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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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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孙大总统辞职之际   

2013-06-05 23:5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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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总统辞职之际

 

李新宇

 

静夜反省自己,多年来一直在说“穿越遮蔽、走近现场,揭示真相”,而自己的脚步却总是慢慢腾腾,眼睛也并不能穿越全部的遮蔽。因为遮蔽往往不止一层,油漆也往往是刮掉60年的一层,还有80年的一层。十多年前写《大梦谁先觉》中的相关短文,以为自己走近了现场,后来发现,穿越一层红色云雾之后,那底下的,仍然是被遮蔽和改写过的。

十几年前,我曾高度赞美1912年的孙中山,赞美他的辞职,赞美他的胸怀。直到今天,我仍然不认为这种赞美是错的,因为在1912年,无论孙中山、黎元洪、袁世凯还是隆裕太后,都很伟大,令人崇敬。他们以自己艰难的妥协和让步,使百姓少流了许多血,保全了千百万普通人的生命,这是历史永远不能忘记的。但是,在那篇题为《难忘1912》的短文中,我却忽视了一些细节,忽略了历史本来的复杂性。

事实是,伟大人物也常有私心,也会犹豫不决,也会有并不光彩的表现。这些表现值得充分注意,因为它是历史的本真,这种本真的东西往往是真正左右历史的力量。当然,重要的还是最后的选择,但最后的选择也常常具有偶然性,而大人物的偶然选择,可能给百姓带来幸福,也可能把百姓推入苦海。

1912年,孙中山辞职之际的复杂表现,包含了更多的重要密码。本文的目的不是揭短,而是由此认识这个民族历史发展的艰难。

 

1

19121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是一件大事,是史书一直大书特书的。不过,有一件历史教科书一直不写的事,却影响了孙中山就职时的情绪:早在孙中山回国之前,122日,各省代表会议已经议决:“虚临时总统之席待袁世凯反正来归。”[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因此,孙中山虽然当选临时大总统,却必须向袁世凯说明:他这大总统只是暂代,实际上的大总统位子,仍然是“虚位以待袁世凯”。

请袁世凯当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是早有约定的。1911112日,黎元洪就在给袁世凯的信中说过:“公果能来归乎?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119日,时任武汉革命军总司令的黄兴在写给袁世凯的信中又说:“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

孙中山之所以能够顺利当选,连立宪党人也投了他的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这个总统只是暂时的,他们有一个想法,是用这个暂时的替代物来刺激一下袁世凯,让他迅速他的任务:让清帝退位。

南京的提前选举总统,让袁世凯非常生气,所以立即停止了唐绍仪的议和代表资格。他的强硬态度使各省代表有点发慌,怕因此而破坏了南北和谈。所以,孙中山必须向袁世凯解释,说明自己只是暂代。孙中山虽然有点不情愿,却只好发电报,说明自己只是“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并希望袁世凯“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19121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根据各省代表会议的决议,他必须宣誓。现在一般人说到宣誓,以为就是像美国总统就职时的宣誓一样,其实,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宣誓,主要意义却并不在此,而是要承诺帝制推倒之后立即辞职。

这一切,都在明确告诉孙中山,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个位子早已有人,他只能临时坐一会儿。

根据各省代表会议的要求,孙中山做了这一切,但心里并不舒服。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不愿听从摆布做傀儡,所以总想反抗。从他宣誓就职的誓词,我们不难看到的心思。誓词是这样写的: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文。[据手迹复印件。]

 

在这里,解职的条件事实上有这样几点:一、“专制政府既倒”;二、“国内无变乱”;三、“民国卓立于世界”;四、为列邦公认。本来,从黎元洪到黄兴,从各省代表会在汉口形成的决议到南北和谈中的指导原则,都没提出这么多条件。开始时只是袁世凯反正,和谈开始后就只是清帝退位,也就是这里的“专制政府既倒”。孙中山所加的,有些是难以实现的,也是袁世凯无力承诺的。比如“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等,是任何人都难以保证的。从这些附加条件,可见在孙中山内心的深处,一开始就没想痛快地退位。

 

2

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孙中山的主要抗争方式就是反对和谈,积极准备北伐,试图以武力统一北方。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只要北伐能够成功,当然不再需要袁世凯,“虚位以待”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

然而,无论是立宪党人还是革命党人,多数人都希望和平,希望少流血而实现民主宪政。所以,孙中山是少数,而且越到后来越成了极少数。最后,孙中山不得不接受现实,不再反对和谈。

在袁世凯开始向朝廷提出退位问题之际,问题又出现了。按照承诺,只要袁世凯使清帝退位,孙中山就要辞职。116日,袁世凯向隆裕太后摊牌;几天之后,优待条件又送达朝廷,而且退位诏书已准备起草。这一切,意味着孙中山马上就要把位子交给袁世凯。

122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了他辞职的五个条件:1、清帝退位,由袁世凯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请转知民国政府,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亦可;2、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3、孙总统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解职;4、由参议院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5、袁被举为总统后,须誓守临时参议院所定之宪法,始能授受事权。

面对孙中山的如此表现,西方各国纷纷表示担心。123日,《字林西报》发表社论说:“当退位诏书已在起草的时候,民党完全出人意料地发出一个最后通牒,使得整个的协议在根本上遭致动摇……如果袁世凯的努力被扫除,民党有什么办法能够使北方平静呢?”伦敦的《泰晤士报》则认为孙中山的举动是“不聪明的”、“无礼的”,认为“这一行动破坏了通过和平途径达到革命目的的机会,使国家内外都陷入极严重的危险境地”。[Strong Comment inThe Times”,The North China HeraldJan271912.]最后,是外交总长王宠惠出面告诉世界各国,五个条件并非最后通牒。伍廷芳也在《字林西报》上刊登启事,声明那五点只是建议,而不是最后通牒。老头子伍廷芳对孙中山的做法非常恼火。他致电孙中山,要他只保留两个条件:一、清帝退位;二、袁宣布赞成共和。[伍廷芳:《共和关键录》第一编。]孙中山一肚子不痛快,最后却只能接受。

作为南方的和谈代表,伍廷芳那年已经70岁,是陈其美下跪请求,他才答应出山做南方总代表的。老先生不辞艰难,与唐绍仪周旋密议,一心想避免兵争,以防生灵涂炭。本想就此大功告成,也算对这个国家的一点贡献。没想到孙中山在一些小事上如此固执,在他看来,简直是无理取闹。所以在孙中山提出第二批辞职条件时,伍廷芳的确生气了,因而对孙中山说:“所开条件,逐日变易,使廷芳茫无所措,而前后不符,受人疑驳,更无以取信于天下!”(伍廷芳《复孙文电》)

这时候,孙中山非常孤立,就连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这些铁杆也不再支持他。

黄兴不支持,因为他在武昌激战时就曾给袁世凯写过信,又在南北方和谈的草约上签过字,答应请袁世凯做大总统。所以他面见孙中山,苦口相劝,以免自己失信于人。

胡汉民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此时也不理解孙中山为什么这样做。作为同盟会的理论家,他担心孙中山此举激起变故,使袁世凯变成曾国藩,转而扑灭革命。因此,他督促孙中山“履行他自己所宣布过的诺言”。

汪精卫在革命中是激进分子,曾经舍命刺杀摄政王。但在革命成功之后,却宣布“功成不居”,打定主意不做官。面对孙中山反对和谈、总想以武力解决的做法,他极力反对,说:“权力为天下之罪恶,为政权而延长战争,更无可以自恕。”[《胡汉民自传》]因为他一直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孙中山对他也特别信任,所以他敢于对孙中山直言相劝:“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吴玉章:《辛亥革命》。] 汪精卫让孙中山看清形势。孙中山却大讲革命精神,要有进无退,决不妥协。最后,使得汪精卫红着脸大声责问:“难道先生您想当洪秀全第二?难道您想在南京关门当皇帝?难道您要违背自己当初所许‘驱除鞑虏’的誓言?”

孙中山极不高兴,汪精卫则声泪俱下:“我们向袁世凯示好,是为国家大义,并非向他屈服求和。如果先生您高风亮节,效法尧舜,使中国不动干戈而获共和,避免太平天国汉人内战之覆辙,后世历史,将公论先生为一代伟人!”

正是这些人苦口婆心,终于说服孙中山,使他兑现了诺言。

 

3

清帝宣布退位之后,孙中山一面按照约定辞职,一面再次提出附加条件。因为袁世凯不愿南下就职,孙中山就执意定都南京,要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并且表示,否则他就不解职。

无论孙中山的初衷如何,这种做法都容易让人想到故意为袁世凯就职设置障碍。所以,无论是临时参议院议员,还是同盟会领袖,都很少再支持他。

就在选举大总统之前,参议院再次讨论定都问题。孙中山已经于13日推荐袁世凯之时提出了三项条件,前两条就是定都南京、袁世凯须到南京就职。但在14日讨论定都问题时,孙中山的意见却被参议院否决。投票的结果是:北京20票,南京5票,武昌2票,天津1票。参议院通过了建都北京的决议。

一些著作说这次表决是20票对8票,其实不是,北京与南京之间的选择,事实上是20票对5票。绝大多数参议员赞成定都北京。也就是说,他们在客观上支持了袁世凯。

投票结果出来之后,孙中山大为恼火,单独召集同盟会员议员进行训话,对其进行组织纪律性的教育,要他们统一认识,坚持定都南京。第二天,孙中山行使总统对不赞成议案有权提请复议的权力,对定都北京的决议提请复议。黄兴亲临现场,要求改变决议,甚至声称:“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吴玉章:《辛亥革命》] 黄兴一生光明磊落,为人厚道爽直,能忍能让,没多少个人名利之心。可是,他的这一举动,却实在让人无法赞美。革命领袖,在酝酿建国之际,就试图以武力破坏民主宪政。如此看来,后来无论是收买议员,还是收买选票,都不算奇怪。在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地方,民主共和制度初建之际,一切都很脆弱,常常是一不小心就破坏了。

由于孙中山和黄兴的态度,一些议员不再坚持,尤其是同盟会议员。但一些议员并没有被吓倒,仍然坚持反对定都南京。最后投票的结果,是19票对7票,孙中山定都南京的主张终于通过。

可是,消息传出,报纸纷纷批评孙中山,认为他坚持定都南京全无道理,只是“胶执成见”,为南北和平增添障碍。革命领袖如章太炎、宋教仁等人,也都反对定都南京。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使从普通的军事政治地理考虑,首都也不该设在南京。因为道理明摆在那里,所以各省的都督也纷纷打电报到南京,反对定都南京。

接着是选举大总统。孙中山当选时是16票,袁世凯却得了17票,全票通过。

与此同时,还有一件事让孙中山不大高兴:临时参议院在通报改选结果的电报中,把新当选的总统袁世凯称作“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世界之第二华盛顿”。

看来,议员们的确没把孙中山当作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因为袁世凯不愿到南京就职,孙中山发起了脾气:袁世凯一日不南下就职,本大总统就一日不解职!

孙中山的做法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江苏都督庄蕴宽等指责孙中山与黄兴强令参议院修改决议的做法是行政权侵犯了立法权,是违法的。黎元洪等人也通电表示抗议。南北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对孙中山等人的做法进行批评。即使在后来完全站以孙中山立场上的史家笔下,透过那些否定性的词语,仍然不难看到当时的情形:

……他们还通电南北各省,别有用心地宣传,如果要袁世凯南来组织政府,则北方各省的“秩序”就难以“保持”,帝国主义就要乘机入侵,“统一政府之必在京津,毫无疑义”,借以耸动社会,反对南京政府。在他们的煽动下,浙督蒋尊簋、湘督谭延闿、滇督蔡锷、桂督陆荣廷、浙军司令朱瑞、粤军司令雨平以及蓝天蔚、蒋雁行等,也纷纷通电响应,反对南京参议院的正确决定。反映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的上海几家大报,如《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天铎报》、《爱国报》、《民报》、《民声报》等,也随同鼓噪,纷纷要求建都北京,好让他们这些“喁喁望治之民”早日获得“安宁”和“秩序”,以便从事“实业建设”。章太炎以“光复会”名义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反对建都南京;另又致电袁世凯,直截了当地提出:“公既为参议院公举,请即就职,以顺舆情。惟建都当在北京。”他还在《大共和日报》上发表致南京参议院论建都书,极言建都南京有五大“害”,为袁世凯留在北京制造舆论。

根据这样的历史叙述,无论多少人反对,孙中山都是对的,反对他的主张,就是破坏革命。而那些希望和平,希望秩序的人们都统统被嘲弄和否定。但是,无论怎样叙述,都掩盖不了当时的人心所向。

这时候,在同盟会内部,事实上已经没有多少人支持孙中山。但孙中山如此固执,一些人怕因此弄僵,于是提出了一个办法:派人到北京迎接袁世凯,一方面要他到南京就职,一方面给予足够的尊重。

当蔡元培等专使团到达北京时,受到最隆重的迎接,宾主相聚甚欢,袁世凯痛快地接受蔡元培的要求,答应安排一下就到南京就职。

但是,29日深夜发生了变故:北京东安门及前门闹市区发生了兵变。慌乱中,蔡元培等人逃入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兵变迅速蔓延到天津、通州、保定等地。北方各省纷纷打电报阻止袁世凯离京。列强纷纷准备调兵进京保护侨民,同时强烈要求南京政府放弃成见,让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国内外舆论纷纷指责孙中山。31日,露透社专电,认为孙中山坚持要袁世凯南下的做法“全系意气用事,并未为大局着想”,招致这次骚乱,“于共和前途危险至大”。黎元洪发表通电,希望不要再无谓相争,他认为:“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为国家着想,就不要固执己见。

于是,蔡元培发电报向孙中山汇报情况,提出不再勉强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建议。

孙中山不同意专使团的建议,坚持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但此时黄兴等人也不再支持他。《民立报》评论文章说:“各都督、名督抚、各军团、各报馆、各政党、各绅商,大多数主张北京矣,而又迟迟不能统一者,则以孙总统主持南京故……参议院而欲以统一之功也,必主都北;参议院而欲统一之罪也,或主都南。”[《民立报》,191238日。]上海几十家报纸联合致电孙中山,要求他放弃己见,让袁世凯在北京组织民国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33号。]

过去的历史叙述讲到这里,常常要说革命党人的报纸也没有了组织性和纪律性,竟然与领袖对立,但由此更可以看到,非要让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只是孙中山的意志,革命党人也是大多不同意的。

在这种情况下,参议院审议的结果是:同意专使团的建议,请袁世凯在北京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参议院形成了六条决议:一、参议院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二、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接到宣誓之电后,即认为袁大总统已受职,并通告全国;四、袁大总统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国务员姓名电知参议院,征求同意;五、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待事宜;六、孙大总统于交待之日始行解职。

无论多么不痛快,孙中山还是同意了,所以,在1912年,他仍不失为伟人。

此时在孙中山可以有几种选择,比如,他可以誓死保卫到手的权力,把劝他辞职的人,通通定为叛徒,划入敌人的阵营,然后除掉;比如,他也可以不管条件是否成熟,以少数支持者的力量以南京作为革命根据地,立即北伐,与袁世凯拼个你死我活;再比如,在参议院做出违背他的意志的决议时,他可以武力解散参议院,也可以通过暗杀而让那些反对他的议员从人间蒸发;在众叛亲离之际,也仍然可以把南京人民变成人质,关起门来做总统……可是,孙中山没有那样做,而是承认失败,虽然心中憋闷,还是和平地交出了政权。

这一举动,就划开了传统政治家与现代政治家的界线。

勇于交出政权的,才是现代政治家。

1912年,中国有许多伟大人物,隆裕太后,袁世凯,黎元洪,孙中山,他们的表现虽然常常是很勉强,很无奈,但他们都没有铤而走险,而是以他们的宽容、忍让和妥协,开启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

    谈判,妥协,本是现代政治的题内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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