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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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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1915:袁世凯与蔡锷  

2012-08-20 23:28:00|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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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袁世凯与蔡锷

 

李新宇

 

蔡锷与袁世凯分道扬镳,是因为袁世凯恢复帝制。

蔡锷一直维护袁世凯,但到1915年,帝制运动兴起,他不维护了。由此可见,他所维护的,从来就不是哪一个人;同样,他所反对的,也不是哪一个人。袁世凯忠于民国,做大总统,蔡锷就维护他;袁世凯背叛民国,要做皇帝,蔡锷就反对他。他反对袁皇帝,而不反对袁总统。

 

1

袁世凯是个聪明人,但像许多领袖人物一样,在到达权力顶峰之后,就容易变得不聪明。袁世凯一生中办得最糟糕、最窝囊的事,就是把“中华民国”变为“中华帝国”,自己不再做“总统”,而做“皇帝”。

对此,过去流行的说法是:袁世凯利令智昏,一心要复辟帝制当皇帝。其实,这种说法是把袁世凯向坏处想、向坏处说的结果。袁世凯与国民党中的“暴烈派”严重对立,而后来恰恰是这一派夺取政权建立了党国。如此一来,官方的历史叙述在神化孙中山的同时,对袁世凯就不再客观公正。又因为袁世凯恢复帝制大失人心,所以这事做得很顺利。直到今天,一般的历史书都不假思索地这样重复。

袁世凯是不是一心要复辟帝制当皇帝?面对历史事实,就很容易看到,袁世凯没有那种坚定立场,也没有那么执著的追求。他事实上很犹豫,长时间拿不定主意。他之所以没有坚决拒绝,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人来说,当皇帝的诱惑太大了,谁不想当?袁世凯想当,也有点不敢当。因为他知道这事的风险,一旦失败,代价太大。何况,即使成功,拥有江山社稷,最后也没有好结果。二是他弄不清恢复帝制是否真得人心。袁世凯不是一意孤行的人,恢复帝制,做皇帝,他都要考虑国情,察看民意,而国情和民意却一时难以把握。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上当受骗错估计,才决定恢复帝制的。

那么,是谁让他上当受骗?首先是他身边的一些人,其次是所谓“国情”和“民意”。

恢复帝制做皇帝,袁世凯一会儿觉得可以,如果中国真的必需有皇帝,他也有舍我其谁的自信。于是,一个神态,下面的人就自以为心领神会,鼓吹去了。但一觉醒来,他又觉得这皇帝万万当不得,于是赶紧拉刹车。在恢复帝制的过程中,袁世凯多次刹车。唐德刚曾说,他“曾于袁大总统的起居注中,按日细计之,老乘客在后座煞车减速,盖不下十余次之多”。比如 96日,参政院已经表决通过,马上要他黄袍加身,他却拒绝,给帝制派泼了一头冷水。过去,我们的历史叙述总是说他装样子,就连老部下冯国璋也因此对他极为不满。因为帝制运动之初,冯国璋就曾直接问他是否真要做皇帝。他因此而对冯国璋大发其火,然后对冯说:“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承继大业?你尽管放心。”(张国淦:《洪宪遗闻》,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36页。)但到最后,袁世凯竟然决定称帝。冯国璋就认为老袁耍了他,因而一肚子不满。其实,袁世凯并没有存心耍他,当时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只是他后来的想法变了。

皇帝,袁世凯想当又怕当;怕当又觉得义不容辞。所谓义不容辞,并不只是为了追随者和拥戴者,而是包括对国家的责任:如果这个国家的确不能没皇帝,自己就是不当,就太不负责任了。

在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身边的人使劲推了他一把,他就刹不住车,滑到历史的泥坑里去了。

在推他的人中,有他的美国顾问,也有他的下属,但最关键的是三个:一个是杨度;一个是梁士诒;还有一个就是他的长子袁克定。

杨度有才,也有学问,而且有独门绝学。可惜他生不逢时,绝学没有用武之地,理想无法实现。关于这绝学,人们一般不讲,但很重要,因为它是中国最大的学问“帝王之学”——专门教人做皇帝的学问。这种学问到了清末,得衣钵者是王闿运,最后一代传人就是杨度。

人有绝活儿,就想派上用场。何况,只要成功,就是帝王师。所以,虽然辛亥革命已经发生,帝制已经终结,但杨度并不死心,总想找个有能力的人,辅佐他做皇帝。他第一个看中的就是袁世凯(后来又看中了蒋介石,曾经感叹:蒋中正这么有本事,不做皇帝真可惜!带着对蒋介石的失望,他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这是后话)。而在当时,杨度是一心要袁世凯做皇帝。他利用古德诺的文章大造舆论,自己也写了那篇著名的《君宪救国论》,“筹安会”虽然号称“六君子”,其实是他一人在忙活。有人反对喜欢帝制,他就说“奉命而行”,让人去问袁克定,结果人们就以为是袁世凯的意思,真把袁世凯害苦了。

如果说杨度是恢复帝制的第一推手,紧跟而上的就是梁士诒。一帮人推着袁世凯做皇帝,袁世凯却要遵从民意。梁士诒就成了制造民意的主角。919日,他与人组织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这个联合会一成立,就占据了帝制运动的中心。他们声称:“民国肇建,于今四年,风雨飘摇,不可终日,父老子弟,皆苦共和而望君宪,非一日矣!”[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上海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256页。]在他们的鼓捣下,五花八门的请愿团闻风而起。除商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孔社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等等之外,还出现了了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他们以此向参政院施加压力,又以此影响总统。比如,他们要求参政院顺应请愿团的要求而制定“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强调的是:“国家者,国民全体之国家也。民心之向背,为国体取舍之根本。惟民意既要求从速决定,自当设法特别开议,以顺民意。”[同上]于是,从1025日起,不到三天,各省代表都已选出。1028日开始国体投票,到1128日,各区投票全部结束。1211日参政院查票结果,全国国民代表1993人,主张君主立宪者1993票,竟然既无反对票,也无弃权票。民意就这样造出来了,于是,参政院代表全国国民,于1211日上推戴书。袁世凯仍然没有接受,把推戴书退还,并回答说,他是曾经宣誓忠于共和的,不能违背誓言。(“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或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为此,参政院当天下午又开会,决定第二次推戴。第二次推戴书中有言:“国体已变,民国元首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也。”

面对这出帝制丑剧,梁启超揭露说:“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此次皇帝之产出,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最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梁启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99页。]梁启超的话一针见血,但说一切都是袁世凯一人自导自演,却不够客观。如果没有梁士诒等人的操作,如果有人站出来出来抵制,如果真正的民意能够上达,袁世凯未必不能顺从。

袁克定努力推动帝制,主要不是因为帝制能够救中国,而是私心起了大作用。父亲如果做了皇帝,按照旧规矩,他就可以当太子,将来或许也能做皇帝。当然,这也是推测,而且是往坏处想,很容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袁克定为了让他的父亲称帝,的确什么招儿都用了。据袁世凯的女儿回忆,为了欺骗父亲,克定甚至为父亲印了一份假报。袁世凯爱看《顺天时报》,从中了解社会舆论。袁克定就专门给他印了一份,舆论全是拥护帝制。直到有一天,女儿从街上带回一张报纸,袁世凯见与他看的完全不同,先是大惑不解,后是大惊、大怒,把袁克定叫来痛打一顿,骂他不仅欺父,而且误国。可惜此时已经晚了,一切无法挽回。袁世凯死后,袁克定为此痛不欲生。

所谓“国情”和“民意”,真把袁世凯坑得不浅。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袁世凯想了解民意。可是,不用他去微服私访,民意就上门了,全国官员纷纷进京请愿,要求他做皇帝。有地方大员请最好的匠人做了龙袍,带到北京进献,结果让袁世凯臭骂了一顿,弄得灰头土脸,只好把那精工制作的龙袍送进了戏园子。普通百姓更不用说,连“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都上街了。如此情况之下,大总统还不相信国民盼望他做皇帝吗?

可惜的是,在这片土地上,国情和民意常常很难把握,报纸可以造假,请愿团更是要它有就有,要它无就无。不知袁世凯当时是否能够想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做出了那个愚蠢的决定。真是可悲可叹!

 

2

袁世凯要改变国体,当然想知道一些重量级人物的看法,包括蔡锷的看法。遗憾的是,袁世凯没有明问,蔡锷也没有直说。

在这件事上,他们两个进行的是一场微妙的无言对话,表现都不够坦率和真诚。由此可见,蔡锷与袁世凯的确算不上好朋友。蔡锷与袁世凯,相互关心和尊重,但没有完全走近,关系有点夹生。究其原因,主要在蔡锷一边。

蔡锷进京之后,袁世凯一直努力亲近他,但蔡锷的态度却让袁世凯摸不着头脑。比如,袁世凯给他许多兼职,那是一种特别的关爱,因为一个兼职一份薪水每份大约1000大洋。弄得蔡锷薪水总数竟然高达每月5000。然而,蔡锷却在四五份薪水中选了一份最少的,其余都没要。这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讨好一个人,或拉近一个人,无非两种办法:一是投其所好;二是乘人之危。蔡锷不爱钱,不好色,简直没什么东西可以投其所好。他谨言慎行,不惹事,不犯错,你想在他困难的时候帮助他、庇护他,他不给你机会。面对蔡锷这样的人,袁世凯这个办法很多的人也没了办法。

那个年代,让袁世凯没办法的人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宋教仁,已经死了;另一个就是蔡锷。他的表现,让袁世凯不敢轻视,不能放心,只能尊敬,却不敢贸然亲近。

在帝制运动中,蔡锷同样弄不清袁世凯的内心。弄不清,就不能轻举妄动。中国有句古话,叫“劝赌不劝淫”。之所以不劝,是因为国人聪明,知道那事吸引力太大,拉也拉不回来,就不白费力而讨人嫌。蔡锷不知道袁世凯的真实想法,但他知道做皇帝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所以,他只是看,什么也不说,而且开始沉迷于女色,似乎玩得什么都顾不上了。一些人说蔡锷用这一手迷惑了袁世凯,使之放松了对他的戒备。这有点小看袁世凯。试想,制造假象那点小伎俩,连一般人都骗不了,怎能骗得了袁世凯?何况,蔡锷进京两年多,一直规规矩矩,兢兢业业,为什么一说袁世凯要做皇帝,他就钻进了八大胡同?蔡锷这样的人会玩物丧志?袁世凯未必相信。

不过,他们此时是进行的是一种特殊对话。蔡的意思袁能读懂:你称帝也罢,不称帝也罢,我不关心。可是,蔡锷真不关心吗?袁世凯还是不敢轻信,所以就有了刺探之举。派人监视是很晚的事,更具体地说,是袁克定做的,信息也不只是袁世凯想要的那些。

蔡锷见恢复帝制的列车加速,没有刹车的迹象。这时蔡锷做出一个判断:复辟帝制势在必行。

既然如此,需要的就不是一般的反对,而是强有力的阻击。

谁有能力承担此任?望遍全国,唯有蔡锷或许能做成。英雄豪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应该对自己有准确估计,也应该自信。这时的蔡锷觉得责无旁贷,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命运已经放在了自己的肩上。既然如此,就需要有所准备,就不能暴露自己。

于是,蔡锷开始虚与委蛇。

8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联名通电全国,发表筹组筹安会宣言。第二天蔡锷就到了天津,与梁启超一起在汤觉顿的住处讨论了一夜。蔡锷说:“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饮冰室全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9页。)

此后,蔡锷每隔几天就要到天津找一次梁启超。护国战争胜利之后,蔡锷曾经回忆说:“当去岁秋冬之交,帝焰炙手可热。锷在京师,间数日一诣天津,造先生之庐,咨受大计,及部署略定,先后南下……”(《蔡锷集》,1481页。)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蔡锷还没受监视。他们议定,由梁启超写文章公开反对帝制,然后蔡锷离京回云南,袁世凯什么时候称帝,云南就什么时候独立。此后一个月贵州响应,两个月广西响应,以云贵的力量攻下四川,以广西的力量攻下广东,三四个月可望会师湖北,挥师北上。

820日,蔡锷开始与西南各省联络,告诉他们,帝制势在必行,要取顺从态度,北京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在这时候,西南各省决不能有什么异动引起北京注意。

823,筹安会宣布正式成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电全国,要各地文武官员和社会团体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问题。

此时的蔡锷需要伪装,而且知道,被动不如主动。所以,在825日的军界要人会议上,蔡锷在一张纸上挥笔写下了“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然后带头签了“昭威将军蔡锷”。这张纸今天还在,我们从网上能看到图片,的确是蔡锷笔迹。在他的名字下面,是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陆锦、蒋方震等12位将军的签名。

蔡锷一边制造假象,一边准备离京,经过一番筹划,终于离京去云南,打响了阻击帝制的枪声。

我总在想,如果蔡锷与袁世凯的交往更坦率一些,如果他也能像徐世昌等人那样与袁世凯推心置腹直言不讳,只要蔡锷说一句反对帝制,帝制的列车也许未必会开出那么远。

可惜,中国的政治家做事,往往都喜欢这样隔着肚皮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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