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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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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曹务堂:我所认识的陶愚川  

2010-10-07 20:16:00|  分类: 转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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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收到我的母校曲阜师范大学曹务堂先生的一封电子邮件,心中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联系了,而曹先生是我尊敬的一位师长,他的太太刘翠兰老师是我的亲老师,我的大学英语始终是她教的(说到这里,我很惭愧,我的英语没有学好,真是愧对老师)。曹老师寄来他的一篇大作,是写陶愚川的。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想起了陶愚川》,发表在南京的《大众文学》上,当年的随笔年选也选了进去。但与曹先生的文章相比,我的文章多是道听途说,没有多少第一手材料。而曹先生却是与陶先生有过来往的。所以,关于陶愚川先生房间里的情况等具体细节,是一般人写不出来的。关于陶先生在文革中的遭遇,曹先生的文章也提供了一些第一手材料。

因此,我把文章贴在这里与网友们共享。如果哪家报刊愿意发表,请与曹先生联系。

 

我所认识的陶愚川先生

 

曹务堂

 

201079《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刘健的文章——“现在高校还能容下‘怪教授’吗?”(下称“刘文”)。文章发表后,立刻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后,(据我有限的了解)《每周文摘》(831)、《报刊文摘》(93)分别以“高校里的‘怪教授’”和“‘怪教授’:高校曾经的多元色彩”为题予以转载。另外,《博客天下》(16期)和我校校报(97)也对该文进行了转载。文章以新颖的视角向读者诠释了我校陶愚川、庄上峰、包备五和李毅夫四位教授的另类人生,让人读来耳目一新,感慨良多。我与这四位先生均有接触,也曾经走近过他们的生活。在此,我愿意以拙笔介绍一下我所认识的陶愚川先生。

19637月我从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前身)外文系毕业,被分配到曲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大学前身)教书。当时陶先生也在外文系任教。先生当年51岁,中等身材,戴一副近视眼镜,头发有点灰白,说话带着浓重的绍兴口音,但他看起来身板硬朗,精神矍铄。我注意到陶先生走路时总是目不斜视,而且是靠路边走(而那时路上罕见行人,更没有车辆)。另外,即使是下课或教研室开完讨论会后,先生也总是溜着墙根匆匆离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态令先生有如此的举动,我至今都答案难寻。 

正如“刘文”所说“陶愚川……大概三天都不说一句话……路遇的师生都恭而敬之地看着他,也没人敢冒昧地上前搭话。”笔者也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情况下第一次与陶先生打招呼的,只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跟他打招呼时,先生一脸的惊恐,好像被什么刺了一下似的。(可能是因为从来没人跟他打过招呼,而他也没有想到我会跟他打招呼。)后来渐渐地熟悉了,我们见面时也总是聊上几句。而每次见面,先生都彬彬有礼,笑容满面。记得有一次我用英语问他:“Do you walk every day?”(你每天都散步吗?)他笑着用英语回答:“Sure!”(当然喽!)。当时我感到先生的用词十分新颖,不愧是留美学者。因为当时我只知道“sure”可以用作形容词,而不知道它还能被用作副词。

   通过30多年的接触和观察,我认为先生在人格修养方面已达到了很少人能够企及的高度。

“他是全校工资最高的教师,但他每月除留下几十元生活费以外,其余全部上缴给校党委。书出版后的四五千块钱稿费,他也交给了校党委。”(引自“刘文”)然而他自己却过着极其清贫甚至寒酸的生活。几十年中,我几乎没有见先生穿过一件新衣服。他夏天穿一件几乎变灰了的白布褂子,脚穿一双有时露出脚趾的普通布鞋;(先生虽然留学过美国和日本,供职过国民党教育部,也任职过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教育系主任和中山大学教授,但我从来没见他穿过皮鞋。)春秋天始终穿他那件“灰不溜秋的”干部服,冬天则是一件十分单薄的破棉袄,一双破棉鞋,且不穿袜子。先生宿舍(原附中大礼堂东侧排房一个单身教工住的小房间)的简陋条件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不知为什么,据说他从不让人进入他的宿舍。如果有人找他,他只把门开一条小缝,说完话立刻把门关上。记得1973年深秋的一个上午我去他宿舍请教问题,听到敲门声,他照例问了一句“哪一位?”我自报家门后,他把门打开,破天荒地让我进去。进屋后,我仿佛走进了一个神秘而可怕的荒凉世界。因为他从不开门窗,刺鼻的发霉味几乎令人窒息。房间内吊着一个小灯泡,光线十分昏暗。我对他说:“陶老师,你视力不好,为什么不换一个度数大一点的灯泡呢?”他笑了笑说:“为国家节约。”(要知道当时根本就不收电费)我环视一下房间,只见靠西墙有一张床,上面挂着一顶几乎变成灰色的蚊帐,床下堆着破烂不堪的被褥和衣物,西南墙角歪七扭八地堆着一摞书,窗户紧紧地关着,上面布满了蜘蛛网,窗户下面是一张小条桌,上面摆放着他唯一的餐具(一个多处掉了瓷的大茶缸)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桌子西端有一小块地方尚还干净,看来是他吃饭的地方,其他桌面皆被尘土覆盖,桌前放着一个方凳。进门后,先生很客气地示意让我坐下。我看了看,实在是无地可坐(因为我不能坐那个凳子,而让先生站着),于是,问完问题后,我便匆匆与先生告别。我真不知道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先生是如何生活的。然而,令人惊喜的是,我从来没有见他生过病。

   不论是备课还是写他那9300万字的《中国教育思想史》,陶先生从来都没有用过一张公家的稿纸(尽管当时学校是给教师发备课纸的);不论是回故乡绍兴写书,还是到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先生从来都是自费。(我敢肯定地说,在先生的心中根本就没有“报销”这一概念)。为了收集写教育史的材料,先生每天都在上衣口袋里装着一个小学生算术演草本和一个铅笔头,以便读报时随时记下材料。有一天我路遇先生从离学校两公里的汽车站回来。我问他:“陶老师,您到汽车站干吗?”他告诉我是到汽车站的报栏看报纸。我甚为不解,便问他:“学校不是有阅报室吗?”他回答说:“那里安静。”我听了一愣,而且至今也不明白当时先生说的“安静”是什么意思。

   陶先生一向谦虚为人,低调处事。他从不现身于张扬的公共场合,所以,我校没有一张他出席任何会议的照片。据说,我校现存的他那张单身头像还是摄影师在远距离“偷”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可能是为了落实统战政策(因为“他的大哥陶百川,是抗战时期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去世前一直在台湾挂名‘总统府国策顾问’”(引自“刘文”)),陶先生被选为山东省第六届政协委员。据说他只去开过一次会,而且在会议中途就提前返回学校了。我没有问过先生为何提前返校,但我认为,其原因是:由于先生长期孤身生活,他无法适应那“八人一桌吃饭,两人同室睡觉”的“会议生活 ”。

   上世纪六十年代,每个星期三下午是教职工政治学习的时间。学习时,大家都围坐在一张大阅览桌周围,可陶先生从来都不坐在阅览桌旁。他总是早早地到阅览室,然后搬一把椅子坐在门后面的墙角里。有时领导也让他往前坐,但他从不为所动,后来领导也只好听之任之了。学习讨论时,大家都热烈发言,但陶先生却从来一言不发。我记得他唯一的一次发言是在“文革”后期的一次讨论会上。他口若悬河,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至于他当时说了些什么,因年代久远,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他的发言给我留下的印象却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思路清晰、谈吐条理、学识渊博、记忆惊人。

    陶先生终身没娶,又不会做饭,吃饭全靠食堂。即使在他回绍兴老家写教育史时,行前他也向领导询问家乡的公社是否有食堂,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才启程。到了晚年,我看先生体质日渐衰退,牙齿脱落,走路也有点摇晃(有一次打饭时还摔了一跤)。对一位老人来说,食堂的饭菜毕竟不太合口味。有一次我劝他:“陶老师,您怎么不买点鸡蛋煮煮吃?”他惊奇地看了我一眼,继而露出一丝无奈的微笑,不解地问道:“鸡蛋怎么煮?”是啊,对他来说,“煮鸡蛋”可能比上天还难。于是我马上意识到自己问了他一个十分愚蠢的问题。为了照顾他,后来领导也曾试图给他请个保姆,却被他断然拒绝,理由是他从不愿麻烦别人。

   “文革”一开始,陶先生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像他这样的家庭背景和身份(有海外关系,本人又是“反动学术权威”),当时的外文系打一个“牛鬼蛇神”也是他。大字报铺天盖地,游街批斗日夜进行,然后关进“牛棚”劳动改造。不知当时的“领导”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把最脏的活(管理大粪)派给了他一个人。只见他每天肩扛铁锨,手拿三齿钩,准时到大粪场“上下班”。他的任务就是把大粪摊开晒干,然后砸碎堆起来,以备学校种菜使用。我看他十分“忠于职守”,有人没人一个样。即使夏天烈日高照,他也不戴草帽,不喝水(他根本就没有暖水瓶),累了就坐在大粪旁边休息,可能他认为那就是他的岗位,他必须坚守。

   实际上,对陶先生的迫害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就已经开始了。当时陶老师在教语法(Grammar)(注:“文革”中陶先生曾编过一厚本语法讲义交给了当时的系领导,却被当作废纸扔在一边,后来也下落不明)。先生的渊博知识和流利纯正的英语令学生十分崇拜,甚至有的学生还模仿先生的走路风度。就因此,在外文系莫名其妙地搞出了一个什么“Grammar 委员会”反革命小集团,硬说陶先生是后台,对他和几个学生进行无休止地批斗。陶先生从不跟外界接触,何来“后台”之罪?然而,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时代,在某些人的眼里,阶级斗争时时有,阶级敌人处处在。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正如“刘文”所说:“这些‘怪教授’们,如果不是在大学校园,社会上还有哪儿能够让他们容身?而如果一所大学连一个‘怪教授’都留不住,容不下,全是些‘正常人’,又将是多么寂寞,多么俗不可耐!”因此,刘健先生向世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现在高校还能容下‘怪教授’吗?”这是一个多么发人深思而又耐人寻味的问题!

虽然陶先生已作古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他那高尚的人格将影响我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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