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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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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转载]李新宇:视“共和”为生命的蔡锷  

2013-01-11 17:54:00|  分类: 转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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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蔡锷130周年诞辰之际,山东籍学者、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新宇在湖湘讲堂的《共和将军蔡锷》讲座,引起关注。去年在天津,记者曾听李先生谈起蔡锷,17日记者又通过网络和电话对李先生进行了专访。(《大众日报》111刊发时,有删节。)

 

李新宇:视“共和”为生命的蔡锷

 

           本报记者 逄春阶 实习生 钟倩

 

[转载]李新宇:视“共和”为生命的蔡锷 - 李新宇 - 学者庄园

    蔡锷,这个100年前的“80后”,是朱德、叶剑英、李宗仁等名将的恩师。辛亥革命时期,云南举兵起义,袁世凯复辟,他起而护国,以几千弱兵挑战拥有几十万大军的洪宪皇帝,就是不允许恢复帝制!

   在李新宇看来,蔡锷的光彩远远超过了在历史课本中占据了主要篇幅的同时代军政要人。蔡锷发动的护国战争,让后来想做皇帝的人,再也不敢公然加冕,无论多么想,也只能偷偷摸摸。

     现在回顾一下蔡锷走过的道路,领略一下他的风采,探索一下他精神世界,这也可以说是对蔡锷将军的一种纪念。

  

                 不能简单地说他“护国”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都知道蔡锷是护国将军,而您则强调他是“共和将军”“共和国卫士”。

  李新宇(以下简称李):对蔡锷的评价,众说纷纭,直到现在还有人把他看作是军阀。事实上,蔡锷是有理想、有人格、有担当,敢于立马当阳,能够力挽狂澜的男子汉。

   蔡锷的主要功业是“护国”,但只是简单地讲“护国”,大概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很容易跟那些传统的“忠心报国”的人物混淆在一起。历史上那些“忠心报国”的人物,他们报的什么国?很清楚,报的是刘家的“大汉”,李家的“大唐”,赵家的“大宋”,朱家的“大明”,爱新觉罗家的“大清”帝国。是那种“家天下”的帝国,而蔡锷起而维护的是,值得中国人为之骄傲的,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那一年共和国才3岁,却面临危机,有人要扼杀它,要使中国人从新生的民国,退回到帝国。是蔡锷挺身而出,阻止了这场复辟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蔡锷是真正的共和国卫士。

    军人、知识分子和国家管理人员等,都存在一个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化过程。蔡锷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这个转化过程的开始。

   可以说,蔡锷的同时代人,绝大多数都没有实现那个转化,但是蔡锷实现了。蔡锷是中国第一代现代军人的杰出代表。

锷,刀剑之锋也

:蔡锷去世时,按周岁他不足34岁。令人惋惜。我感觉,在上世纪初的年轻人,都那么早熟,都在想大事,谋大事,干大事。像蔡锷,一个文弱书生拿起枪来“为四万万人争人格”,太伟大了。而现在年轻人(包括不年轻的人,如我)则普遍“晚熟”,幼稚得很。是什么原因呢?

:蔡锷生于188212月,逝世于191611月,按中国传统,算虚岁,是35岁,但按周岁算,只活了不到34年。然而,他做了那么多事,创造了那样的辉煌,与我们这个时代三十多岁还硬是充“男孩子”、“女孩子”的“晚熟”现象相比,的确显得“早熟”。

至于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时代,二是个人的经历。从时代来说,蔡锷赶上了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那是一个向上的、前进的、努力让自己的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时代,人们的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充满理想和激情。历史上不乏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时代,但如果方向错了,理想会把人引入苦难的深渊,激情也会成为摧残人性、毁灭文明的力量。蔡锷很幸运,那个时代的理想方向不错,激情也没用错。正因为这样,那是一个天才辈出的时代,英雄辈出的时代,蔡锷只是那一代人中的一个。人的生命潜力很大,可塑性也很强,有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就容易出什么样的人才。要比低三下四、蝇营狗苟,要比贪污、包二奶,就没有哪个时代能够与我们这个时代相比。至于各方面的晚熟,更是必然现象。说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关注一个可悲事实:20世纪中国的人文素质并不是持续发展和提升的,而是在很长时间里出现了持续下降,这使得后来的人们常常在人格和精神上无法达到前人的高度,甚至出现侏儒化现象。这当然取决于环境,一片森林,突然只见灌木丛生,而长不出高大的乔木,肯定是气候土壤等环境方面出现了问题。

就个人经历而言,蔡锷的辉煌是由幸运和不幸共同造就的。说他幸运,是因为他遇到了一连串的好老师,10多岁就遇到了名士加狂士樊锥,不仅教他弄懂了《老子》和《韩非子》,而且打开了他的眼界;同时又受到湖南学政江标的赏识,使他13岁就中了秀才;然后又在戊戌变法那一年进入时务学堂,成了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人的学生,开始思考大问题。这的确很幸运。可是,众所周知,维新运动很快失败了,光绪皇帝被囚,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等被迫流亡海外。蔡锷的老师们,可谓死的死,逃的逃,罢官的罢官,时务学堂停办,蔡锷连上学的地方也没有了,他曾到湖北求学,因为是时务学堂的学生,人家不要他。那一年蔡锷16岁。一个16岁的孩子,经历了痛失师友的心灵重创。隔了一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义,蔡锷参加了。可是,起义失败,唐才常被杀,蔡锷的同学参加起义的有11人,8人被杀,被梁启超赞扬的时务学堂“三大高材生”,其他两个都被杀掉了,只剩下蔡锷。

书生变成战士,成为将军,成为承重之材,不是容易事,需要经历大磨难。对蔡锷来说,使他变得坚毅,要肩起国家的命运,并最终成为英雄,首先是这两次心灵的重创。具体地说,就是师友的血,自己的泪。师友遇难,自己活着,凡是有志气、有道义感的人,必然要在自己肩上放点什么,否则,如此血仇都能遗忘,还算什么男儿!正是这一切,使一个文弱书生走上了英雄之路。这一年,蔡锷18岁,他决定投笔从戎,改学军事。因此,本来的“蔡艮寅”就变成了“蔡锷”。锷,刀剑之锋也。

                 什么是英雄?

记:想起郁达夫先生的话,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英雄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您对英雄怎么看?

李:这个问题不简单。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是英雄?它与恶魔有什么差别?根据中国传统,英雄往往意思着“很厉害”。这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文学经典可以看到,能杀人,挥起板斧,“砍瓜切菜一般”,连眼也不眨一下,那就是英雄。从经典的历史记述也可以看到,像张巡那样,为了守住一座城,而让士兵把城中的女人和孩子全吃光,甚至把自己的老婆也牵出来亲手杀了,分给士兵吃,这就是英雄,被写入历史,千年传诵,张巡庙至今香火不断。像张巡这样的英雄,对大唐帝国来说的确是英雄,但对他所守护的那个城市的百姓呢?是真正的“吃人恶魔”。人们长期处于这样一种英雄审美观念的影响之下,就会美丑不分,善恶不辨,把残暴当勇敢,把恶魔当英雄。这样,我们的文化也就难以真正进入现代,我们也就很难与世界和平共处,也就很难保证像人一样生活。蔡锷这样的英雄就不一样了。他是将军,手中握有利器,却决不轻易杀人,而是要用它争取民主共和,保卫民主共和,以便让中国人也能像人一样生活。

说到英雄的作用,当然很重要。英雄与民众的关系,是值得关心的一种关系。民心所向,的确会影响历史的选择。可是,有两个方面是需要注意的:一是民心有时也很虚,难以把握,尤其是在缺少一人一票表机制的情况下,所谓民心和民意都是可以制造的;二是下层民心即使很一致,也常常很无奈,尤其是在政治没有现代化之前,即使民众怨声载道,也常常对权势者常常没办法。这时候,英雄的作用就明显了:登高一呼,就能给徒唤无奈的人们带来希望,并使那些制造出来的假民意宣告破产。当年袁世凯恢复帝制,是适应国情、顺应民意的,就连妓女请愿团和乞丐请愿团也上街游行,要求大总统改做皇帝。事实当然清楚,那是“奉旨请愿”,与“奉旨示威”、“奉旨造反”一样滑稽。事实是许多人都不赞成,却因为专制传动比诉影响,很少有人敢于公开反对。这种时候,就特别需要有见识、有勇气、有能力、敢担当的英雄。蔡锷就充当了这样的英雄,他站出来振臂一呼,那些反对者就敢于跟着站出来了,“国情”和“民意”的谎言就揭穿了。

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常常呼唤英雄,也为英雄提供机遇。那些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的人,知道真正的民心所向,知道世界文明大势,就可以成就一番伟业。作为英雄,蔡锷的光辉首先在于他对理想的执著,在于他超人的胆识、责任感和道义感。蔡锷的精神,也首先是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敢于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敢于承担起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用自己的行动扭转历史航船。当革命到来的时候,他挺身而出,领导起义,光复云南;当共和国面临危机的时候,他敢于立马当阳,力挽狂澜。以几千弱兵挑战拥有几十万大军的洪宪皇帝,就是不允许你恢复帝制!什么叫好男儿?什么叫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蔡锷就是典范。

                    新的战争文化

:从蔡锷的性格看,他是不事张扬的,更不是那种乐于拿生命赌博的武夫。他是职业军人,但并不喜欢战争,因为他知道武力只是不得已的手段,它的每一次动用都要付出很重的代价。所以,在复辟帝制的狂潮到来之前,他一直反对武力讨袁。这颠覆了我以前接受的理念,穿上军装,就是要杀敌的。

李:不杀敌,养兵干什么?这是一种古老的观念。可是,辛亥革命之后,这种观念有所变化,出现了一种新的战争文化。中国过去的改朝换代,一般都要血流成河,死好多人。辛亥革命不同,结束两千多年的帝制,创建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却没有死太多的人,有些省份的光复真是兵不血刃。而且,我们都知道“军阀混战”,但你查查当年的报纸报道和战地记录,看看伤亡有多少?北京几易其手,炮弹从天空飞过,当年北大教授们都有过这样的回忆。但炮弹落到哪里去了?落到郊外空地里去了,什么也没有炸着。两军开战,枪口不是朝人,而是朝天放枪。但在一般情况下,军队的作用,不是打杀,而是威慑,吓唬人而不一定杀人。这是那一代所谓军阀们相当普遍的一种认识。而且,他们已经不把杀人看作光彩的事。而且许多军人都认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想真打,需要等到与外国交战的时候。蔡锷就认为在内战中立功的将士不应受到嘉奖,更不应授勋。在蔡锷的军中遗墨中,还有一份不准虐待俘虏的文件,其中说:根据国际公法,对俘虏应严加管束,剥夺战斗力,但禁止杀戮;国际交战尚且如此,何况对吾国内同胞?他下令对俘虏只是缴械,不能侮辱。这都是一种新的战争文明。

战争胜利之后,是否庆祝,怎样庆祝,这也显示着一种文明。辛亥革命云南起义成功之后,蔡锷写了《祭战死将士文》。此类文章各个时代都有,当时各省都有,只要比较一下,就会看到蔡锷的不同之处。在祭文中,他不是张扬英雄精神以鼓励更多的人敢于牺牲,而是想到了“谁无父母”、“谁无夫妇”、“谁无兄弟”、“谁无婚姻”。护国战争胜利之后,他也高兴不起来,不愿欢呼和庆祝。他更看重的是祭悼死者,但说到自己牺牲的部下,他不忍说死得光荣,说到敌人伤亡,也不忍说下场,而是满怀恻隐之心,充分显示了一个现代英雄的人道情怀。

:看完您的《共和将军蔡锷》最后一集,心潮澎湃。我脑海里浮现出著名山水诗人孔孚的《戈壁落日》:

 

很辉煌

又有些悒郁

 

一颗心

燃尽

 

蔡锷的一生是激情燃烧的一生,最后燃尽了。您同意我的评价吗?

李:说得很好。我与孔孚先生是两代人,但我们从1981年来往,到他去世,十几年中来往不少;我与他的大公子孔德平也是好朋友,今春天我到潍坊,还去看过他。孔孚的诗与书法都在努力做减法,凝练到极致。你用这几行形容蔡锷,很确切,简直可以刻在蔡锷墓碑上。

 

                 “我发现了两个将军”

:现在电视上的好多的讲坛充斥着后妃争宠,兄弟夺位等尔虞我诈的肮脏故事,而电视剧的长辫子戏,表扬皇帝“宵衣旰食”“廉洁勤政”什么的,让人作呕。看到您讲的蔡锷,传播的是现代理念,见解独到,像刮来一股清风,让人清醒。

您原来是搞先当代文学研究的,换句话说,也就是研究文人的,怎么突然对拿枪的武将感兴趣呢?

李新宇:我是搞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现在也依然没有放弃,而且是靠此糊口。文学、文化、文人,本是一体的,研究文学,不能不研究文人。为什么对武人产生了兴趣?其实,蔡锷也应算是文人,或者说,他本来是文人,是拿起枪的文人。有一个词叫“现代知识分子”,当下中国,算得上“现代知识分子”的人其实很少,但在一百年前,蔡锷就是现代知识分子,那是历史前进过程中第一批从旧文人中蜕变出来的知识分子。

我与蔡锷,似乎是必然要相遇的。因为我不相信不了解中国现代历史就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学的人不一定需要什么都懂,但如果不了解作家生活的时代,不了解作家笔下所涉及的时代,能对作家作品做出准确的理解和判断吗?所以,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必需了解现代历史。可是,要了解中国现代历史,我们却无所依傍,原因众所周知,过去的教科书和历史叙述不可靠。这就需要从原始资料入手,自己重新摸一遍。这一摸,就不知道什么东西都会吸引你。其实,我遇到蔡锷,就是为了文学史和文人史而去摸历史。在对1912-1927那段历史的清理中,我发现了两个将军:一个是蔡锷,一个是陈炯明,他们都不仅是军人,同时也是知识分子,思想者,与那些只知道抓枪杆子的军人不同。他们有理想,对民主宪政一见钟情,而且终生不渝,不像一些浮薄之辈那样容易见异思迁。所以,他们是真正的现代军人,也是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

至于你说的辫子戏,从内容到创作,应该说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我们的历史文化,也体现了我们的时尚。弘扬传统,当下中国能弘扬的,大概就是这些。它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一方面“表扬皇帝”,另一方面“表扬奴才”,这是很讨好的,皇帝派喜欢,奴才派也喜欢。那种离了皇帝就没法活的状态,那种开口闭口“奴才该死”的行为方式,通过现代传媒的强大力量,可以进一步普及到千家万户,使人习惯成自然。所以,这是重要现象,是当下中国文艺独有的特色。

 

:著名作家聂绀弩在《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聂绀弩杂文集》)中说:“怎样的人物笔下,只能写出怎样的鲁迅来。”套用这句话,怎样的人物笔下,只能写出怎样的蔡锷来。您的讲述,让人耳目一新。如果换个人讲,可能是另一番风景。请您推荐几个研究蔡锷的专家,还有推荐几本研究蔡锷的著作。

:很遗憾,我很想推荐,却没能力推荐。当下中国学者的普遍情况,是往往不自觉地处于陈旧的主流话语的笼罩之下。现在有一些学者基于对大陆过去那些历史叙述的不信任,就去参考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可惜,关于蔡锷,台湾等地的叙述与大陆差别不大,因为大陆流行的关于清末民初的许多话语都源自国民党人的建构,并不是1949年之后的发明创造。我的讲述其实没什么。你知道,我这个人一直比较保守,没有多少新观点,而且很不喜欢创新,对各种带“新”字的名词都抱警惕态度。因为一些东西本来很好,但前面加一个“新”,可能就不是好东西了。我讲蔡锷,如果说与你所熟悉的过去的讲法有所不同的话,归根到底,在于我所依据的是原始材料,而不是这大半个世纪以来各党派指导或影响下编写的那些书。

 

                      蔡锷与鲁迅

:鲁迅跟蔡锷是同时代人,鲁迅生于1881年,比蔡锷大一岁。他们两人都东渡日本。后来,鲁迅可以说是思想的战士,而蔡锷是行动上的战士。鲁迅对邹容和《革命军》有过评价,不知他对蔡锷有没有评价?那个时代,造就了许多杰出人物。

李新宇:那的确是一个神奇的时代,中华民族一下子涌现了那么多天才和英杰。蔡锷是一个,其实还有很多,比如你说到的鲁迅、邹容,都应该是。邹容生于1885年,比蔡锷还小三岁,18岁写成《革命军》,去世时才刚刚20岁。一个18岁的青年,如何能够写出那样的著作?对满清统治的批判,对中国的未来的建构,包括“中华共和国”这样的名称,都设计好了。开始时,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奇迹,不可思议,后来才知道,《革命军》并非邹容个人的作品,而是一群留日同学共同写的。蔡锷是一个,还有蒋百里、胡景伊等。他们一起围炉夜话,一边烤着腊肠喝酒,一边讨论,邹容把它写了下来,就有了这本书。所以,《革命军》最初由蔡锷题写书名的抄写本,叫《腊肠书》,后来才改为《革命军》。

    至于鲁迅与蔡锷,思想上的联系很值得一说。在中国现代史上,说到批判国民性,人们首先会想到鲁迅,因为他较早地思考国民性问题,并以文学的形式帮助国人认识自己,克服自身的奴隶性,以便像人一样站立起来生活。过去我们研究鲁迅,对此往往孤立地看,所以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反思国民性是鲁迅的专利。其实,在这一点上,蔡锷是鲁迅的先驱,比鲁迅早了5年。鲁迅是在1907年走上这条思想道路的,而蔡锷在1902年到1903年之间,就已经在思考国民性问题。只是因为蔡锷后来作为军人的光辉太耀眼,他作为学者、思想者、翻译家的光彩就不引人注目的。

:可不可这样说,鲁迅是用笔在启蒙,而蔡锷是在用剑启蒙?正应了这样的话:“一个民族被遗忘了的,或者至今缄默的,可能是构成一个传统最优秀的成份”。

:也可以这么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蔡锷最初也是用笔启蒙,后来才转向用剑。用剑,当然就不只是启蒙,而是更直接地争取和捍卫启蒙的那个目标。“启蒙”这个词,在中国用得有点乱。作为一个汉语词,这两个字有它本来的意思,那就是“接受入门的、初步的知识”,比如把孩子五六岁入学时的第一个老师称“启蒙老师”,把第一次接触性知识叫作“性启蒙”。因此,启蒙一词在大多数人那里已经失掉了它本来的意义,甚至被混同于宣传和教化。所以,要理解这个词,必需回到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那个过程本身,回到启蒙思想家的经典著作,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启蒙。启蒙,是为了被启蒙者自身,启发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尊严和权利,从而建立起对自我的自信,摆脱奴役和监护,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这个目标如何才能成为事实并有所保障,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和法律,所以,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又是无法分开的。蔡锷生活的时代,使他看到了现代文明,从而产生了对这种文明的追求,后来他领导云南起义,可以说是用剑在云南告别前现代的政治文明,并为这种新文明巨奠基。1915年,当这种新的政治文明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又挥剑捍卫了这种文明。他所护卫的,是启蒙所要争取的那个目的。因为民主宪政是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的最能力的保障。

蔡锷是个道德感极强的人

:您讲到蔡锷,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1911年响应武昌起义而在云南组织起义。武昌起义暴发,时任新军协统的蔡锷在昆明响应,于1030日夜举行起义,次日昆明光复。“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众望所归,被推举为威震一方的云南都督。另一件就是1915年组织护国军讨袁护国。我觉得把蔡锷当人来分析,很人情味。您认为在做人上,蔡锷的可敬之处是什么?

:就做人而言,可说之处很多。这里简单说两点:

首先,蔡锷是个道德感极强的人,重情义,知恩图报的人。这一点又与他的人道精神无法分开。他虽然身为军人,手握利器,却人情味极浓,不是那种机械化了的钢铁战士。最突出的是他对云贵总督李经羲的做法。李对蔡锷有恩:是李把他弄到广西,给了他良好的发展机会;受广西革命党人排斥之际,又是李把他召到了云南,并且顶住种种压力,请朝廷任命他做了协统。要革命了,这样的恩人在敌对阵营,怎么办?蔡锷首先想到的,是动员李总督参加起义,请他做云南都督。但是,但李经羲认为自己是大清臣子,那样做不忠不义,所以坚决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如果杀掉李经羲,教科书可能会称赞他的“革命大义”,人们也不会说他什么。但是,蔡锷却不忘总督大人对他的恩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岂能因为革命就与恩人刀兵相见?总督府必须攻打,怎么办?发动攻势之前,蔡锷先写了一封信,请人去总督府带总督到法国领馆避难。起义成功之后,蔡锷又劝李经羲主持云南大政。李经羲顾念皇恩,不肯改变立场。蔡锷尊重李的选择,不再勉强。最后,蔡锷把李经羲和家属送出云南。据当事人回忆,李经羲是坐着轿子去车站的。蔡锷当时已经是云南军政府的都督,却跟着轿子步行,一直把总督送到车站。为了防止路上出现意外,他还派了一连士兵随车护送。在过去那种只强调革命性、斗争性、似乎只有大义灭亲才算立场坚定的历史叙事中,蔡锷的这种做法自然不被肯定。但我们只要不再囿于那样的观念,就不难看到,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人!而且,蔡锷把革命立场和私人情义分得很清。他既不忘个人情义,又没有因为这份情义而放弃革命。

其次,是他能够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比如他与唐继尧的关系。蔡锷到昆明,借唐继尧的人马和地盘起兵护国。在他未去之前,梁启超就曾嘱咐他:到云南之后,首先要把唐继尧的兵权夺过来。蔡锷到云南之后,却没有听老师的话,唐继尧请他做都督,他坚辞不受,一定要请唐继尧做,自己宁愿带兵入川。从这种做法,我们可以看到蔡锷的厚道,也可以看到他的明智,他对别人内心的理解。借别人的地盘做根据地,却鸠占鹊巢,反客为主,甚至把旧主人赶尽杀绝,这在历史上是常见的。蔡锷不这样做,而是宁愿屈居唐继尧之下,因为他知道,自己在云南虽是老资格,但并未带来一兵一卒,从地盘到兵力,都要依靠唐继尧。从唐继尧的角度想:他虽然是蔡锷的老部下,但此时是云南将军,滇军统帅,又刚刚被袁世凯封为一等侯,袁世凯待他不薄,他凭什么一定要跟你去冒险?同意一起冒险,同意把地盘和人马给你用,已经够意思,如果得寸进尺,让人家不痛快,人家就可以不跟你走。蔡锷入川之后,为了援军和军饷问题,两人也曾不愉快,但蔡锷虽然也有恼火,却能够理解唐的苦衷。人不可能没有私心,地方官有地方主义是正常的。蔡锷一个湖南人,跑到云南来,用云南的兵力财力讨袁,把云南作为根据地。做根据地,必然要付出太多,牺牲太多。因为没有哪个革命领袖会自带干粮出来革命,官多兵多,根据地的地皮也就刮得越多。唐继尧不是不支持讨袁,但他实在舍不得云南那点血本。所以,唐继尧不希望护国军规模太大,也不希望战线拉得太长。为了拒绝蔡锷的要求,他在给蔡锷的电报中甚至引用了“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话。这一切,蔡锷都能理解,正是这一点,保证了他与唐继尧的合作。相比之下,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合作就不那么成功。这里成功与不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别人想,理解别人的想法。

:还有他的博大的胸襟,功成身退,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假若他活到43岁,也就是1926年,他会是什么样子?国家会是什么样子》再假如,他活到53岁?也就是1936年,他会是什么样子?再假如,他活到63岁,也就是1946年……历史当然不好假设。但你有句话说得太好了:蔡锷发动的护国战争,让后来想做皇帝的人,再也不敢公然加冕,无论多么想,也只能偷偷摸摸,只敢行皇帝之实,而不敢有皇帝之名。

:是这样。誓死保卫民主共和,为国民争人格,功成身退,这都是蔡锷的光彩。可惜他死得太早了,如果他活着,对那些割据的人,称霸的人,另立中央的人,都会是一种威慑。

 

         讲蔡锷,完全是计划外

新年开始,您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研究计划?

李:没什么具体计划。我的研究和写作一直很随意,兴之所至,随便干点什么。或者别人约我做点什么,我愿意做的,就接受了,比如到湖湘讲堂去讲蔡锷,也完全是计划之外。大的电视台无论怎么约,我都能拒绝,但湖南几个朋友一约,却觉得没有理由拒绝,于是就去讲了。总是这种状态,计划中的东西总是年复一年完不成,也就不奇怪了,所以不说也罢。

逄春阶: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注:  李新宇教授19552月生于山东青州。1978年考入曲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大学前身),毕业后先后任教于曲阜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南开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

他的《爱神的重塑》《走过荒原》《愧对鲁迅》《鲁迅人学论纲》《鲁迅的选择》《大梦谁先觉》等著作在学界有着广泛影响。2011年,他历时数年主编的《鲁迅大全集》出版发行,该书是目前为止最完整的一套全集,共计1500万字,3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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