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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清末立宪中的一个问题  

2011-04-23 22:18:00|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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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立宪中的一个问题

 

李新宇

 

    立宪,是清末改革的最后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因为它进行的是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对一个有几千年传统的君主专制国家来说,政治层面的改革,最后必然要归结到国体问题。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国体,最后的攻守也集中在是否改变国体。

    所谓改变国体,也就是改变国家的性质,改变国家的归属。所谓立宪,事实上包含了改变国体这个极为关键而又极为敏感的问题。

    从道理上讲,实行立宪之前,关于国体变更的道理是应该预先讲明的。无论皇室还是百姓,无论满人还是汉人,都应该明白国家归属的历史现状和理想未来,清楚这样几个层面的问题:一、这个国家现在是谁的,主权在谁手里?二、它应该是谁的,主权如何转移?国家是谁的?主权在谁手里?只有明白了这一点,人们才知道自己在这个国家的地位,从而决定对国家的态度,包括是应该“补天”还是“翻天”。同时,也只有这一点明确之后,人们才知道自己是否有权对国家进行改革。否则,如果国家是别人的,你有什么权利来三道四呢?或者,你尽可以说三道四,但人家愿意听的时候就听,不愿意听的时候就不听,如果烦了,还可以让你闭上嘴。道理众所周知:管别人家的闲事,是可以被容忍也可以不被容忍的。清末的立宪派,虽然在那里大喊立宪,要求开国会,但在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明确自己到底有没有这种权利。因为国家主权属于谁这个基本前提尚未明确。

    在这一点上,立宪派显然不如革命派。革命派知道大清帝国不是自己的国家,所以要以革命的方式夺回国家,把“帝国”变成“民国”,然后再去爱它、建设它。而立宪派却悬置了这一问题,一厢情愿地把大清帝国当成了自己的国家。但是,一厢情愿是不解决问题的。大清帝国虽然没有宪法,但根据两千多年的传统法理,大清国就是满人的,更具体地说,是爱新觉罗家的。因为天下是人家打下来的,打天下,坐天下,江山社稷、国家主权,自然属于人家。

    在这种情况下,要实行立宪,就需要向朝廷说明白:这个国家不是你满洲贵族的,虽然你们当初把它抢到手,并且已经占有二百多年,但现在应该交出来。至于为什么需要交出来,一些道理也是必须讲的。这道理的关键之一就是现代国家与几千年旧国家的不同法理。过去,谁的拳头硬谁就可以建国,“家天下”是天经地义的;现在,国家应该是全体国民的,任何人都不应该不经过百姓授权就行使国家权力。从道理上讲,他们应该坦诚地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尊敬的摄政王和太后陛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把国家主权还给人民?……然而,立宪派却从来没有把这些话摆到台面上,公开说明白。

    事实上,革命派的理论是不应回避的。根据革命派的理论,革命的要点有二:一是民族主义的,推倒满清统治,让汉人和其他民族也获得国家主权;二是民权主义的,结束专制帝制,让百姓也获得国家主权。当然,对于立宪派而言,以民族主义的理由要求清廷立宪是很难想象的,但以民权主义的理由要求立宪却名正言顺。立宪派应该让清皇室明白,即使入关屠杀等历史旧账不算,也不能继续把持国家,因为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没有谁可以不经过被统治者同意就可以统治百姓;也没有谁可以不跟纳税人商量就可以征税;国家主权不能只属于皇室,也不能只属于满蒙贵族,而是必须交还全体国民。

    如果跟清廷把这一切讲明,他们首肯了,或默认了,才可以与之讨论立宪问题。否则,国家还是人家的国家,主权还在人家手里,而且被认为天经地义,与虎谋皮,说剥就剥,自然行不通。

遗憾的是,立宪派却一直含糊其辞。

    当然,从维新运动,到立宪运动,学者、思想家们已经说了不少,但谁能保证皇帝、太后都看到了呢?而且,那些学说大都被张之洞在《劝学篇》里批驳过,而《劝学篇》是由朝廷批转全国以正视听的。新政开始之后,立宪派的那些领袖们却从来没有以奏折的形式宣讲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实行立宪,要求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这种做法显得有点不够光明正大。

    这样说大概并不冤枉立宪派。因为事实非常明显,在预备立宪的过程中,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皇室的其他成员,似乎都没弄明白什么是立宪,没明白立宪的关键之所在。而立宪派则似乎是连哄带骗,像对付小孩子一样糊弄他们。

    1901年,清廷被迫实行新政,但他们的所谓新政,无论是改革官制、改革军制,还是改革学制,从主观动机考察,都像当年的洋务运动一样,旨在巩固君主专制下的帝国统治,使大清的江山社稷千秋永固,而从未考虑过改变国家的性质、把主权归还全体国民。

    到了立宪的呼声响起,慈禧太后拿不准立宪是好还是不好,所以派五大臣到海外考察。可是,杨度、梁启超等人参与制作的那份报告显然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只说立宪对大清帝国的好处,却回避了关键问题:把江山交出来,使国家不再属于皇家,使皇帝和太后都无法再为所欲为。当时的慈禧太后并不知道,她若想再造一个颐和园,就需要征得纳税人同意,需要议会批准,那是很难的。五大臣中的端方是位比较清醒的能臣,但在回答慈禧的问题时,只说立宪可保皇位世袭罔替,不必再担心别人来抢,却没有说明为什么。端方应该知道立宪是怎么回事,但他也用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来糊弄太后。是的,只要立宪,就不会再有人来抢皇位,可是,为什么不再有人来抢?他却没有告诉太后。如果国家仍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子女玉帛都是皇家的,怎么会没人来抢?

    清帝国的臣民中不是没有明白人。那些积极鼓吹立宪、推动立宪者,大多心里明白。正因为明白,他们才奋起而力争。可是,大家都不与皇家说,尤其不说与皇家争权这个敏感问题。

    他们之所以如此,当然可以理解:为了迅速顺利地立宪。无论皇室明白还是不明白,只要能立宪,关键一步就迈出去了。而且,也许他们不明白更好,因为如果明白了,就未必愿意立宪了。正因为这样,他们在关键问题上一直含含糊糊,糊弄慈禧,糊弄皇室,一心哄着他们走立宪之路,只说立宪的好处,就是不说要让人家把国家交出来。

    可是,在预备立宪的过程中,尤其是经过1910年的三次请愿和资政院成立后的作为,最糊涂的皇室成员也终于明白:原来立宪就是皇权旁落。虽然没有退路,但不愿放弃江山社稷的满清贵族是决不愿意往前走的。为了保卫手中的权力,他们想了各种办法。比如,国会的组成,议员一半民选,一半钦定,而且议长是钦定的。想得很周到,而且很会算账。不是要通过议会来限制皇权吗?议员一半是钦定的,而且议长是钦定的,民选的一半主宰不了议会,这议会就仍然是皇家说了算。清廷没有想到,在议会中,钦定议员并未起决定作用,一是他们远不如民选议员有活力、有能量、有责任心,二是一些议员虽然是钦定的,却并不事事都顺从皇家的意愿。1910年资政院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就让皇家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一些钦定议员坐在那里无所事事,在争论中无所适从,在起立表决时见大家站起来,不由自主就跟着站起来了。同时,一些钦定议员忘记了自己的来路和责任,听民选议员演说,听到精彩处,情不自禁鼓起掌来,结果就帮了别人的忙,而挖了皇家墙角。

    议会已经难以控制,还有什么办法?还有一个关键是责任内阁。立宪之后,行政权力在内阁。那么,要抓住权力,就要抓住内阁。所以就有了“皇族内阁”。这一切,都证明清廷不愿放弃权力。

    从光绪皇帝到一些王公大臣,都读过一些西方现代政治著作。但有一点实在令人生疑:他们读懂了吗?如果读懂了,玩弄伎俩,搞“假立宪”以欺国人,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真是活该。如果没有读懂,立宪派不把话说明白,就有点失职了。

    政治改革,应该把一些基本道理讲明白,吞吞吐吐,言不及义,含糊敷衍,自欺欺人,当然不会有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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