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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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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铁路史“趣事”  

2009-10-03 07:10:42|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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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史“趣事”

 

李新宇

 

    读关于中国铁路史的资料,发现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趣事”。它为一般教科书所不取,也为一般研究者所不顾,却是中国铁路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辉煌成就”相伴而行的。如果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辉煌固然辉煌,却就有点不像中国的铁路史。原因众所周知,中国岂有那样的便宜事?

    本想效法主流学者写一篇《中国铁路的辉煌第一页》,但实在写不了,于是仍是边抄边议,写成了这样的随笔——

 

1

    中国修铁路,应该从同治初年算起。英美等国洋行两次郑重建议,但均遭拒绝。

    英美两国,苦口婆心劝这个国家修铁路,当然不是学雷锋,更不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洋人与华人一样,活雷锋比较少见。他们是看好了这个潜力极大而未开发的市场,目的是赚钱。世界的现代化本来就离不开全球市场化。

    美国人和英国人都认定铁路是利国利民之道,所以认为这事是大清帝国定能欣然接受的。他们这样做,还真是很有点讨好的意思。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等到的是一口回绝:中国不需要铁路。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这让洋人百思不得其解:送上门的好事,他们怎么会拒绝呢?中国人在想什么?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所凭借的都是自己直接或间接的经验。此时美国人的经验是:他们把轮船、铁路等现代化设施的模型附上说明书送给日本。日本人热烈欢迎,一边鞠躬一边“哈衣”,从此积极引入西方文明,从器物到制度,于是有了明治维新,蕞尔小国迅速实现富强。同样是东方人,清国与日本不一样吗?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大清国官员没有听懂他们的意思,不明白火车的益处。

    那就再试试吧!同治四年,为了让大清国了解铁路的先进性,美国人干脆不远万里运来一辆火车,并在北京宣武门外修了一段铁路。这铁路不长,只有几百米,但作为示范表演已经够了。到了表演的那一天,达官贵人来看热闹的倒是不少,可惜火车开动时发出的声音太大,那是牛和驴的声音所均可比拟的,让文武官员都不自觉地捂起了耳朵。

    大清的官员们被吓坏了,火车的命运自然好不了。美国人的计划泡汤了,朝廷指示:会吼叫之钢铁怪物岂宜存于吾天朝上国?即令拆除!没几天,步军统领衙门就派人把它拆除了。

    与华人相比,洋人总是缺心眼,也许正如当时的大学者俞正燮所记下的,洋人虽然比中国人多了两个肾(所以他们多好色),心脏上却少了三个窟窿眼:华人心有七窍,而西夷仅四窍也。一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也真是证明了洋人的愚笨。尤其是美国人,到现在也没有多少长进,二三十岁的成年人,做事总像天真的孩子。其实,这也不难明白:智慧是在艰难环境中造就的,生活于自由舒展的环境中,没有“吃一堑长一智”的机会,也就很难有早熟的心计。就是那些的“狡猾的政客”,也缺少中国官员那些权术。商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本以为“经一堑长一智”,而且相信展示实物、让事实说话是最硬的道理,结果还是弄巧成拙。

    美国人丧气而归,轮到英国人来碰运气了。

    光绪元年(1874年),英国人在上海至吴淞之间修了一条铁路。火车在铁路上行驶,吓坏了一些人,也吸引了一些人。中国人是不迷信规章制度的。管理者一再声明:不准任何人到铁轨上去。但人们还是偏要挤上去看个究竟。洋人急得来回跑,大声吆喝,挥舞旗子,百姓不敢靠近了,但官员和官兵却不怕。因为根据中国经验,百姓不敢靠近,官兵还不敢靠近吗?章程是控制老百姓的,怎能管到官兵头上?可惜,这个铁家伙真的不认人,一个士兵被轧死了。真是岂有此理!国威何在?皇家脸面何在?不过,这次没有喊“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只是铁路奉命停止运营。

    外国企业家到中国来投资修铁路,目的是赚钱。现在强行停运,成本如何回收?这时的朝廷已经学会了讲道理,所以派李鸿章等去谈判,花28万两银子把铁路买了下来。

    买下来自己运营,或许是划算的。可是,帝国一般不算经济账。因为民众是如此之多,土地是如此之广,特产是如此之丰富,尽管慈禧太后每天的日常生活就要花费4万两白银,摊到每个百姓身上,却是捏不着的一粒粉末,所以,钱历来不成问题。即使割地赔款,也并不怎么心疼。

    铁路买下来了,却并未使用,也没打算使用。后来的做法更绝:花银子雇人拆了,扔到海里。我一直不知道就近的海里为什么不能扔,不走那么远,扔到台湾附近。

    这一回,轮到英国人目瞪口呆了,从此不嘲笑美国人。

 

2

    在反对修铁路的人中,有一位刘锡鸿。这是一个恪守圣人之教的正人君子,真正的忠君爱国之士。他做过驻英副使和驻法公使,因而见多识广,很像现在的一些海龟,常有精彩异常的见解。比如他说:

 

    英人无事不与中国相反。论国政则由民以及君,论家规则尊妻以卑夫(家事皆妻倡夫随,座位皆妻上夫下,出外赴宴亦然。平时,夫事其妻如中国孝子之事父母,否则众訾之),论生育则重女而轻男,论宴会则贵主而贱客(主人居中客夹之),论文字则自右而之左,(语言文字皆颠倒其先后,如伦敦的套儿,则曰套儿的伦敦;父亲的花园,则曰花园的父亲,此翻译之所以难也),论书卷则始底而终面(凡书自末一页读起),论饮食则先饭而后酒。盖其国居于地轴下,所戴者地下之天,故风俗制度咸颠而倒之也。昼夜亦然,伦敦时刻,较诸中国迟八点钟,阿尔兰又较伦敦迟二十五分。其晚也,乃吾中国之午也;其晓也,乃吾中国之夕也。英人每息于昼,忙于夜,毋亦夜时始阳盛欤。(《英轺私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89页。)

 

    他一眼就能洞穿西方文化的“荒谬绝伦”,比如历法“不应天象”;月份“名实不符”;说话“语无伦次”等。而且他的警惕性很高,能够认识到西方修铁路、造轮船、创电报都是为了用兵;建公园则是因为住高楼容易生病,需要下来透透气。

    英国公使威妥玛对他说起中国应该修铁路的事,他回答说:“中国立教尚义不尚利、宜民不扰民。”(同上,25页。)见到英国人所献铁路图,他马上想到了英国人的阴谋:“始知其心非犹占埠通商之故智矣。当轴若不立意坚拒之,则海疆办事诸人喜新悦奇,将中其阴谋而不知悟。(商贾图利,播散其说以惑官,官吏喜功又张大其说以惑朝廷,其祸遂以不可遏。然而无足惑也,市道不足以治天下,技巧不足以臻上理,今岂遽异于古所云邪?)铁路一成,全局安危变于俄顷,非细故也……窍谓吾人持论,当直言铁路之造,不惟有害于中国,并有害于英。盖百姓此时愤心未平,一旦创造铁路,复毁其田庐坟墓,则众怒益甚。则伏莽之贼,遂得借共杀英人为名,因众心以作乱。……吾中国历代圣君贤相,才智非逊于西洋,而卒无有刳天剖地,妄矜巧力,与造化争能,以图富强者,盖见理深而虑祸远,非如英人之徒知计利,一往而不复返顾也。”[同上,25-26页]

    他断定火车不能行于中国,理由是铁路和火车都不合中国国情,不合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他想得很周到,而且是为下层弱势群体说话的:如果有了火车,必然导致成千上万的挑夫和纤夫失业。为了他们的利益,铁路万万不能修。而且,失业者如果多了,社会就会不稳定。因为他断定铁路不合国情,所以对铁路的前景也不看好:成本太高,即使建成了,也不会有人坐。刘氏知道中国人爱看热闹,但不过是图个新鲜,谁会去坐第二次呢?“不及半载,势将乘坐寥寥”。他的结论是:“火车之不能行于中国,犹清静之治不能行于欧洲,道未可强同也。”(同上,41页。)他很开明,并不要求欧洲必须像中国一样。

    反对修铁路者绝非一个刘锡鸿。他所代表的,是当时的大多数。

 

3

    中国第一条投入使用的铁路是国人自己修的。据《清史稿·交通志》记载,光绪三年,“有商人筑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八十里,是为中国自筑铁路之始”。

    其实,这条铁路是个“怪胎”。

    就在花钱买了铁路扔进大海的第二年,光绪二年,为满足“开平矿物局”的运煤需要,李鸿章奏请建一条铁路,结果是因满潮文武反对而作罢。4年之后,李鸿章再次奏请,为了能够通过,李鸿章真是煞费苦心,如何使铁路合于中国国情呢?奏折特别声明:只要火车,不要火车头,套上毛驴和骡马,拉着火车跑。

    这个方案是中国化的,土洋结合,所以它被批准了。光绪七年,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建成通车。可惜,它通的算是“火车”吗?一群驴马拉着列车,在铁道上缓缓前行,因为马粪很快掩埋了铁路,所以要安排许多人背了烘筐拾马粪。

    这就是著名的唐胥铁路,全长只有几十华里。我曾找遍书报,想找一幅驴子在铁道上拉火车的照片,却一直没有找到。那真是一大奇观,可惜当时报业尚不发达,相机也还是稀罕物。不过,也许国外的报上能找到,因为中国人建造的第一条铁路通车大典,外国的新闻记者应该有兴趣。

    又过了若干年后,中国人终于接受了蒸汽机车,铁路上的毛驴失业了。但官府规定,火车仍然不要动力大的,所以,唐胥铁路上的第一辆蒸汽机车引力只有一百多吨,每小时行驶5公里,比毛驴快不了多少。

    据说这样的火车很好,优点是既采西人火车之长,又持中国毛驴之速度,人步行就能追上,宜于控制。

 

4

    又过了若干年,朝廷终于宣布:火车适应中国国情。李鸿章也公然坐镇“中国铁路公司”,建成了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

    这应该归功于谁呢?这个功臣应该是刘铭传。

    光绪六年(1880年),刘铭传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他分析当时国情,把铁路的在各方面的重要性都说得清清楚楚。但能够打动最高当局的,大概还是铁路在国防事业中的作用。他说:“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商务、矿物、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有与各国共之,划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且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应承。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清史稿·交通志》)

    刘铭传的奏折被批转各地大臣传阅讨论,虽有不同意见,却使朝廷对铁路有了新的认识:过去想的是洋鬼子会乘铁路迅速占据全国,现在知道自己的军队也可以坐火车快速集结抗敌。铁路还是有用的!

    因此,几年后就在全国修铁路了。当时的大臣们齐声颂扬太后“仁泽天下,爱民如子”。今天的史学家亦云:太后锐意改革,从善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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