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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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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严复和他的朋友们(3)  

2010-02-06 08:52:00|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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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和他的朋友们(三):林琴南

 

李新宇

 

在严复的好友中,值得注意的还有林纾。

谈到那个时代的翻译,曾经流行这样的话:“译才并世数严林”。严与林是好友。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政府根据民意惩办“帝制祸首”,最为严复担忧的就是林纾。为了严复的安全,他曾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劝严复逃离北京。可是,林纾也是一个特殊的“遗老”。

林纾生于1852年,比严复大一岁。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也是严复同乡。他的情况也令严复羡慕。因为他是光绪八年(1882)的举人,而在好多年之后,严复还在为考举人而犯愁。林纾多才多艺,工于诗文,善于书画。按照清史稿的说法,“山水浑厚,冶南北于一炉,时皆宝之。”他年轻时家贫,爱读书而无书,依靠借书而读,自13岁到20岁,杂收断简零篇,整理校阅古籍不下2000余卷。31岁时结识李宗言,见其积书甚多,陆续借来读尽。他博览群书,连同小说家言也无不搜集。考中举人之后,林纾在摆脱困窘的同时,开始广结师友、饱读诗书。由博览至精读,特别崇尚程朱理学。

林纾思想非常复杂,而且充满矛盾。他维护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可是,他又翻译过与礼教极不相容的《茶花女》等小说。他在《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中写道:“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至于文章,林纾宗信桐城派提倡的义法,认为左、马、班、韩之文是“天下文章之祖庭”,认为写文章应该“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

林纾似乎命中注定功名到举人为止,与进士无缘。他一次又一次,先后7次赴京会试,却是“七上春官,屡试屡败”。最后在无限绝望之中,才放弃仕途,走上文学之路。1897年,他以《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开始了著译生涯。那时林纾先是丧母,又是丧妻。魏翰、王寿昌等几位好友为了帮他走出消沉,邀他一同译书。开始林纾并不愿意,后来才勉强接受这一要求。但没想到的是,《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炮打响,一时洛阳纸贵。于是,从1897年开始,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先后译述了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作品近200种。

辛亥革命之后,他在《畏庐诗存·自序》中说:“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事实上,林纾虽然中过举,却没做官,与朝廷并无多少关系。所以,刚刚进入民国之初,他似乎并没有坚决反对。这也许并不奇怪,因为皇帝虽然“逊位”了,但皇帝和太后、嫔妃以及整个皇室仍然安住紫禁城。民国是清室“让政”的产物,反对革命的人在革命后也无须改变自己的立场,更无须与皇室划清界限。因此,林纾在1912年曾一度表示:“生平弗仕,不算为满州遗民,将来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之老民足矣。”[1]但是,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却开始对一切都看不贯。最后的选择是“与吾清共终始”。因为社会太混乱,一切秩序和规矩都打乱了,林纾感到无法容忍。他不能容忍革命思想,攻击章炳麟为“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意境义法,概置弗讲”(《与姚永概书》)。他不能容忍新的社会风气,看不惯女子满街乱跑。林纾就这这样矛盾,他能翻译茶花女那样的小说故事,同情风尘女子,却不能接受他身边的女孩子满大街招摇。

在《共和实在好》一诗中,他讽刺说:“共和实在好,人伦道德一起扫!入手去了孔先生,五教扑地四维倒。”他又说:“男也说自由,女也说自由,青天白日卖风流。如此瞎闹何时休,怕有瓜分在后头。”面对社会的混乱,他无法理解其真正根源,而把它看作是共和的结果。因为习惯于皇帝专制之下的秩序,对于百姓和子女“犯上作乱”实在看不惯。他曾倡女学,讲女权,但面对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萌芽,他却无法接受,担心为夫者纲维尽坠,再也管不了老婆。

林纾最引人注目的事是“十谒光绪皇帝陵”。所谓“十谒”,其实是11次。从1913年开始,到1922年71岁无力再去为止,他一共去了11次。每年光绪皇帝忌日,他都要独自赶往河北易县,在光绪皇帝陵前叩头流泪,抒发怀念“故国”和“故主”之情。“故国”、“皇恩”及其生活秩序与道德准则在他那里是神圣不可改变的,此时也成为他的精神支柱。在1918年八谒光绪皇帝陵时,他写道:“又到丹墀伏哭时,山风飒飒欲砭肌。扪心赖有纲常热,恋主能云犬马痴?陵早尚斑前度泪,殿门真忍百回悲。可怜八度崇陵拜,剩得归装数行诗。”(《谒陵礼成志悲》)如果康有为或张謇这样做,人们不会报以嘲笑,因为光绪皇帝毕竟对他们有知遇之恩。而林纾这样做,却缺少足够的理由,因为光绪皇帝并不知道林纾是谁。因此,郑孝胥曾经嘲笑他“窃效亭林”,“一学即非亭林”。为此,林纾曾经申辩说,他“本无取法亭林之心”,而只是“古今之事有暗合”,并且声明:“弟自始至终,为我大清之举人。谓我好名,听之;谓我做伪,听之;谓为中落之家奴,念念不忘故主,则吾心也。”[2]因为他是大清国的举人,就找到了忠于大清的理由,决心终生做大清的“家奴”。

林纾哭崇陵的行为感动了宫中正在长大的小皇帝溥仪。林纾二次谒陵不久,溥仪便写了“四季平安”的条幅相赠。林纾如获至宝,因为到这时,他才与皇室有了直接关系。皇帝怎么知道林纾拜谒光绪皇帝陵呢?这牵线人还是陈宝琛。他不仅向皇帝报告林纾一次次谒陵的情况,而且把林纾编撰《左传撷华》拿给溥仪看。溥仪是否读过不得而知,陈宝琛却告诉林纾:皇帝读过全书,而且颇为满意。这一下又激起了林纾的表现欲,自绘扇面一幅,托陈宝琛呈送皇上。这次溥仪认真看了,知道林纾还有画画的才华,于是手书“烟云供养”一幅相赠,并让陈宝琛将内府名画带给林纾鉴赏。小皇帝一时高兴的事,林纾却看作“三公不与易”的恩典,为此而将他在北京的住所春觉斋改名“烟云楼”。并且写了《少帝颁御书烟云供养春条,纪恩一首》,其中写道:“从来天语不轻锡,自问布衣无此荣。”1918年春,一些议员因为张勋复辟事件的发生,提出削减对清室的优待,林纾以“六十七岁老民”名义投书参、众两院,曲意为“少帝”开脱,力争仍如其旧,一切从优。这一“忠义之举”,又博得溥仪第三次向其颁赐春条,这次写的是:“有秩斯祜”。事实上,也正是溥仪一次又一次的鼓励,才让林纾把戏继续演下去,往河北易县跑了11次。

1922年底,溥仪大婚,71岁的林纾特绘四镜屏呈进。溥仪深感其诚,又书“贞不绝俗”匾额赐赠。林大为感激,撰成《御书记》,内云:“呜呼!布衣之荣,至此云极。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曰:‘清处士林纾墓’,示臣之死生,固与吾清相终始也。”而且,就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日期仍然是“宣统十四年三月十五日”。既然是大清帝国的臣子,自然不用中华民国的年号。[3]

从他的《七十自寿诗》可以看到他那遗民的心绪:

 

崇陵九度哭先皇,雪虐风饕梁格庄。

百口人争识越分,一心我止解尊王。

世无信史谁公论,老作孤臣亦国殇。

留得光宣真士气,任他地老与天荒。

 

在这样一群朋友之中,严复能不受影响吗?

他早年那些西化的思想,在这些朋友中不但找不到共鸣,而且常常让他精神上承受不小的压力。有一次,他们一帮朋友聚会,辜鸿铭曾经当面痛斥严复和林纾是大清和孔教的罪人。关于这件事,各种版本说法略有不同,但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一次宴会上,严复、林纾、马其昶等都在,辜鸿铭突然大声说道:“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林纾问他何出此言,辜鸿铭回答说:“自严复译《天演论》出,国人知有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接矣。自林纾译《茶花女》出,学子知有男女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矣。以学说杀天下者非严、林而何?”有的记述中辜鸿铭还说了这样的话:“假若不杀此二人,天下安得太平?”[4]

考察严复的朋友圈不难发现,在那个小环境中,严复前期的思想是没有市场的。严复知道什么先进,什么落后,也知道什么代表着过去,什么代表着未来,但固有的传统即使不占天时,却占地利,而且掌握着人心。改变人心是一个艰巨的工程,道路艰难而漫长,而未改变的一切都表现着顽强的生命力。而且,如果简单地理解进化论,面对这一切也容易产生困惑:既然适者生存是进化的规律,那么,凡能生存的就是适宜的,中国的专制制度和纲常礼教,经受了几千年的淘汰,顽强生存了下来,这是不是可以证明它的“优胜”?

无论在什么地方,群体的力量总是大的。脱离群体需要力量,也需要勇气。孤独的先行者也许有独自走一段的勇气和力量,但在疲惫而胆怯之时,也可能双腿抖抖地回到群体中。在这一点上,严复也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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