法公使。此后的时间里,郭嵩焘只是在等待新任公使到来移交,但因为曾纪泽迟迟未到,他仍然要处理一些事,包括对留学生的考察、鉴定和安置事宜。

    1878年底,他在驻法使馆接见留学生,向他们询问各方面的情况,对每个人的才能进行讨论。郭嵩焘日记中还详细记录了他所询问的几个人的具体情况:

 

问:“林泰曾如何?”

答:“林泰曾、林永升、叶祖圭办事精细,而胆略不及刘步蟾等。大约主兵以刘步蟾为良;专守海口,布置于平时,林泰曾等三人亦为胜。”

问:“萨镇冰年最轻,体气亦瘦,能任将耶?”

答:“体瘦而精力甚强,心思亦能锐入,能比他人透过一层。”

问:“严宗光宜何用之?”

答:“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

问:“何宜?”

答:“交涉事务,可以胜任。”

问:“陈季同酬应明干,能胜公使否?”

答:“其识解远不逮严宗光。”[4]

 

    郭嵩焘对严复非常欣赏。多次表示:“又陵才分,吾甚爱之。”[5]虽然郭嵩焘也知道严复的缺点,比如孤高自傲,“气性太涉狂易”,并且担心:“负气主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6]但他仍然要为严复一争,千方百计推荐严复。他向留学生监督推荐,但留学生监督李凤苞不喜欢严复,对此推荐自然不予理睬。新任公使曾纪泽抵达伦敦,在解职之际,他仍然没忘记推荐严复。他还致函朝廷某权要,推荐严复出任大使。但是,郭嵩焘的推荐未被理睬,严复的路仍然要由他自己慢慢走。

    郭嵩焘于1879年1月31日启程回国。严复继续他的留学生涯。

    半年之后,严复学成回国,却与郭嵩焘天各一方。他们只能靠书信来往。12年后,郭嵩焘去世,严复的挽联是:

 

  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童毛,激赏深惭羊叔子;

  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感怀郭氏知遇之恩,叹息自己有负郭氏厚望,同时也感叹郭氏作独醒的命运。

    郭嵩焘去世了,但他影响了严复。在严复思想中,至少有以下几点是与郭嵩焘有关的:一、超越洋务派,坚持西方文明“本”与“末”、“体”与“用”的一体观,主张整体引进。维新运动前后严复批判“中体西用”论,显然受到郭嵩焘西学本末一体论的影响。二、对经济制度和国民个人利益的重视,维新运动中严复开始翻译《国富论》,显然与二十年前郭嵩焘对《国富论》的重视有关。严复后来的著作,许多地方都晃动着郭嵩焘的影子。三、严复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肯定与赞美,也多与郭嵩焘的见解相关联。

    在当时,郭嵩焘的思想没有出版,却植于一个年轻朋友的心中,而在20年后生长了起来,影响了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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