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学者庄园

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拥有三样东西:一报一刊一大学。

 
 
 

日志

 
 

再谈我的“书斋心事”  

2012-05-25 21:39:00|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再谈我的“书斋心事”

 

李新宇

 

    进入新世纪之后的这十多年,我做了些什么?外人看来,也许做事不少;我自己的感觉,仍然心事浩茫。

    说来惭愧:我仍然不能专心致志,而且离本来的专业越来越远。

    我的心态大概比同龄人老一些。“跨世纪”那年,我45岁。这个年纪,在许多人那里正是朝气蓬勃、大展宏图的时候,而我却开始考虑养老,而且老是忘不了“人过四十天过午”这句话。我想,根据家族中历代先人的寿命,只要平平安安,我也许能活90岁,但即使那样,45岁也到了生命抛物线的顶点。如果人的一辈子是在下一盘棋,到了这时,就不宜继续飞子布局,而是应该考虑做活、收官。

    生于这样的年代,该做的事很多,能做的事却有限。以个人的生命长度和力度,能够做成的事更没有多少。年轻时总有许多计划,但那真是好高骛远,有许多是注定达不到的。就在20世纪结束之际,我进行了一系列清点,也为自己算了一笔帐:已经开始的工作,如果全部完成,至少需要再活200年!这使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必需收缩战线。不但不能继续拓展,而且进行中的事也要筛选,可做可不做的不再做,别人能做而且愿做的不再做,只做那些该做而别人不愿做的。可是,许多该做的事,却一直少有人做。

    众所周知,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的学术环境再次发生了变化。国家富了,政府有了足够的钱。有了钱,不仅可以造航母,可以“高薪养廉”,还可以“扶持学术”。有人说:几块骨头就可以引领一群饿狗。从贫困中走来的中国学者、教授们,我们有几个不是饿狗?当津贴的数额有了千元、万元、数十万元的差别时,当文史研究普通项目的立项经费也到了十几万、几十万时,当评教授、当博导主要不是看成果而是看项目经费时,谁能拒绝它的诱惑?众所周知,好处不是白得的,想获取就要遵守规范,就要把有关部门制订的评价标准作为自己的目标。无论什么时候,与饭碗有关的力量总是大的。体制内的学者,只要还想晋升,只要还想得到更多,就不能不理睬那些评价标准,比如刊物的权威与非权威、核心与非核心之别,比如评奖,比如立项,比如各种荣誉和头衔。国家的钱不会白花,自然是大有成效,所以学术出现了新的跃进景观,成果数字直线上升,学者们进入空前的奔忙状态。这时候,谁再独坐书斋去做政府规划之外的自选课题,显然是傻透了。

    然而,我却无法改弦易辙,不能去加入时代的大合唱。所以,我做好了提前退休的准备,想拿自己做试验,看看环境的弹性,也看看自己是否有力量坚持。感谢单位领导,他们没用那些硬性标准敲掉我的饭碗;感谢同事们,他们没有因为我的欠缺而羞于与我为伍。否则,我大概是连博士生也没有资格招收的。

    抵抗各种诱惑,是为了专心致志,集中力量做点事。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前面说过,这事1990年就开始了,最初拟定的书名是《风雨一百年》,开篇从1898年写起,截止到1998年。动笔时觉得时间很宽裕:8年时间,还写不完一本书吗?但在1998年到来的时候,我却真的没有写完,而且改变了计划。因为恰恰是在1998年前后,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分化和演变,值得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宜到此画上句号,于是就想继续写下去,扩展到新世纪。同时,篇幅也越来越大,由原来的1卷本变成4卷本。后来又发现前后篇幅严重失衡:前面的篇幅较小,后面的篇幅越来越大。于是回头调整补充,4卷又成了6卷,迟迟不能完稿。

    有出版界的朋友建议我先把前3卷出版,我却总想与后3卷一并完成。我也知道,如果一定坚持6卷同时出版,出版的时间是无法预计的。

    如果能够目不斜视地往前走,进度也许快一些,但我的毛病仍然无法改掉,常常被某个问题吸引而走向另外的工作。比如,要写中国知识分子在1912年至1928年的情况,就不得不关注民国初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就钻进了五色旗下那段历史。那是一段被后来的教科书涂抹得一团灰暗的历史,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习惯于称之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而当时的政府也被称之为“北洋军阀政府”。可是,只要不带政治门户之见,客观地面对它,就不得不承认,那个时期,是结束帝制创建共和的伟大时期,而所谓“北洋军阀政府”,恰恰是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民主共和国的合法政府。千辛万苦结束了专制帝制,创建了民主共和,中国从“帝国”变成了“民国”,但这个“民国”却只存活了十几年,最后终于夭折,取代它的是国民党人创建的党国,国号没有变,但国旗变了,国体事实上也变了。从家天下的帝国,到民天下的民国,再到党天下的党国,这条道路意味着什么?面对这样的历史,叫人无法不叹息。我在电脑里敲下了这样一段话:

 

    1912年,历史悠久的专制帝国轰然倒塌,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值得国人为之骄傲和自豪。然而,她是一个早产儿,历史没有为她准备下足够的条件:专制帝国不可能为现代国家准备下合格的国家公务员,也不可能准备下合格的公民。但是,这个营养不良的早产儿也曾显示过蓬勃生机和灿烂笑容,如果养护得当,未必是养不活的。不是没有人努力,包括蔡锷,包括陈独秀,都曾试图保卫共和,可惜的是,“民国”最后还是被“党国”取代了。民主宪政,曾经出现在地平线上,我们却与它擦肩而过。

    我们在哪里错过了她?我们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人、舆论界,都做了些什么?历史已经过去,责任无法追究,但功过得失不应是一笔糊涂账,应该总结的,是这个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写下这段话,我知道自己又要节外生枝写一本新书了。我为它拟定的书名是《1912-1927:摇篮里的共和国》。为了它,我花费了几年时间,却至今仍然没有定稿。

    当然,节外生枝的得失并不容易估算。着力研究的成果难以问世,下脚料构成的副产品就成了聊胜于无的“成果”。《盗火者严复》、《大梦谁先觉》、《帝国的黄昏》几本书,其实都是副产品。如果没有这几本书和十几年前的旧讲稿印成的《突围与蜕变》等,我这几年就真的没什么成果了。没有研究成果,还怎么混下去?

    在此期间,计划之外的事还做了几件:一是应夏中义兄之约,与丁东、谢泳、王彬彬、邵建等朋友一起编了《大学人文读本》。之所以放下手中的事而去编那套书,除了友情因素之外,还因为它本身对我的诱惑力。那是我一直想做而没有能力做的,有了夏中义兄的筹划,有了诸位友人的参与,这事终于可以做了。编一套读本,看上去工作量并不大,但那两年中,我几乎是全部投入,思考的问题也是中国大学教育的缺失以及各种病态。二是应北京大学历史人物研究中心之邀,与周海婴先生一起主编《鲁迅大全集》。对于编全集,我的兴趣本来不大,但能够重编鲁迅的作品,重写注释,无论后果如何,这机会不可多得。于是,我知道它的难处,却欣然答应,与许多朋友一起忙活了几年。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前四部分是10年前应友人之约写的,原题为《二十年书斋心事》,曾在《粤海风》发表。现在续写最后一节,题目改为《三十年书斋心事》。

 

  评论这张
 
阅读(137)|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