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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林霆:重返启蒙时代  

2013-03-15 22:5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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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启蒙时代

 ——读李新宇先生新著《盗火者严复》

  

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0

 

“五四”一代思想者最为耀眼和引人争议的胎记就是彻底地反传统,这是他们进入现代知识分子行列的重要标志。他们的现代思想集体构成了一个让后世仰望百年,也许还要继续神往多年的启蒙时代。

然而,这个星光璀璨的启蒙时代是如何被开启的?最早的觉醒者在哪里,第一个不同于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异见者是谁?或者我们干脆说,启蒙时代之前即对中国传统进行根本性的、整体性的批判者是谁?《盗火者严复》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严复是中体西用的批判者,是全面引进西学的倡导者,又是中国政教传统的批判者。……正是他开了整体批判传统的先河。”[1]P89)严复的名字与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密切相关——如果我们不敢贸然将他称为“起点”的话,至少可以说严复是蒙昧中国的第一代觉醒者,用李新宇先生的话说,他是帝国黄昏醒者谱系中的一员。

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盗火者严复》没有将目光凝视在严复一人身上,而是对严复思想的发展背景给予了非常多的关注。这一方面使严复思想的生成变得清晰可辩,另一方面也使读者有机会了解清朝那些最早与西学发生碰撞的先驱们,如郭嵩焘、容闳等人的事迹。由于他们思想的先锋性与其名气远远不成正比,我相信有关这些人物的书写价值绝不亚于对严复本人的。

《盗火者严复》用了两章的篇幅,记述了翻译《天演论》之前的严复的生命轨迹,以及与他相关的历史事件,读后让人感到,造化弄人果不虚言。生于1854年的严复似乎注定要以独特的方式,参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书写。因父亲早逝,13岁的严复只能上不收学费还可发放补贴的新式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继而因清朝要发展海军,培养自己的海军将领,严复又得到了官派欧洲留学的机会。睁眼看世界的时机,就在历史的机缘巧合中到来了。在英国,他遇到了对他日后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人——中国第一任驻外大使郭嵩焘。郭嵩焘是一位“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洋务派’,不再满足于在器物和技术层面学习西洋文明,而主张要在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学习西方”[1]P14)的觉醒者。如果没有遇见他,严复的思想会是怎样的走向,的确很难预料。回国后的严复仕途不畅,科举梦难圆。任海军教习期间,适逢甲午海战,清朝苦心经营数载的海军舰队竟然一败涂地。这些阵亡将领中有不少人是严复的同学、学生,那场战争对严复有切肤之痛,竟至“尝中夜起而大哭”[1]P48)。就这样,被家国情殇所围困的海军教习要破茧而出了,一个西方现代思想的传播者即将诞生。

成为现代思想者的严复,擎起如椽巨笔,开始了用笔墨启蒙中国思想界的人生。1898年,《天演论》出版。“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者几乎都读过他翻译的《天演论》,鲁迅曾在《朝花夕拾·琐记》中说:“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2]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承认,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3]陈独秀则把“天演论”视为“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4][2]的三大学说之一。《天演论》所掀起的旋风,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的知识界中,形成了摧枯拉朽的力量。

事实上,严复既不是清朝第一个介绍西学的人,也不是第一位留学西方的人,但他却被康有为称为“中国西学第一人”,被后代学人称为“盗火者”,那么他从西方带来了什么,使他不同于同时代和先辈的留学生?

首先,《天演论》的思想否定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文明传统,抛弃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道德,迈出了思想现代化的第一步。

其次是,严复第一次打破了中国人的“吾族文明优越论”,对中国政教传统提出了严厉切肤的批评。严复告诉人们,“中国圣人的治国之策和生民之道,就是相安相养、保持社会稳定”[1]P66),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惜消灭百姓欲望、摧残民智,通过建立等级制度和礼制秩序来制造顺民,同时用“刑”、“病”手段对待逆反者。这样做的结果是被治者安分守己,同时也丧失了与外族对抗的能力。与贫弱中国相对的却是文明强盛的西方世界,彼岸的先进绝不是器物与技术,而是中国所没有的制度自由和思想自由。这样的声音在今天已经毫无新意,但是在100多年的晚清,严复却要冒着被骂做“汉奸”的危险做谨慎地表达,不断强调自己的出发点是爱国。

在《天演论》出版的同一年,928,“六君子”被推向了菜市口。这一事件导致中国知识界放弃维新变法,坚决地走向了革命,放弃君主立宪转而谋求共和政体。这似乎已经暗示,严复与中国激进的革命派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罅隙。及至晚年,他甚至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从一个“盗火者”变成了“灭火者”。关于严复思想的前后变迁,在中国学术界早有争议,《盗火者严复》在文本细读和广泛搜集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有科学依据的结论,即“严复有不变之处,也有变化之处”,概括来说,就是“前期努力倡导西学,后期努力弘扬传统;前期努力鼓吹自由,后期努力强调秩序”[1]P252)。一方面,严复在其言论中,始终倾心于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只不过在实行的途径和方法上与激进的革命派、共和派的看法存在分歧——他认为中国的百姓素质太低,所以并不赞同在中国立即实行。这一立场,在严复是终身未变的;另一方面,晚年严复对于秩序和传统的维护,也是无须讳言的。《盗火者严复》一书,不仅明确亮出严复思想转变的事实,而且将这一转变,同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角色和际遇联系起来,甚至把严复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薪水直接进行比较,找到了晚年严复趋于保守的现实原因。这一视角,是基于对人性的理解和对常识的尊重的学术研究角度,体现出著者远离抽象高蹈、以人为本的研究理念。对于严复思想变化原因的分析,是本书的一大亮点,特别体现出李新宇先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当然,除了现实际遇让严复更加倾向于维持现有秩序以外,新宇先生同样清楚地看到了严复受到了西方文化破产论的影响,和他思想源自文化传统的牵引这两方面因素。这样的分析,无疑使严复思想的复杂性得到了学理层面的深度还原。

此外,挖掘历史现场中被人遗忘的角落和细节,以呈现历史重大转折时刻难以捕捉的瞬间,看那些大大小小的人物在大事件中的作为与价值,打扫历史真相上的尘灰,是李新宇先生现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作为一位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者和思考者,李新宇先生写过大量的现代思想者,鲁迅、胡适、陈独秀,还有《大梦谁先觉》中的邹容、秋瑾、蔡锷、蔡元培、吴稚晖、钱玄同、沈尹默、陈炯明、傅斯年、陈序经等等,这些名字总是勾连着一段段鲜活的现代思想史,甚至连接着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同样,这本书也不仅仅是严复的思想传记,而是以他的人生经历、言论译著为线索钩沉出的,自洋务运动后到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政体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想史。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中国的现代化从何时开始,它在早期走过了怎样的路径,其中的传统与现代、政治与文化进行了怎样的交锋,以及历史选择背后的现实与个体的性格因素等等。

《盗火者严复》中有许多令人难忘的细节,这些细节往往昭示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严复对西方民主政体的推崇思想来自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似乎是一件几乎无法考证的事情。但是这本书却通过最基本的史料,将一些细节连缀起来,完成了这一看似无法完成的考证。1878年夏天,严复把西方城市的立交桥和道路设计图,当作一件新鲜事拿给郭嵩焘看。而郭嵩焘看到的却不仅仅是道路设计的科学与便利,而是技术背后的体制对于百姓生活的关切。如果是中国,除了在皇宫与官衙,是没人关心道路是否拥挤、行走是否便利的问题的。这一思想影响了严复。他继而发现了中西方法庭的巨大不同,“原来在英国法庭上,罪犯竟然不必下跪!原来在英国法庭上,不论贫富贵贱,犯人都有不可侵犯的权利与尊严,不得严刑拷问!”[1]P24)正是在中西方比较的思维下,在关乎百姓生活权利与生命尊严的视野下,严复完成了自己的思想启蒙,他看到了西方超越中国之处绝不仅仅是器物之末,更是其后的制度、政体之本。

从细节出发,却走进了百年中国最为难以破解的制度迷局,这一方法体现着新宇先生治学之大道。在打捞历史的“细枝末节”和文化碎片时,他永远难以忘怀的是对当下中国的关怀,并不断追问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命题。在对严复局限性的清醒分析中,可以看到新宇先生鲜明的、一贯的思想立场。比如严复拥护民主自由,但他考虑的只是政体问题,很少触及国体问题。这导致他由于认同君主立宪制,而拥护袁世凯称帝。而他始终不明白要想让中国像英国一样,必须先把国从皇帝那里拿过来交给人民,国体上是“民有”之后,才能真正做到民治、民享。另外,关于国民素质是否决定了民主的进程,也是百年中国都在探讨的重要命题。严复始终认为中国的国民素质低,短时期还不能实行民主共和制度,但是他却不知道民力、民智、民德的提高端赖制度环境,民众的民主能力只能在民主制度下才能培养起来。严复作为一代思想启蒙者,却同样陷入了西方学术中国化的泥淖。

对于严复的批评,使《盗火者严复》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全面介绍严复的政治、伦理、教育等方面的思想观念,并由此清理西方现代思想的重要理论,建立中国现代思想者的坐标体系,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对中国现代思想的清理和甄别,已经清楚地指出了中国现代化的出路,这也是我们今天还要重新认识“盗火者”、重提“启蒙者”,重返启蒙时代的意义。



[1]李新宇:《盗火者严复》,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

[2]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96页。

[3]胡适:《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4]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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