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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清末的一场民众维权运动  

2012-05-14 21:12:00|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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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运动:一场民众维权运动

 

李新宇

 

毫无疑问,是四川的保路运动,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契机。

是大清帝国的一场“铁路国有化”,为了国家利益而损害民众利益,激发了民众的维权斗争。

过去的历史叙述,常常对此讳莫如深。民国成立之后,因为实行的也是铁路国有政策,所以就把它说成是一场反对清政府卖国的运动。大半个世纪以来,主流历史叙述都把保路运动说成是一场爱国运动,对立面是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其实,保路运动与西方列强虽然并非绝无关系,但究其根本,却是一场民众维权运动。运动中的一些当事人把保卫路权说成爱国,不过是一种策略,旨在取得当政者支持,但在事实上,保路运动冲突的焦点所在,不是民族利益与列强利益,而是清王朝的铁路国有政策在“与民争利”,而持有铁路股权的民众则起而“与国争利”。它意味着中国人维权意识的一次觉醒。

当然,这种觉醒是清末新政的一个结果。如果没有清末新政,如果没有咨议局这样的现代民意机关,如果没有民众对西方现代国家公民权利学说的初步了解,无论国家怎样掠夺,保路维权都是不可能的。

众所周知,清末宪政是在朝廷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进行的,也是在朝廷对宪政并无深知的情况下进行的。不过,在人类社会告别前现代而进入现代的这次文明大转换中,改革是一条不归路。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只要在起点上不能坚守,一旦开始,一切就会不由自主。大清帝国经历了改革官制、改革军制、改革学制等一系列改革之后,根本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1911年春,在各种力量推动和逼迫之下,清廷似乎要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兑现立宪的诺言。作为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撤军机而行内阁。这本是实行宪政的一个步骤,无数人翘首以盼。5月8日,内阁名单公布,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13名内阁大臣中,汉族只有4人,皇族牢牢控制了军政大权。因此,那个内阁被称作“皇族内阁”。

“皇族内阁”成立的第二天,就做了第一件大事: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化。正是这个决策,激起了相关省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 

说到保路运动,事情的来龙去脉需要重新梳理。因为过去以“反对帝国主义”为指归的历史叙述总是有所遮蔽又有所放大。

众所周知,大清帝国本来是坚决反对修铁路的。英美各国的投资者费尽心机,想给大清修铁路,好多年都没有成功。后来一些人终于知道铁路的益处,李鸿章等人苦口婆心要修铁路,铁路终于修了一条,火车也买来了,却闹出了火车头有违中国传统,所以不准发动的笑话。没办法,李鸿章只有套上骡马拉火车。那曾经是举世瞩目的中华奇观,上过许多国家的报纸。

但在后来,统治者似乎终于明白了铁路不只是有害的事物,同时也有用。尤其是庚子事变之后,慈禧太后摇身一变,由维新的镇压者变成了维新的领导者,要大力拿来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可是,修铁路,开矿山,办企业,本国没有力量,怎么办?只好引进外资,引进外国技术。可是,无论慈禧太后还是军机大臣们,面对洋人在自己眼皮底下办学校、办企业、修铁路的现实,心中极不舒服。这不舒服的结果,就是在1903年9月开始允许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各类公司。

这是朝廷的一个重要策略:依靠民间力量抵抗列强的经济侵略。这种基本思路,当然与调动义和团的力量抵抗列强并无不同,但它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因为这意味着国家的某些经济领域对民众的开放。在此之前,这其中的许多领域是只能官办而不允许百姓染指的。现在既然开放了,各种公司乘机纷纷成立,各省的铁路公司也陆续办了起来,商办铁路开始兴建。

四川的商办铁路就是那时开始的。1903年,新上任的四川总督锡良在百姓的强烈要求之下,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

随着各省铁路公司的成立,收回路权又成为当务之急,因为在此之前,一些铁路是已经与外国签约、答应由外国人修建的。因为担心路权的丧失,在官方的鼓励和引导之下,一种经济爱国主义迅速勃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大清朝野上下的响亮口号。

川汉铁路是早已交给美国修筑的,为了自办,张之洞花了双倍的价钱,才从美国人手中买了回来。

当年的朝廷为了修铁路也算是费尽心机。国家要独立自主,就要自力更生修铁路,没有资金,唯一的办法就是“取之于民”。从《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可见,川汉铁路公司由川省绅民筹集股份,不招外股,不借外债,并且不准将股份售给外国人。股份以库平银五十两为一股,凡以各种形式投资入股者,均发给公司的股票,但如果入股不够五十两,就只能记账积攒,到满五十两才给股票。股份的来源主要是四种:一、认购之股,简称商股,即由投资者直接出钱投资的股。二、官本之股,简称官股,即由政府拨款而来的股金。三、抽租之股,简称租股,是摊派在全省农户头上的股份。四、公利之股,是以铁路公司的名义经营其他项目获得的收入。所有股票均按年利率4%付利息。在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种股票,它使广大农民都成了铁路的股东。据《四川保路运动史》所载,截止到1910年底,公司收入股金1198万两,其中官股只有23万两,商股只有245万两,租股928万两,占总股本的76%。因此,铁路国有化涉及的就不只是少数商人的利益,而是涉及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

当然,面对这份章程,可以看到专制帝国在转型初期必然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川汉铁路公司股本中的租股在法律上属于出资的农民,但实际上却是由各级官府或其建构的组织收取的,没有官府参与其中,资金就收不上来。所以,买股票名为自愿,实为强行摊派,被迫做铁路股东,增加了农民负担。所以百姓不能没有怨言。这种情况反映到朝廷,使摄政王和相关大臣认定铁路收归国有是为百姓减负,百姓应该欢迎。正因为这样,当四川爆发反抗事件的时候,北京有点不相信,怀疑是地方官为了地方利益而向朝廷施加压力。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向全体农民摊派,集资也仍然太慢,与让洋人修筑相比,效率实在太低了。事实证明,与外国人签个合同,贷一笔款,然后无须费心,铁路就修好了。而商办铁路,却成了马拉松,终日拉股集资,铁路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修成。这就使朝廷对商办铁路失掉了信心,产生了收归国有、由国家贷款投资的新思路。

所以,从道理上说,铁路收归国有,未尝不是好事,民间集资筑路,也确有不妥之处。盛宣怀是经济专家,经营铁路多年,他的想法自有道理。但这位新上任的邮传部长,却没有想到问题的复杂性,在不适宜的时候做了一件不得人心的事,最终把大清送上了末路。

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1911年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集会。接着又举行了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的示威,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在湖南的带动下,广东也行动起来,6月10日,广东粤汉铁路股东召开万人大会,一致抗议“铁路国有”,提出“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并致电湖南、湖北、四川各省:“铁路国有,失信天下。粤路于十日议决,一致反对。”

朝廷关于“铁路国有”的具体办法并不统一,对湖广比较宽厚,对民间资本的处理是退钱或换成股票,但对于四川却不是这样。因为四川铁路未修多少,支出却已不少,而且公司账目不清。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四川的集资不愿如数退还。这就使得四川的保路运动尤其激烈。

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会上,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相继演说。尤其是罗纶,登坛之后,向与会者深深一揖,开口没说几句,就放声大哭。会场顿时一片号啕之声,连在场的警察也在落泪。据相关记载,哭声长达二十多分钟。然后,罗纶一拳砸在桌上,大声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台下一片欢呼。保路同志会就此成立,选举会长蒲殿俊,副会长罗纶。

大会临时动议,与会全体到总督衙门向王人文请愿,要求向朝廷代奏。王人文对群众表示同情,马上致电内阁报告情况。19日,王人文再次上奏:“成都各团体集铁路公司大会,到者一千余人,讨论合同及于国家铁路存亡之关系,一时哭声震天,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臣饬巡警道派兵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纷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同时,他上疏严参盛宣怀,要求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并请将自己“治以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他还把罗纶等2400余人签注批驳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的原件及公呈人全体姓名上奏。然而,摄政王没有治盛宣怀的罪,却将王人文革职。

社会矛盾激化,正是革命党人所盼望的。这时,四川同盟会会员龙鸣剑与王天杰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8月4日,他们邀请各地哥老会首领在资州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为此,他们还把“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 

朝廷对保路风潮十分恼火,命新上任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严厉镇压。9月7日,赵尔丰诱捕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消息传开,数万群众到督署请愿,要求放人。赵尔丰命军警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另有一些人被践踏而死,其中年纪最大的73岁,最小的只有15岁。事后,死难者统统被诬为“乱党”。

当晚,革命党人制作木板数百块,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投入江中。这些被称作“水电报”的木板顺流而下,把消息传遍川南、川东。各地保路同志会闻讯纷纷行动,以哥老会为主的同志军于次日即开始进攻成都。几天之后,逼近成都的起义军已达十几万人,最后发展到20多万人。赵尔丰顾此失彼,狼狈不堪。

四川告急,朝廷调武汉新军入川镇压。端方率军上路不久,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之亡,亡于与民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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