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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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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赵歌东《启蒙与革命》  

2011-10-28 21:57:00|  分类: 序跋与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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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赵歌东《启蒙与革命》

 

李新宇 

 

1

    在这个世纪之交,鲁迅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主流作家早就发出“鲁迅能引发地震”的警告;以边缘自居的新生代也要搬掉鲁迅“这块老石头”;适时的学者们研究的是鲁迅的矛盾和困境;而网络上热炒的话题则是鲁迅是不是“最大的汉奸”……与此同时,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迅速减少,尤其那些锋芒锐利的,已被全部删除。这一切,虽然来自方方面面,却很像约好了的联合行动。

    正因为如此,鲁迅早已悄悄被请下神坛,不再享受昔日的香火。与此相伴随的,必然是研究他的人正在逐渐减少。关于这一点,从报刊文章目录可以看到,从博士、硕士论文的选题也可以看到。今日中国有庞大的博士、硕士队伍,但在成千上万的学位论文中,研究鲁迅的已经并不多见。这也是这个时代正在告别鲁迅的一种证明。由于特别的历史原因,我对鲁迅有点亲近感,所以是不愿告别鲁迅的,不赞同以破坏传统罪驱逐鲁迅,也不赞同在鲁迅与胡适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我的这种态度表现于发表的文字之中,也表现于平时的课堂上,一般说来,对学生不能没有丝毫影响。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影响学生的趣味和选择,因为主流文化及其造就的时代趣味毕竟比个人力量大。在我过去20年指导的80多名硕士中,毕业论文选鲁迅研究的只有一个;30多名博士当中,论文做鲁迅研究的,也寥寥无几。当然,也许是因为在我身边,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人们常见的那种对鲁迅的厌恶或恐惧,而是因为鲁迅研究已经是一片被反复挖掘的矿区,是否尚能挖出东西,实在不知道。而且,光是打扫旧作业区的垃圾,就不知要忙活多少年。所以,他们大多对鲁迅敬而远之。

    然而,赵歌东却走向了鲁迅,而且选择鲁迅研究做自己的学位论文。

    选择鲁迅研究,事实上也有一些讨好的课题,无须投入而能获大利,这是只要不特别愚笨就能想到的。而赵歌东的课题却显然不会讨好:启蒙与革命,这两个关键词在当下中国都不招人待见。启蒙之时运不佳已经很久了:30年代不走运,是因为它有碍做“总理纪念周”的效果,不利于党国的步调一致。抗战时期之所以不走运,是因为担心它会有碍于救亡。从50年代到“文革”时期,因为它被划入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是落后或反动的意识形态,推崇暴力革命的无产阶级当然要与之划清界限。所以,鲁迅的启蒙思想就成了他“早期的思想局限”。各类教科书在把鲁迅捧上神坛的同时,都没有忘记指出他的这一“弱点”。进入80年代,随着“回归五四”和“回到鲁迅那里去”的思潮涌动,启蒙似乎要时来运转,甚至出现过名为“新启蒙”的刊物。但众所周知,“新启蒙”这一概念源自30年代中国的新启蒙运动,所以,它与启蒙距离甚远。正因为这样,80年代虽然有人喊过一些启蒙口号,而真正能把握启蒙真谛的,举国上下并没有多少人,而且转瞬即逝了。但即使如此,罪过也在不赦之列,所以后来要借用后现代和法兰克福学派之类种种新的装备,消除它所导致的后果,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一时间,批判启蒙理性与反思现代性一起成为适时的潮流。于是,人们以或新或旧的武器装备起来,一齐向启蒙、现代性、知识分子等有碍中国传统的东西发起猛攻。彻底扫荡当然并不容易,而这些词语却已经被涂抹得面目全非。

    至于革命,更无需多说,时代变了,现实的中心任务变了,它自然在“告别”之列。

    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歌东的选择是知难而进,而且似乎没准备躲避风雨。鲁迅研究本来就很难做成象牙塔里的学问,而这样的选题更无法回避当下的时代,无法回避当下社会各种思想矛盾和冲突。

    赵歌东为人厚道,表面上厚而朴(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骨子里是一个浪漫诗人),为文也温柔敦厚。但是,他有敏锐的发现力和钻透力,常能一眼看透深处的问题。他对学问与对艺术一样,是虔诚的。他不愿挑起事端,但学者的庄严感使他并不回避思想和学术上的问题。

 

2

    歌东对鲁迅研究的关注是很早的,大概从80年代中期他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开始了。但他只是看,并不多发表议论,也未发表文章。十多年前,他开始写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因为他觉得鲁迅研究界已经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

    记得他写过《“走向鲁迅”的尴尬》,《被误读的先驱性》等几篇论文,发表在《文艺争鸣》等报刊上。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当时颇为流行的“历史中间物”这一论题的看法。是的,在发展的过程中,在进化的阶梯上,任何新事物最终都是“中间物”。但是,除了作为自己嘴里的谦词,这话还需要说吗?既然说,自然有言说的功用。“中间物”论题的提出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功用,那就是使先驱失掉意义,使鲁迅的精神遗产不再先进,因而不再需要珍惜。其实,这正是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成仿吾、钱杏邨等人想说的话。他们指出阿Q时代已经死去,强调鲁迅已经过时,并没有否定鲁迅曾有的历史意义,只是不承认他还有现实意义。也就是说,如果把鲁迅放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他对中国社会的描绘也罢,对阿Q灵魂的揭示也罢,都是有意义的,但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了,鲁迅的思想已经过时。于是,鲁迅不过是历史的中间物而已。那一年,鲁迅47岁,在此之前,他是先驱;在此之后,他就成了历史的中间物。50年代的教科书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只是没有使用这个概念,而是强调鲁迅早期思想的“历史局限”。所以,对“中间物”的强调,很容易让人感到它是80年代对鲁迅启蒙思想重新肯定而引起的反应,在以新的说法远距离声援钱杏邨、周扬等人关于鲁迅历史地位的认定。

    从鲁迅活着的当年,到鲁迅逝世70多年后的今天,总是有人觉得自己早已超越了鲁迅,而且以更年轻、更进步的自豪姿态俯视鲁迅。这种做法得到了“中间物”论的支持。可惜的是,这种支持是无力的。因为众所周知,虽然一切新事物的最终命运都是历史的中间物,但在某个历史时段之内,甚至是相当长的时段里,一些东西未必成为中间物。在时间的进程中,“新”的东西会不断出现,但需要注意的是,新生的未必是进化的。其中原因不难明白:按照进化的规律,时间坐标上新出现的东西应该比原有的东西更新,也更进化,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因为进化的链子并非单线条,新生的那一环说不定接在哪条链子的哪一环上。打个比方说,如果人类由猿到人的进化成立,那么在一般情况下,小孩子与老人相比,屁股上的猴子尾巴应该更短。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刚刚出生的新生儿恰恰是曾祖父与小丫头所生,尽管他是新生儿,却并不比已经成年的第三代、第四代更进化。历史中间物论者只注意时间链,而常常忽视非单线条状态下的传承谱系,因而常把“新”的、“后”的认作更先进的。

    面对这样的问题,赵歌东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随着先驱者形象在以‘中间物’为取向的民间化语境中隐身,先驱者‘救救孩子’的启蒙之声转换为‘一切皆流’的私人言说,先驱者走出‘铁屋子’的世纪呐喊成为从抽屉里发出的‘一切都是历史中间物’的自言自语,先驱者‘为人生’的精神原创成为个体人生的生命初体验,先驱者‘改良国民性’的启蒙意识成为‘反抗绝望’的自我否弃,先驱者‘立人’思想的宏大叙事结构成为‘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的‘一个人的战争’。21世纪的鲁迅研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历史起点:在一个无处呐喊也无所呐喊的时代,先驱者的呐喊已成为遥远的回声,先驱者上下求索的前驱姿态已成为历史‘过客’越来越模糊的背影,先驱者的先驱性只留下‘逝去逝去’的一声叹息。”为此,他严肃地剖析了鲁迅研究界“中间物现象”的误区,写下了这样的内容:“一方面在哲学上以无命运的‘中间物’意识粉碎先驱者的命运和先驱者的先驱性;一方面在逻辑上确认无命运的‘中间物’意识本身就是先驱者的命运和先驱者的先驱性。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悖论:先驱者以其自身的先驱性粉碎自身的先驱者命运,并通过自我粉碎解构一切先驱者的姿态和先驱者的先驱性。这里,‘中间物现象’的理论误区在于对先驱者的先驱性的历史性误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误读是深刻的,因而也是致命的。”

    在这样一系列思考的基础上,歌东的研究获得了一个很高的起点。

 

3

    关于赵歌东的研究,我还想指出这样几点:

    首先是他丰厚的学识避免了像一般年轻学者那样摇摆,也避免了被时髦的潮流裹挟而去。

    末流学者之所以不能成为优秀学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被时代流行的理论和术语所驾驭。时代流行什么书,就去读什么书;时代流行什么理论,就去套用什么理论;流行词汇不等弄明白,就赶忙拿来运用;这是我们常见的。有时候,始作俑者不过是因为汉语基础太差,外文又没消化好,所以无力把话说明白,不得不绕来绕去兜圈子,用了许多理论术语,最终表达的不过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道理,有时还因为绕圈子太多而加错了数字。然而,在一个贫乏的国度,这也会成为时髦。因为那不太明白的术语和半通不通的句子堆砌,也常常显得更玄奥。

    这种盲目追风的行列中没有赵歌东。他从不追风,而是扎扎实实地读他的书,思考他的问题。他常有一些不同流俗的见解,原因主要就在于他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资源不是来自当前学界的时髦,而是扎根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积累的那些经过反复淘汰和检验的经典。在我见到的年轻学者中,没有哪一个比赵歌东读过更多的“汉译名著”,我说的是商务印书馆的那个书系。无论是黄皮的、绿皮的还是桔红皮的,在他的书架上都有长长的一排。一个人一旦占有了从文艺复兴以来主要思想资源,熟知从洛克到思想启蒙运动领袖们,再到杜威、罗素、哈耶克、亨廷顿等组成的思想家阵列,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的基点,当然与视野中只有法兰克福或者萨伊德、杰姆逊等人大不相同。无论在这本书中体现得如何,赵歌东凭借他思想资源方面的优势,都必然要高于国内那些追赶时髦而看不懂人类思想流变地形图的著名学者们。

    我想到了船的形象。无论在江上还是在海上,随风漂泊并不断摇晃的船都是舱里没货。装满贵重货物的船只一般不会随风漂泊。

    因为对于人类文明走过的道路的了解,赵歌东避免了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都无法避免的思想混乱和迷惑。在种种力量作用之下学界纷纷声称现代性难以把握之际,歌东却清楚地知道,现代性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操作的文化符号。“现代性的历史以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为背景,体现了人类文明对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基本要求和价值取向。历史的现代性表现为西方现代性追求和现代化扩张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全球化的过程。中国现代化是全球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体现为物质变革、制度变革、思想变革三个不同的历史层面。”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致力的,正是它的第三个层面——思想文化变革。而“鲁迅创作的现代性追求是一个以‘立人’为核心,以人的解放为终极目标的现代化思想体系。”正因为这样,他的现代性追求集中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选择,确立了新文学的个人本位。

    其次,对中国20世纪历史的深入理解和把握,使得他面对五四、面对鲁迅、面对当下的鲁迅研究,能够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历史进程常常出现断裂,断裂处则常被油漆或积尘覆盖。人们在遮蔽或改写过的历史叙事中长大,在认识事物时,往往缺少一个必要的历史知识结构。所以,事物的面目常常模糊不清,重写,再研究,也往往仍然不清。即使是一些善于思考的青年,也常常因为借用的历史知识本身的问题,而不可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在这一点上,赵歌东的优势也是明显的。他不是那种急功近利写文章的人,长期读书,却并不急于写作和发表,甚至有足够的时间去写诗歌和小说。他用一个指头敲键盘打字,显然无意追求速度;只是悠闲地读书,悠闲地写笔记,似乎只想做个明白人,而不急于做名人。仔细想来,燃一支烟,于边缘处静静地看着文坛和学界浅薄无知的表演,大概也是很有意思的事。他就这么看着,不多说话。但长期的积累,使他对历史有高于常人的洞察。所以,当他面对现代性这类课题的时候,就不会像人们那样说些糊涂话或混账话,而是能够表达一些清醒的见解。他看到:“鲁迅去世以后,中国文坛因为放逐现代性或反抗现代性而在某种意义上走向传统性和民族性。”因为他知道,“历史地看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是一个连续统一的历史过程,而是一个时断时续的跳跃性过程,同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追求也不是单向推进的,而是存在着追求现代性和反抗现代性的双重性。因此,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追求既不统一也不平衡,中国现代文学新传统的建设屡被搁浅,甚至一度出现倒退现象。”而在这一大背景上,他努力寻找值得珍惜的资源,重要的发现就是鲁迅。鲁迅虽然也会出现脚步错乱,但他的现代性追求毕竟是一个连续的、统一的思想事件,可能被涂抹,却最终无法改写。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才能充分认识本书的意义。

 

4

    当然,就这本书而言,我以为还有许多工作值得做。关于左联五烈士的章节做得很好,好就好在细节上下了功夫。而关于启蒙,关于革命,关于现代性,却没有具体深入地进行梳理和考察。其实,一些事是应该做的,比如鲁迅与革命的关系,从早年加入光复会而没有接受回国从事暗杀活动的任务,到晚年加入左联而拒不参加飞行集会表现,比如鲁迅的革命观,从一贯地支持革命,到“革革革命”的言说,再比如鲁迅的启蒙思想、启蒙之路、启蒙形式(文学的),都做些更为细致的梳理和考察,同时生动呈现出来,本书就会厚实许多,读者也会觉得更有趣味。

本想只写一两页,结果却一口气写了这么多,就此打住,不再耽误读者阅读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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